第一节 传统的白莲教
作为佛教弥陀净土宗的世俗化教派的白莲教，在元代已经与茅子元倡教宗旨相去甚远了。它吸收了当时广为流传的弥勒教、摩尼教的一些教义和口号，在不断脱离传统轨迹的同时，与农民革命逐渐融合。元代末叶，白莲教的许多教派纷纷打出弥勒佛的旗帜，倡导明王出世，弥勒下生，说明它已经从传统的白莲教中蝉蜕出来，变成了农民阶级反抗封建政权的工具。从此茅子元倡导的东西几乎成为历史陈迹。弥勒下生观念反成了白莲教的主要信仰，而统治者也往往以弥勒下生观念作为白莲教的标志，白莲教从一度的合法教派，彻底演化成民间秘密宗教。
元政权在农民革命中败亡了。曾以白莲教起家的朱元璋一统天下，颁布大明律，公开禁止了白莲教。宣布白莲教等教派为“一应左道乱政之术”，“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所用词句都是照搬元代诏令。但白莲教的活动并没有止息，它再次转入地下，在民间秘密流传。这种活动遍布大江南北，贯穿着整个明代的历史。
明代的白莲教所表现的形态更为复杂。其一，它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一个领导核心，各地白莲教支派不相统属，互不往来，而且信仰杂肴，没有统一的经书和教义。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点，那就是多数教派信仰弥勒佛及二宗三际之说。而这种教义并非白莲教所原有。二，从活动方式到对统治阶级的态度上往往迥然有别。一些支派被农民群众作为对抗明政权的组织手段；一些支派的宗教领袖则蜕化成地主分子、地方豪绅，他们捐纳为官，甚至干谒公卿，参与当权派内部的斗争；一些支派则走向歧途，沦为异族侵扰的工具。错综复杂的明代白莲教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以小农、小手工业者为基础的宗教组织，在封建制度的高压之下是不可能有特别稳固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核心的，而其信仰的混杂和政治态度的多变，恰恰反映了底层群众在现实世界寻找不列出路时思想上的盲目与混乱。所以把白莲教看成一个统一不变的组织和单一的农民革命的工具，无疑是错误的。
明代，部分白莲教支派，曾作为农民起义或暴动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洪武初年，陕西红巾军余党在金刚奴和高兴福的率领下，聚众起事，由对抗元政权转向对抗朱明王朝。他们袭用小明王韩林儿年号，自称弥勒佛与四天王，不屈不挠，奋斗了四十年之久。[7]与此同时，福建、江西等处发生了多起白莲教起义和暴动。在朱元璋、朱棣统治的半个多世纪，白莲教因袭元末传统，不断地与新王朝发生对抗，涉及面几达半个中国。而其中最有名的起义发生在华北地区的山东省。
山东省的民间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白莲教活动要区。明初，当局以该省习教风习炽烈，意图安抚，加以革除。永乐年间，山东蒲台女子唐赛儿以白莲教术吸引群众，自称“佛母”，信徒达数万之众。唐赛儿在传教之始，亦无大志，仅以传教为发财敛钱之具。后因教势过大，遂为当局瞩目，唐赛儿受到缉捕，“遂称反”，“官军不能支，朝命数路击之。屡战，杀伤甚众，逾久不获”[8]。义军势力先后达到益都、诸城、安邱、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上命使驰驿招抚之，不报。乃遣总兵安远侯柳升等讨之，贼众败去。”[9]据云，起义失败后，唐赛儿削发为尼，不知所终。
明代中叶，白莲教起义活动基本沉寂下去。至明末天启二年，山东省再次爆发以徐鸿儒为首的白莲教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革命的序幕。徐鸿儒所率之白莲教，并非纯粹白莲教派，而是罗教与白莲教的混合物。明万历间，徐鸿儒之师王森创闻香教，又名大乘教或弘封教。据清代史料记载：罗教分五支，其一即闻香教。[10]关于闻香教及山东徐鸿儒起义，将于以后章节加以介绍。
在明代，还有部分宗教领袖是把白莲教作为敛钱致富或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加以利用的。明代中叶之李福达父子即是如此。李福达，山西崞县人，其家族世习白莲教。他的祖父在成化年间曾参与荆襄一带白莲教起义，叔父是山西白莲教首王良弟子。李福达“初坐妖贼王良、李钺党，戍山丹卫，逃还，更名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海卫。复逃居洛川。以弥勒教诱愚民邵进禄等为乱。事觉，进禄伏诛，福达先还家，得免”[11]。此以后，他改名张寅，捐纳为官，充任太原卫指挥使，有子大仁、大义。嘉靖皇帝登基后，崇信道教，这种风习染及公卿士大夫阶层。李福达父子乘机用方术干谒武定侯郭勋，假称以药物可化金银，因此得宠。郭勋又以方术得宠于嘉靖皇帝。嘉靖五年，御史马禄侦知李福达父子为白莲教徒，欲法办。郭勋为李氏父子求免，马禄复劾郭勋“庇奸乱法”。嘉靖皇帝对李氏父子“置不问”，因此激起数十名廷臣愤怒，纷纷弹劾郭勋。郭勋则以群臣结党、借端陷害为辞，引起皇帝对群臣的怀疑。此次党争以群臣败诉告终。马禄等一批官员被谪戍边疆或免职，而白莲教头子李福达却官复原职。
在明代，类似李福达这样的白莲教领袖，由传教而致富，再捐纳为官者绝不止此一例，而以传教成为一方巨富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些白莲教头目出于个人野心，公然勾结异族侵扰势力，出卖民族利益。
明成化间，蒙古族首领屡次率兵袭扰山西、陕西北部。当时山西白莲教首王良“学佛法弥陀寺。……忻州民李钺，闻而悦之，愿为弟子。所谈皆虚幻事，从之者至数百人，遂谋不轨。相与言曰：我佛法既为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难；但边兵密迩，虑或相挠阻，若遇鞑虏通谋，令其犯边，因与官军出御，乘间而起，事可济也。”于是王良撰表上蒙古领袖小王子，请其出兵晋北，愿为内应。事发，为明军围剿，在五峰山拿获王良及同伙一百余人，收缴“妖书、器械、衣服、马匹颇多”，同党五十四人被械送北京，“悉斩之”。[12]
明嘉靖二十四年，山西应州人罗廷玺等人以白莲教“惑众”，并晋见代王朱充灼，“为妖言”，“因策划约奉小王子入塞，藉其兵攻雁门，取平阳，立充灼为主；事定，即计杀小王子，充灼然之。先遣人阴持火箭焚大同草场五六所，而令通蒙古语者卫奉阑出也，为总兵周尚文逻卒所获，并得其所献小王子表，鞠实以闻。逮充灼等至京，赐死，焚其尸”[13]。
嘉靖三十年，白莲教首肖芹、吕明镇与同党多人，引导蒙古军队犯边。[14]
嘉靖三十六年，北直隶蔚州白莲教首阎浩等出入漠北，向蒙古人泄露边情，为明军捕获。[15]
崇祯九年，白莲教头目崔应时等五十人在锦州城内，向围城的后金政权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投递密书，愿为内应。信中吹嘘皇太极为弥勒佛转世，当代朱明统领天下，为真主。崔应时等败露，为明军处死。而其同伙胡有升等人，在锦州城破之后，被清政权封为三等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世职，赐与大量财产、奴仆。胡有升后来官至南赣总兵官，子孙世袭五代，逾百年之久。[16]
上述史料足以说明，明代白莲教依然具有一定实力，然而形态各异，互不统属，已经迥异于南宋、甚至元代的白莲教，与佛教弥陀净土宗更无内在关联，仅余自莲教之名，而无白莲教之实。在统治阶级的眼中，它成为一切“邪教”的总称。白莲教，特别是活动在山东省一带的教派，对后起之八卦教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然而，八卦教还受到多种其他民间教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