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逻辑的一次大普及与大传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传统形式逻辑在中国得到一次大普及、大传播。形式逻辑通过大学课堂及其他诸多形式向社会传播。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整个社会关注逻辑，学习逻辑。逻辑学工作者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一场政治领袖关注，专业工作者踊跃参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历时十多年的逻辑学大讨论。这一时期传统逻辑的普及与传播有两个特点，一是受苏联的影响，二是受政治领袖的关注。

一 苏联逻辑学教材对我国普及传统逻辑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战略上一边倒，向苏联学习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取向，这也实质性地影响到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

1950年，苏联学者斯特罗果维契所著《逻辑》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了第一个中译本。以此为开端，10年中先后有7部苏联学者主编或撰写的逻辑学教科书中译本引进我国。其中，有维诺格拉道夫和古齐明合著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高尔斯基和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高尔斯基撰写的《逻辑》，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7年和1958年出版；马卡洛夫主编的《逻辑教学大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在这些教科书中，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和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发行量最大，使用者最多。

上述苏联逻辑学教材的框架是传统逻辑的理论体系，反映了当时苏联的逻辑学发展的状况与水平，也符合在我国传播传统逻辑的需求和条件。以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为例，苏联逻辑学教材体系的基本结构是：概念、判断、推理、证明、逻辑基本规律。其中，判断分为简单判断和复杂判断；对简单判断，以量为标准，分为单称、特称和全称判断；以质为标准，分为肯定和否定判断；以所作的断定为标准，分为存在、性质和关系判断；以模态为标准，分为实然、必然和或然判断。复杂判断分为联言、选言、假言判断和负判断。推理部分，依次为直接推理、三段论、选言推理和假言推理、关系推理、归纳推理、求因果五法、类比推理。全书的最后三章覆盖证明和逻辑基本规律。这一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直是我国形式逻辑教学大纲的依照。

新中国成立之初，逻辑课程重新回到大学课堂。传统逻辑继三、四十年代之后于50年代能基本不间断地在我国传播，得益于苏联教材的引入。其间，我国一部分精通俄语的逻辑学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逻辑学在我国日益增大的传播的需求，在引进苏联逻辑教科书的同时，我国的逻辑学工作者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教材。1955年，一兵所著《逻辑学讲话》和赵俪先所著《逻辑学教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出版逻辑著作的序幕。接着，相继出版的著作有：江天骥著《逻辑论丛》，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著《逻辑学讲授提纲》，杜岫石著《逻辑学讲话》，郭扬著《逻辑学讲义》，石村著《逻辑杂谈》和《逻辑分析偶举》，徐元瑛著《逻辑学的对象和意义》，陆征麟等著《逻辑思维基本规律》，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等著《逻辑通俗读本》。自1962年起金岳霖先生主持全国高等学校文科逻辑教材（形式逻辑）的编写，1963年完成初稿，1965年定稿。此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此书至1979年才正式出版。

二 毛泽东对逻辑学的关注

毛泽东同志对逻辑学的关注，是促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号召，对这一时期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说：“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作动词用，甚至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时注意。”^[20]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草案）》中再次指示广大干部“学点文法和逻辑”。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21]毛泽东还指示把一些逻辑学著作印成大字本供年龄较大的高级干部阅读。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在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学习逻辑的热潮，相关的学术机构和刊物也纷纷建立。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了逻辑组，并组织出版了一套《逻辑丛刊》，总结和交流干部学习、研究逻辑的认识与体会。中国人民大学设置了逻辑学专业。北京大学在哲学本科高年级中分出逻辑本科生，为逻辑教学与研究培养专业人才。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举办过逻辑学训练班，培养出一批逻辑学工作者。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1966年，全国的逻辑学专业工作队伍已拥有3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