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7世纪中叶，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政权，不再满足于中国东北的一隅之地，乘李自成农民起义刚刚占领北京、立足未稳之机，叩关南向，以气吞山河之势，扫荡群雄与朱明王朝残余力量，造就了一个八方一域、九垓同属的大帝国。封建专制制度被这个王朝发展到了顶点。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体高踞于数千万、而后是数亿人民的头上，用铁血政策和愚民政策控制着整个中国，它钳制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政权的严密和残酷是空前的。从表面看来，它稳固，像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雄图大略的帝王们幻想造就一个万世不败之基。然而这个政权不过是整个封建时代历史的一抹回光返照。封建制度发展到那个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没落了。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也突出地表现在宗教领域。“末运法弱魔强”，作为正统宗教的佛、道两教急骤的衰败，代之而起的是不可遏止的民间宗教运动的狂潮。数以百计的民间教派，分布在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地域，它无时不在，无处无之，构成了难以数计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形成了一种对清政权的异己力量。这是对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权的一种无声的对抗和离异。民间宗教是一种宗教力量，但有时它也转化成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民间宗教运动是一种宗教运动，但有时又转化成农民革命运动。这就造成了一种清政权极难对付的局面：“激之则生乱，容之又属养痈”，统治者不能把所有的信仰者统统法办，但又不能不严加剿捕，因为任何一个普通的信仰者都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宗教预言家，以布道的名义，发展成巨大的教团，而后“代天行事”。民间宗教像野草，火烧不尽，根株难断；它又犹如葛藤，缠绕着大清帝国，一直到这个政权的终结。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构成了有清一朝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

清代大的民间教派很多，分布也不均衡。在华北地区有罗教、黄天教、红阳教、清茶门教、一炷香教、龙天教、八卦教等教派；在江南七八个省份活动着罗教体系的大乘教、无为教、老官斋教、龙华教，以及三一教、长生教、收圆教等教派；在西南活动着鸡足山大乘教、青莲教、金丹教、刘门教等教派；在西北活动着罗教、圆顿教、明宗教等教派。在数以百计的民间教派之中八卦教与江南斋教、西南大乘教堪称三足鼎立，而八卦教活动在华北地区，势力渗入畿辅，在清代民间宗教运动中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重大影响，在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时代，深深地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清前期的华北，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或暴动与八卦教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清代末期的义和团运动与八卦教的活动也密不可分。然而在我们探讨类似八卦教这样的民间教派时，仅仅囿于它们与革命运动的联系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不但有一部佛教史、道教史，还有一部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历两千年而不衰。民间宗教不仅是中华民族宗教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而且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下层人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它对中华民族的性格的形成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我们研究八卦教的过程中，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特别是它与正统宗教的佛教与道教的关系史。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之间虽然有着质的不同，但两者并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壕沟。世界上著名的宗教没有一个不是民间宗教孕育产生的；而后起的一些民间教派又往往是正统宗教的流衍和异端。两者在组织、信仰、宗教仪式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代，原始道教便开始孕育发展了。当时楚人崇巫术、重淫祀，而燕赵齐鲁一带则盛行着神仙方术。前者启迪了屈原的《九歌》与《离骚》；后者则助长了秦始皇长生不朽的妄想。前者孕育了艺术的神奇幻境；后者却开启了中国人面向东洋的探求。但两者都是汉代民间道教发端的源头。到了汉代，五行相生相克，及谶纬经学成为一种时代的主宰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在人类世界之外，有着一种神秘力量，它才是人类命运和社会变迁的动力。这种宗教化了的儒家思想无疑受到巫术、神仙方术思想的启示和滋养，反过来又对原始道教产生深刻影响。

汉末，有大规模组织体系的道教出现了。求道鹤鸣山中的张陵及张衡、张鲁，创造并发展了五斗米教，以符书惑人，符水治病，兼挟鬼道，无疑是受到盛行南方的巫风巫术的影响；而北方则有张角创太平道，他虽然也以符水为人治病，但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又恰恰是五行相克和谶纬经学的回声。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但在不同条件下，转化成相反的内涵。五斗米道、太平道教无疑都是民间道教，因而导致了统治阶级的镇压。

民间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二三百年的发展、演变，由于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封建文人的改造、润色，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阶制度和仪式规范，教义内涵发展成“匡世救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说教，遂为统治者喜闻乐道，在南北朝时代成为正统宗教，从此跻身于封建统治思想三大支柱的行列。然而在道教主流沿着封建文化轨道发展的过程中，其支流依然在民间蔓衍流传，甚至发展为暴动。当时以所谓教主李弘为名的农民造反事件不胜枚举。而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者亦信奉道教。可见在南北朝时代，道教仍然呈现一种复杂的格局。

唐、宋两朝，道教鼎盛一时，真正发挥了正统宗教的功能。但是到了北方大乱的金代，中原文化毁于一旦，儒家思想亦被弃之不顾，读书人地位下降，遂有大批人出入佛、老。苦难的时代，新的宗教应运而生。当时陕西人王重阳在终南山修道，“遂通仙术”。他倡三教合一，主张炼养，创立了全新道派——全真道。数十年间作为民间道教在底层传播。直至元初，其弟子丘处机为元太祖召见，全真道才成为合法教派。元代中叶，这支道派又骤然失势，除少数大观外，信仰下移，再次走向民间，开了黄天教等民间教派的先河。与全真道同时代问世的混元道不具备成为正统宗教的条件，数百年间在底层发展，到明清时代演变成红阳教、混元教等民间教派。

两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急骤转折，道教在另一方面也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道教并未改变其追求长生不死的初衷，然而在生与死这个世间头等大问题前屡屡碰壁，以鼎炉炼外丹的方法逐渐为历史所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内丹派。道士修炼内丹固然对延年益寿颇有补益，然而它的神秘色彩，单传独授的组织形式，都导致各类异端思想和虚幻的妄念与行动的出现。明清时代的黄天教、长生教、三一教、一炷香教、八卦教等等民间教派都与道教内丹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明清时代，道教演变的最大特点是日益走向世俗化、民间化，道教衰落了，但道教的流衍——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民间教派却大倡于世，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两千年的道教史是一部由民间走向正统，再由正统走向民间的历史。

佛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与道教相仿佛。不同的是，佛教在传入中土以前，在印度次大陆及中亚一带已经传播几个世纪，成为一种成熟了的、为统治阶级信奉的宗教。佛教也经历过从民间走向正统的漫长历程。悉达多创立佛教的时代，人们并未将其视为独一真教。是时有所谓“九十六外道”之说，佛教仅是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宗教思潮的一种。直到一百多年后，它的历史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以后，如水上浮萍，颇难扎根，只得依托神仙方术，佛徒亦被称为“道人”。但佛教思想较快地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东汉初年楚王刘英已“学为浮屠”。东汉末年，皇宫中已建立黄老、浮屠之祠，佛教与黄老思想并立了。然而佛教的玄妙教义是很难为下层群众接受的。到了西晋时代，印度人竺法护首译《弥勒下生经》，那里描写了一个“谷食丰贱，人民炽盛”、“人心均平，皆同一意，……无有差别”的理想彼岸千年王国，是时弥勒佛三行法会、普度众生。这种虚幻境界与西晋以后动乱苦难的现实生活恰成鲜明对照，不能不引起芸芸众生的强烈信仰，甚至启迪了部分不甘现世苦难的群众为追求“无有差别”的宗教王国起而抗争。从西晋到隋代，沙门僧侣举旗造反称王者，不胜枚举，而以“弥勒下生”为号召的弥勒教也从佛教中演化出来。北魏时代，冀州沙门法庆的大乘教声称“新佛出世”，发动起义。隋代大业九年，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佛转世，率众数万起义。可见弥勒教、大乘教都是从佛教异端分化出来的民间教派。

像道教一样，隋唐时代佛教也发展到鼎盛时期。是时寺院林立、宗派辈出。著名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禅宗等都在此时真正形成。但流行于底层社会的民间佛教——三阶教也日益发展、兴盛。两宋以后，佛教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禅宗日益为广大上层官僚及知识分子所欣赏，它否定偶像、经忏，不顾规矩方圆，成为士大夫阶级闲适、解脱的工具和下层知识分子摆脱精神苦闷与专制高压统治的避世良方。理学的出现得力于禅宗的影响，而禅宗本身又具备着对抗理学的内在力量。明代以后禅宗的影响日益走向下层，明代中叶一支影响巨大的民间宗教——罗教问世了，罗教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禅宗教义。明清时代罗教及其各类异名同教活动在华北、江南、西北等十几个省份，成为那一时代首屈一指的大教派。罗教的问世和发展是禅宗思想在下层社会的一次大传播，是底层群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新的追求。

与禅宗不同，净土宗较早地走向民间。净土宗分两种：弥勒净土、弥陀净土。弥勒净土宗世俗化早于弥陀净土宗。弥陀净土宗真正世俗化是在白莲教出现以后。南宋初年，浙江、江苏分别出现了两个弥陀净土宗世俗化教派：白云宗和白莲教。白莲教在初创阶段仅仅是一个净业团社性质的组织，创教人江苏昆山沙门茅子元以四种果报吸引群众信仰。信徒们吃斋念佛，却不必祝发修行。家居火宅，娶妻生子，与平民无异。因此迅速赢得大量信徒，“愚夫愚妇”，“皆乐其妄”。茅子元倡教不久，被当局以“食菜事魔”的罪名发配江州。白莲教当然不是摩尼教。摩尼教是一种受佛教影响很大的外来宗教，隋唐时代由波斯传入中土，不久即遭禁断。唐安史之乱后，该教随回纥军队再次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成为合法教派。会昌三年，武宗灭法，摩尼教与佛教同遭毁禁，从此在下层秘密流传，成为民间教派。南宋当局将白莲教与摩尼教混同起来的时间不长，大概发现白莲教对封建教化颇有补益，遂承认其为合法教派。据说茅子元也受到皇帝诏请。元代，白莲教发展到顶盛时期，“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至与梵宫道殿相匹敌。”^[1]元政权除在极短时间曾经禁断该教，基本采取认可、保护的政策，白莲教上层宗教领袖也与元政权采取合作乃至依附态度。另一方面，底层群众也不断利用白莲教的影响从事对抗元政权的活动。这类活动从元初至元末从未间断，终于酝酿成元末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

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家学说宗教化的倾向曾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宋代理学问世，宗教化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陆王心学把人的主观意识绝对化，遂为一系列新型宗教的出现开启了大门。明代嘉靖年间在福建问世的三一教，清代中叶在四川问世的刘门教，以及同时在山东问世的黄崖教都是由标榜陆王心学的学术团社逐渐演化成民间宗教的。正是在把理学与佛教、道教融汇贯通的过程中，一大批民间教派倡导起三教合一的教义，成为为数甚多的教派的共同信仰。

明代中叶，以罗教的问世为转机，一场新兴的民间宗教运动作为千百万群众信仰的补充物，代之而起。这一运动在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革命中经历了暂短的沉寂，在清代以更加蓬勃的气势向前发展。八卦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八卦教不仅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民间教派之一，从整个的民间宗教史来看也具有典型性。因此，搞清这个教门的来龙去脉，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教义思想、活动方式、与农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对底层社会风习的影响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它的历史构成了清代史的一个侧面，也是中国民间宗教史不可缺少的一环。

以往的学者也有研究八卦教的，但由于史料欠缺或观点片面，大都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进行发掘、探讨。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八卦教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宗教史，站在这个基点上才能明了它的各种转化形态，才能明了它不同于一次普通的起义或暴动。这个宗教是深深扎根于历史传统和千百万群众信仰的肥沃土壤之中的，所以当几次八卦教起义失败了，但八卦教却依然故我，倡行于世，甚至当整个上层宗教领袖集团都复灭了，却不能阻止人们对它的信仰和对创教人的顶礼膜拜。这是一种何等惊心动魄的力量。如果对这种力量漠然视之，就很难对中华民族在封建时代的品格作出深刻的、如实的分析，也就很难对今天不少人骨子里的封建的、乃至宗教意识寻根溯源。

本书的写作主要依据清代档案和作者几年来在各地发掘的八卦教的传教经书。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使我有可能为八卦教作传，但汗漫的史料无疑又加大了课题的难度。我不惴浅薄，承担啃酸果的任务，目的在于为清代历史和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大厦添上一砖片瓦。

[1] 刘埙：《水云村泯稿》，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