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创成于山东的世俗化道教教派——一炷香教
明代中末叶,活跃在华北地区的民间教派,大多数创成于北直隶。罗祖教、静空教、还源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龙天教、圆顿教等等是其中较著者。唯独一炷香教创成于山东境内,与清初问世的八卦教构成了清代山东省内的两大教派。
一炷香教创始人董吉升,字四海,山东商河县董家林村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死于清顺治七年。信仰者皆尊其为“董神仙”或董老师父。生前其徒分为八支。第三支为一炷香五荤道,第八支为添门教。此外,该教还有如意教、好话道、摩摩教、一炷香天爷教、平心道等名目。教名虽异,教义雷同。董姓家族以明末倡教始,至道光十六年止,“世愆七代,派分八支,时阅二百一、二十年”[53],该教信仰者分布在山东、直隶、北京,远播于盛京、吉林诸省。为清代北方影响较大的教门之一。
一炷香教派虽多,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与道教关系密切,明显是道教的流衍。
创教人董四海,生前曾在章邱县枸峪地方出家学道。而后世的许多主要传教人皆为道士,他们把持着一些地方的道教宫观,从事宗教活动。据清代档案记载:董四海创立一炷香教以后,“收已故章邱县人徐名扬为徒,徐名扬转传历城县郑家码头三官庙已故道士曲星斗,及章邱枸峪观音寺已故道士宋文滕,峰峪关帝庙已故道士杨超凡三人”。这三人又在三座庙内转传道上多人入教。[54]
与此同时,直隶南宫县三官庙、山东禹城县龟台寺、三官庙、七圣堂都为传习一炷香教的道士所把持,递衍多代。这些道士在寺庙内设天地台,焚香膜拜,定期做会,编造劝善歌词,“用鱼鼓、剪板拍唱,劝人修善”。信徒多人,跪一炷香,望空祈祷,以图治病获福。[55]
也有许多教徒不占据庙宇宫观,但内中多为无度牒的云游道士。这些人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把一炷香教的教义传布乡村集镇。诸如清代嘉庆二十二年,承德地区发现一炷香教活动,当局寻根溯源,知是道士简三所传。嘉庆二十二年直隶河间府发现的如意教,即为云游道士王老道所传。乾隆四十年三月在盛京发现的三股一炷香教教徒传教活动,其中一股即为宁远玉皇庙云游道士袁道仁所传。
上述各派,虽然没有以宫观为活动中心,但与以宫观寺庙为中心的教派相似,大都做道场,为人消灾祈福。教徒们往往数十成群,于期赴会,或持数珠,或持木鱼、皮鼓、简板之类。相对席地而坐,击打乐器,口唱劝善歌词。这些人“每月各带干粮,做道场二、三次,并无经卷、图像”[56]。他们多为庄户人家,定期相与聚会,抒发宗教感情,或为人祈福治病。与道教建醮并无本质不同。
这种活动从明末以迄于清末,数百年间愈传愈广,至少在清末,已传至北京:
一炷香教……,该教门规矩极严,以敬佛为宗旨,不杀生,不言命,吃长斋,焚香,日日坐功运气,其终向望死后脱下皮囊,往西天成佛作祖,为乐境也。[57]
本来以成神仙为最终归宿,经过漫长的时代演变,某些教派追求起成佛来了,但其崇道本质并未改变,“日日坐功运气”,恰恰得了道家绪余。
而东北地区,“自吉林至山海关内外,以迄张家口一带”,其教信仰者“实繁有徒,……谓可消灾免祸,尚无举事重情。”[58]这个道教流衍而成的民间宗教,在清末已成燎原之势。
为什么一炷香教,以及前面述及的黄天教、弘阳教大都受到道教之风熏染呢?原因很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末叶,下迄清末,道教教派越分越细。据日人小柳司气太所编《白云观志》载,这期间道教派系已分成八十六类。其中除了一些大的宗派把持着道教宫观,有着明确的传承谱系,而宫观无法容纳的非嫡传子弟只能各处云游,四海为家。明代万历间,游食僧道已“街填巷溢”,“十百成群,……踪迹诡秘,莫可究诘”。[59]这些僧、道在民间传布法事,得有余钱。或修观以传道,或立祠以安身,以至“迩来淫祠日盛,细衣黄冠,所在如蚁”,官方不得不下令严禁:“今后敢有私创禅林道院,即行拆毁,仍惩首事之人,僧道无度牒者,悉发原籍还俗。”[60]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些道士为膨胀的宗教信仰之风所鼓动,遂自造经书,自创教门,自称祖师,致使民间形形色色的道派蓬勃兴起,依托道教,扩大教势。一炷香教创始人董四海,利用了这般“邪正不分”、“法弱魔强”的气候,在山东独树一帜,展露头角。在出家以后,妄称得道,门徒亦尊其为神仙,建观树庙,进行公开的宗教活动。这种披着道教外衣的民间教派眩惑了清政权的耳目,致使清政权长期以来未能发现该教活动。直到嘉、道之际,才发现个中秘密,加以取缔,然而为时已晚,一炷香教已遍传华北、东北广大地域,根株难尽了。
一炷香教是明清诸教门中最保守的一支。它在信仰上依附正统道教,在政治上靠拢当局,在道德伦理上维护封建秩序。其教义的本质是鼓吹忠孝二字,它所谓的行善行好都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窠臼。这个教门没有经卷,其教义皆为世代口授的《劝世歌词》、《父母恩理应赞念》等韵文。这些歌词“缘系白日唱说好话,并非夜聚晓散,……及念诵别项经咒”[61]。当局也认为“此教实止图免灾难,其唱念歌词系劝人为善行好,委无煽惑敛钱不法别情”[62]。因此对这个教门的信仰者从未从严处置,“凡能具结改悔,赴官投首,准其免罪”[63]。下面我们录一段歌词,便知原委:
双膝打跪一桌前,对给老天说实言。
父母堂前多进孝,别要哄来不要瞒。
犯法事情再不做,钱粮早上米先完。
乡里养德多恕己,这是行好才全还。
行好劝人三件事,戒酒除色莫赌钱。
依天靠天,向天要吃穿,天赐雨露,普地下遍,丰收了都吃饱饭,不受饥寒,天也没图半文钱。日都吃三餐,拍拍心,该将佛念: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
这是一个自甘屈辱、克己顺受的教派,对天、对官,低眉驯服,恪守律条,数百年间没有一支教派参与过任何一次造反行动。它要教徒信守的教义多符合康熙皇帝的“圣训”:“敦孝弟以重人伦”、“私乡党以息争讼”、“明礼让以厚风俗”、“完钱粮以省催科”……。正是由于这种信仰和风习的渗透熏染,在清末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形势下,山东还是出了武训这样逆来顺受、自轻自贱的典型。
八卦教与一炷香教是完全不同的教门。清代中叶,八卦教成了华北地区动乱之源,而在大乱不止的情况下,一炷香教徒也能乱中取静、安之若素,甚至为暴政唱赞歌,安人心。然而并不是说一炷香教对八卦教没有影响。在八卦教创成的康熙初年,八卦教从组织、信仰到道德规条上都受到一炷香教启迪和熏染。这种情况,我们将在以后章节中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