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从闻香教到清茶门教
明代万历中叶，直隶蓟州、滦县一带诞生了一个罗祖教与白莲教的混合教派——闻香教。这是明代末叶，积极参与政治、教势膨胀最速的教派之一，它曾给清初问世的八卦教以深刻影响。闻香教，又称弘封教、东大乘教，明代官书史料则称其为白莲教。到清代易名为清茶门教，又名清净门教，有时也混称为红阳教。
闻香教创始人王森，原名石自然，北直隶蓟州人，皮匠生理，后移居滦县石佛口村。据云：
王森于先年间曾路遇妖狐，被鹰搏击，口作人言求援。王森收抱回家，遂断尾相谢，传下异香妖术，后称为闻香教主。又创白莲教为大乘弘通教，即弘封教。传播畿南、山东、南直隶、河南、陕西、四川等处，远近相附。王森遂立大小传头会首，每会二、三十，人数多寡不等，及已决谋反。贼首徐鸡儒、于弘志、周志德、许应龙与许大同，同善友李天禄、伪太师周印等俱为徒弟，各相群聚，贡纳香钱，置买庄田，供奉尊崇如活佛。[64]
王森所谓得“妖狐异香”创教，不过是创教人或信仰者附会神奇，光大自身的手段，不足为信。王森授受，史无所载，其为蓟州人，而蓟州盘山一带为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诸派发祥地之一。罗梦鸿所创无为教在密云传开以后，蓟州首当其冲，深受影响。梦鸿物故后，其女佛广入盘山修行，时在明嘉靖初中叶。有的史料讲，佛广与其婿王善人创大乘教。[65]而另一民间教派还源教之祖还源亦入盘山修行。[66]王森恰逢其时其地，耳濡目染，遂学道其间，后来为愚骗百姓，自称得妖孤异香创教。闻香教创始之初应为罗祖教流衍。据清代嘉庆二十一年直隶总督那彦成调查罗祖教传播情况时得知：“罗祖分传五支，一支在石佛口王姓。”[67]所谓石佛口王姓即指王森。同年龙天门教徒李和修供词亦云：“米奶奶是后天，又系先天罗祖所传”，“龙天门教即系罗祖教，又系清茶门教”[68]。由此可证闻香教（即清茶门教）是从罗祖教中演化而来。闻香教在明末还是崇奉罗祖教的。据史料记载，当时王森大弟子王福、魏汝平曾去罗梦鸿老家即墨请经，“将山东即墨县发来经卷，并妄造妖言来子解与众人密讲。”[69]明中末叶，罗祖教以密云及山东即墨县为中心传教，并创印经卷。所谓从即墨发来经卷，应为罗祖五部宝卷无疑。但闻香教又明显地受到白莲教的影响，王森、王好贤父子“僭称弥勒佛主之尊号，造乾坤黑暗之妖言”[70]。这种思想又非罗祖教所倡，而是数百年来白莲教倡导的宗教思想。
王森创教不过二十余年，教势远播京师及六七个省份。信仰者“此牵彼引，云合响应，顶礼皈依，……不下二百万人”。王氏家族成为一方巨富，号称庄田半天下。其财货皆来自门徒贡奉，“其徒见者，俱称朝贡，各敛积香钱，络绎解送。或盛停别所，以待支用”[71]。凡教势所到之处，“各设公所，使传头者守之，置竹签飞筹，印烙三王字号。凡有风信，顷刻可传千里”[72]。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秘密的宗教王国。在这个信仰主义的领域内，等级森严，教阶繁杂，各司职守，少数上层宗教领袖及其家族成为特权阶层，用宗教的组织手段、眩惑人心的教义、震慑人心的偶像迅速地积累起惊人的社会财富，然后为少数人所攫取。这是一种特殊的剥削方式，邪恶的宗教家利用人们的愚昧以售其奸，使自己成为大土地的所有者。然而，迅速积累的财产又导致分配不均的纷争和内讧，上层统治集团分裂了。万历四十年，“迁安县团山建塔，以森术能动众，举森募化。森以金钱托其弟子李国用、李应夏，而国用乾没之，不为森所容，国用遂叛森，与应夏创立别教，自称太极古佛。……两教弟子，各为其法门以相仇杀，尽发露其过恶。府县拟李国用、李应夏、王森及森之弟子杜福等罪”。万历四十二年王森首次入狱，后出狱。万历四十七年，当局再次“坐森左道，律绞”。王森于是年死于狱中。[73]
王森死后，其第三子王好贤接续教权。王好贤“自称弥勒佛主，仍与徐鸿儒、于弘志等互相结连。徐鸿儒等按季敛钱，解赴伪太师周印处，转解王好贤收用”。万历四十八年，王好贤投永年道按察使手下，充任千总。他借机广罗人马。此后“复投兵部，委用打造军器”。此时人马、器械齐备，“渐生逆谋，将辽阳失陷，内地空虚情形，暗与周印等密约各省传头，俱于天启二年八月中，十方同起”。但王好贤却于起事之先借故脱逃，“徐鸿儒因他事相激，先期倡乱，于弘志相继叛逆”[74]。而王好贤毫无动作，避匿京师，而后乘船逃至扬州。
天启二二年五月初三日，徐鸿儒率众起事于山东巨野，十三日攻入郓城，十四日起猛攻巨野县城，十七日攻占了滕县、峄县，继而围攻兖州、曲阜、郯城。于后攻占夏镇，切断漕运咽喉，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革命的序幕。称国号“大成”，自称中兴福烈帝。山东闻香教起义初势虽凶，败落亦速，仅三个月即为明军击败。徐鸿儒被俘，临刑前叹曰：“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众满天下，事之不成天也。”[75]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其教再次潜入地下活动，教势遍及山东数十州县，成为产生在山东单县的八卦教的社会基础。
明代崇祯年间，明政权已难逃覆灭的命运，闻香教在明政权、清政权、李自成农民起义之间选择投靠了清政权。王氏家族传教中心在北直隶滦县、卢龙、广平一带，地处山海关之南，是三大政治、军事力量角逐争雄之地。清军虎视耽耽，觊觎中原；吴三桂举旗不定，固守割据；李自成雄师北望，挥斥方遒。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及投机心理，王氏家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吴三桂同样的立场。早在清崇德元年，闻香教“十河王”即“石佛王”即派四人前往辽东，“请天聪为皇帝”。其后又派教徒崔应时、胡有升作书与清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愿为锦州城内应，助清军攻城。[76]明清兴替之际，王森之孙王可就投清，受封参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丧命。康熙皇帝特制《诰命碑》，以彰王氏之族：
……尔王道森（即王淼），乃延绥镇延安营参将之祖父，植德不替，佑启后人，绵及乃孙，还彰鸿绪，休贻大父，聿观世泽，兹以覃恩，赠尔为昭勇将军，延绥镇延安营参将。……尔延绥镇延安营参将王可就祖母孙氏，尔有慈谋，裕及后昆，……赠尔为淑人。[77]
在汉族为败类者，在清为忠臣；在农民起义为凶手者，在帝王为植德。足见明清之际，闻香教上层统治集团确实走上了为虎作伥的邪途。
然而，好景难长。清政权入主中原之初，广罗人马，以至鱼龙混杂。一旦政权稳固，接受了传统的典章制度与统治思想，就绝不会容纳“异端邪说”与“邪教”的，尽管闻香教不少首领信徒曾经卖身投靠，也无补于事。清顺治间已露端倪。顺治三年六月给事中林起龙奏称：
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种种名色，以烧香礼忏，扇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真奸民之尤。乞速饬都察院、五城御史、巡捕衙门及在外抚按等官，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以为杜渐防微之计。从之。[78]
此折内的大成教即明代闻香教的改名，其后易名清茶门教。这次办案，当局查获王森之元孙王敏迪，但仅治流徒。
至清雍正十年，滦县石佛口王姓活动再次见诸史料：
查得大成教首系旗人王姓武举，果住滦州石佛口。名下有次掌教二人，一系周世荣，住饶阳县曲吕村，今因瘫痪，有伊弟广东丁忧通判周世臣代主其事；一系王瑛，住深州贡家台。凡教内能宣经讲道者即为小教首，分住各处，招引众人。如深州之郑自昌、衡水县之杨林全、侯燕平、河南地方之靳清宇，皆其领头门徒。……大都以轮回生死，诱人修来世善果为名，吃斋念经，男女混杂。每月朔望，各在本家献茶上供，出钱十文或数百文，积至六月初六日，俱至次教首家念佛设供，名为晾经；将所积之钱交割，谓之上钱粮；次教首转送老教首处，谓之解钱粮。或一二年一次，各有数百金不等。其所诵之经有《老九莲》、《续九莲》等名色，……并钞得经咒数册，俱系鄙俚之词。此等虽属哄诱愚民钱财，尚无谋为不轨情况。[79]
雍正十年的这次“邪教案”，揭开了清初中叶这个教门的部分内幕。在满族入主中原以后，王森部分后裔因军功“入旗”。其中一些人或因参加清政权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或因科举而走上仕途。雍正间王姓总教首为武举，次教首为广东通判。大成教一度在官僚势力的荫庇下潜行发展。王氏家族依然为滦州一带豪门大族。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百十年来群众对王氏家族的偶像崇拜都导致大批信仰者云集而至。而这个家族出于对现世利益的追求，并未因封建政权的高压统治而稍有收敛。他们利用严密的组织体系，到处讲经说法，收取香资，甚至号称“送钱粮”，“解钱粮”，作法与明末王森、王好贤毫无二致。
雍正十年，清政权对石佛口王姓的镇压，使大成教之名消声匿迹。此后官方文档中出现了清茶门教名目。清茶门教教名取自该教做会上供时供清茶三杯的仪式。从明末至清中叶，这个教门就是这样不断更换着教名，以避迫害的。然而许多地区的群众对它的信仰依然故我。明清两代当局多次查办此教，但所获内情甚微，它党坚交固，潜行默运，生命力极强。直至清代嘉庆二十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受命于嘉庆皇帝，对石佛口及卢龙安家楼王氏家族爬梳剔抉，痛断根株，清茶门教教势才骤然衰落。人们才能通过当年的剿捕过程对这个家族的传教活动有了详尽的了解。
在对上述六个教门进行了简要介绍以后，我们或许对明中末叶华北地区民间宗教概况有了大致了解。但为什么那个时代中国会发生如此汹涌澎湃的民间宗教运动潮流？它们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又是什么？
明代中末叶是一个草木为枯、易子而食的时代，千百万群众被腐败不堪的封建政权抛进了苦难的深渊。所谓“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80]。人间的苦难和对这种苦难的叹惜和抗议已经很难以正统的、冷漠的佛道两教的形式抒发出来了。儒学在那个时代继续沿着宗教化的轨道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冲击着程朱的道统，但它仅仅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佛教已经贵族化，成为上层官僚和知识界谈禅清议的工具；道教则更为荒诞，竟以房中术和成仙方直登庙堂，甘心变成皇帝和贵族弄于股掌间的玩物。正统宗教远离了群众，群众也逐渐疏远了它们。这正是正统宗教衰落的原因之一。信仰无真空，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在民间，形形色色的预言家打起宗教的旗帜，不断地汲取正统宗教以及汉唐、宋元时代民间宗教遗留下来的各种思想资料，在尽量迎合不同信仰者需要的前提下，大胆发挥，驰骋想象，构筑了驳杂而又光怪陆离的教义体系，形成了一种低层次宗教冲击高层次宗教、底层宗教冲击上层宗教的态势。这些宗教预言家们动辄撰经写卷、称佛作祖、创立教门，从而扫荡了历代佛、道两教庙宇中一座座尊神的世袭领地，冲击了它们那套万古不败的教义、信条和法规。清初佛教居士周克复曾大声疾呼：“如近世白莲、无为、圆顿、涅槃、长生、受持等教，无非窃佛祖经纶绪余，创野狐之禅，播穷奇之恶，诳诸无识，贪财倡乱。始犹附佛而扬其波，继之角佛而标其帜”。他嗟叹道：“末运法弱魔强，释教至是而坏乱极矣。”[81]这正是佛道衰败，民间宗教兴起的原因和真实写照。如果说佛教、道教已经僵化，形同木偶，再没有什么生命力：那么民间宗教世界则是一个始终动荡的、充满活力的、充满矛盾的世界。在这个领域内，一些教门衰败了，另一些教门兴起了，信仰者不停顿地选择，以择优劣，这恰恰是底层世界不安于封建秩序的征兆。所以我认为民间宗教运动的兴起无疑是对封建秩序的一种挑战，一种冲击。虽然，其中许多教门的教义充斥着大量维护封建伦理的说教，都不能掩盖这个运动整体上的积极作用。明代中末叶，民间宗教的兴起，从客观上为整个清代的民间宗教运动开辟了道路，为类似八卦教这样反传统的教派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料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作为宗教运动本身，它并没有脱出一切宗教所具有的羁绊，它仍然是宗教，它的偶像同样是偶像，虽然更为底层群众所理解、所信奉。它同样布施着从彼岸世界发布的空洞慈悲，但一遇现实即化成泡影。它不能像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火种，也不像丹柯用自己的心照亮黑暗的路径。它无力改变现实世界，更无力给群众带来新思想，它的教义往往沉闷、晦色，令人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它连篇累牍的说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宗教仪式，严重地影响着下层群众灵魂的惊醒，对中华民族民族性的形成起着非常消极的作用。它把一个个凡夫俗予推上了神的宝座，它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造神运动，它鼓动起崇拜偶像的狂潮，对清代，乃至对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构成了潜移默化的障碍。作为整个宗教运动，它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但其中绝大多数教派都属于地方性教派，它还不具备统一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它混乱的宗旨、盲目的行动、分散的意志，使其中任何教派都无法与正统宗教抗衡，而成为统治思想。这些弱点也同样遗传给清初后起的八卦教，八卦教正是在这样混杂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教派，一个既想挣脱枷锁，又无法超脱整个封建制度以及各类宗教影响的悲剧性产儿。这正是清代农民阶级的写照。
[1]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二，万历十五年正月。
[2]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
[3] 《明史》邵元节、陶仲文等传。
[4] 《明神宗实录》卷八四，万历七年二月。
[5]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四十七年三月。
[6]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
[7]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七。
[8] 明祝允明：《野记》卷二。
[9]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九。又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一
[10]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九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
[11] 《明史·马禄传》
[12]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13] 《明史·代王珪传》。
[14] 《明史·鞑靼传》。
[15] 《明史·沈
传》。
[16]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满文老档译件论证之一》。
[17] 《三祖行脚因由宝卷·太上祖师因由总录序》
[18]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的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
[19]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
[20] 《朱批奏折》，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山东布政使费金吾奏折。
[21]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杨延璋奏折。
[22]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
[23] 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
[24]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册一。
[25] 同上。
[26]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二，万历十五年正月。
[27] 清黄育楩：《破邪详辨》卷一。
[28] 颜元：《西存编·存人编》卷二。
[29] 日本泽田瑞穂：《初期的黄天道》，《增补宝卷的研究》。
[30]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万观承奏折。
[31] 同上。
[32]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兆惠奏折，（片一）。
[33] 民国《万全县志》卷七。
[34]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第六分、第十二分。
[35]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第十二分。
[36] 《悟真篇注释》。
[37]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
[38] 颜元：《四存编·存人编》卷二。
[39]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八年四月初九日置直隶总督史贻直奏折。
[40]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
[41] 同上。
[42]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兆惠奏折。
[43]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九日直隶口北兵备道福德禀。
[44] 同上。
[45] 《金史·章宗记》
[46]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八。
[47] 黄育楩：《破邪详辨》卷二。
[48] 《弘阳妙道玉华随堂真经》。
[49] 《混元弘阳叹世真经》。
[50] 黄育楩：《破邪详辨序》。
[51] 《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周理元奏折。
[52]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山东按察使温承惠奏折。
[53] 《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吏科给事中周春祺奏折。
[54] 《朱批奏折》，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置山东巡抚琦善奏折。
[55] 《朱批奏折》，道光七年八月十四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
[56]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
[57] 《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卷二。
[58]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增祺奏折。
[59]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四十七年三月。
[60] 《明光宗实录》卷三，泰昌元年八月。
[61]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
[62]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直隶总督方受奏折。
[63] 《军机处录副奏折》，吏科给事中周春祺奏折。
[64] 明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
[65] 《史料旬刊》第十五期彰彰宝折。
[66]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那彦成奏折记载：“朕逐加披阅，……内有‘还源祖入盘山修行，四维罗祖在石匣域明心’二条”。
[67] 清那彦成：《那毅文公奏折》卷四十。
[68]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
[69] 明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
[70] 同上。
[71] 黄尊素：《说略》。
[72] 同上。
[73] 同上。
[74] 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
[75] 黄尊素：《说略》。
[76] 孟森：《满州老档译件论证之一》，《明清史论著集刊》。
[77] 民国滦县志卷二，《地理·丘墓》，转引自《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第260页。
[78] 顺治：《东华录》，转引自瞿宣颖纂：《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第462页。
[79]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第463页。
[80]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81] 清周克复：《净土晨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