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逻辑

一 传统形式逻辑东渐

西方逻辑学自明末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传播之旅，最终得以广泛传播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初，西方逻辑学以传统逻辑的形态传入中国，乃是西方科学技术敲响中国文化大门的一曲协奏。

严复（福建人，1854—1921年）是引进西方传统逻辑的最早代表。1902年和1908年，严复先后完成《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译著。《穆勒名学》原本是英国逻辑学家密尔所著《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为西方传统逻辑名著，译本由南京金粟斋1905年木刻出版，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多次再版。《名学浅说》原本是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所著《逻辑初级读本》，概述西方传统逻辑主要内容，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后多次再版。

严复译介西方逻辑名著有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转变国人思维方式。严复1901年致张元济信说，其译著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十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1]。严复1900年应邀在上海讲逻辑。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中说：“（严复）开名学会，讲名学，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2]

和严复一起引进传统逻辑的，还有王国维、胡茂如等。王国维于1908年翻译出版耶芳斯《逻辑基础教程》，取名《辩学》，由北京文化书社出版。原本在伦敦出版，颇有影响。该书分名辞、命题、推理、谬误论等部分，演绎和归纳并重，知识较全面系统，译本简洁明快，影响颇大。胡茂如于1906年在留日期间翻译大西祝著《论理学》，由河北译书社出版，全面介绍亚氏演绎逻辑和培根、穆勒归纳逻辑。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译介西方传统逻辑著作近30种，其中包括国外大学流行教材，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兼该校研究院主任枯雷顿所著《逻辑概论》，根据其数十年教学经验写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在美国是有影响的大学教科书，作者在世时曾发行4版。该书由刘奇翻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该书原作者枯雷顿1905年逝世，到该书1933年要发行第5版时，由司马特修改、增补，改为两人合著，是当时美国大学讲授传统逻辑内容最详、体系最全的教科书。该书由丘瑾璋翻译，取名《论理学大纲》，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我国大学选用国外大学流行教材，使传统逻辑教学水平与国外接近。

20世纪初十余年，我国学者撰写传统逻辑著作10余种。如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蒋维乔著《论理学教科书》，1914年出版张子和著《新论理学》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学者撰写传统逻辑著作80种。如屠孝实著《名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该书认为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及法则之学”^[3]，特称量项“有”只断定对象存在，不具体断定存在量多少。该书为大学教材，有一定影响。王章焕著《论理学大全》，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该书明确论述中国古代逻辑成就，全面论列西方逻辑、中国名辩和印度因明三大传统逻辑体系，为名副其实传统逻辑“大全”，是当时内容最详、体系最全的教科书，为作者在浙江学校任教的教材。

二 以辩证法的名义：形式逻辑曾被取消科学地位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哲学传入中国，有着深厚根基的思辨理性取得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作为一种革命哲学的辩证法，对被称之为主张静止、固定、片面、孤立的形而上学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无情的批判。这当然有理论和历史的合理性，但至少同样重要的合理性是，灵活性必须基于对确定性的准确把握，思辨必须基于分析并经得起分析，辩证法必须遵从形式逻辑的科学规律。这一合理性曾被严重忽视，在理论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造成过巨大危害。在这点上，逻辑学和它所代表的分析理性，在当代中国实际上担负有特殊的重大职责与使命。不同于学术功能，这属于逻辑学的社会功能。

忽视上述合理性的最初也是最极端的理论表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在苏联的影响下，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以辩证法的名义取消其作为科学或学科的地位。

毛泽东在著名的《矛盾论》的最初版本中曾把形式逻辑定性为形而上学加以批判，后在正式版本上去掉了。1930年毛泽东在延安精读中译苏联哲学著作。苏联哲学著作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毛泽东也受其影响。如毛泽东在中译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的话旁，写了赞同性的批语。1937年毛泽东写《矛盾论》，有专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与苏联著作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相同。1940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1946年苏共中央决定在学校开设逻辑课程，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有利于纠正苏联哲学界否定形式逻辑的谬见，1951年《哲学问题》杂志刊登总结逻辑问题讨论文章，批评苏联哲学界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的谬见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肯定了形式逻辑的科学地位。在这种国际哲学背景下，毛泽东说《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4]，在正式发表《矛盾论》时，把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一节删除，与苏联著作的谬见划清界限。^[5]

许兴凯1929年在《“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唯物论》一文中说：“演绎法、归纳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都是以静止的、固定的、孤立的、绝对的方法观察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6]郭湛波1930年在《辩证法研究》一文说：“形式逻辑是静的、固定的观察事物的关系及法则。”^[7]而后，亦英1932年在《论认识论中之形式论理与矛盾论理》一文中说，“在认识论上，只有两大阵营：形式论理与矛盾论理”；“形式论理认为是正确的（指“是乃是，非乃非”——作者），倒是错误的，而它认为是错误的（指“是乃非，非乃是”——作者）倒是正确的”；“矛盾论理否定形式论理，形式论理已经失去了认识中的作用，变成了历史的陈迹”^[8]。叶青1934年在《新哲学的两条战线》一文中说，形式逻辑“复古和保守”，“是进化的蟊贼”，“要竖出革命的旗子来打倒形式逻辑”^[9]；1937年在《论理学问题》一书中说，形式逻辑“反辩证法”^[10]，“必须推翻”^[11]。缪南1936年在《时代论坛》撰文说，要“消灭形式逻辑”^[12]。艾思奇1936年在《大众哲学》说，“我们早已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13]，“用不着形式论理学”^[14]，“决不能让形式论理学占据地盘”^[15]。潘梓年1937年在《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中说，形式逻辑“不能再成为逻辑”^[16]，其规律“已绝对不能用”^[17]。李达1939年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说，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它“全无用处”^[18]，为“辩证法所否定”^[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