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游溪博士毕业于上海大学，其导师为金丹元教授。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孤岛”气候与海派气质——“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研究（1937—1941）》即将出版之时，她希望我能替该书写一篇序言，我慨然应允。我之所以同意替她的著作撰写序言，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我曾经评阅过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并担任了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对她的情况和论文的内容较为熟悉；其二，她从上海大学博士毕业后，即来到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随我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我是她的导师。因此，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为她的第一部专著写序也是应该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抗战史和上海现代史上，上海“孤岛”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存在的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部分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英法等国控制的租界为止。由于该时期的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是日军势力未能到达由英法等国控制的区域，而其四面则是被日军侵占的沦陷区，故称为“孤岛”。
上海“孤岛”时期历时4年多，由于当时日本侵略者暂时无法占领整个上海，而公共租界当局又奉行所谓“政治中立”的政策，所以“孤岛”的政治生态环境十分特殊复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这里，“一边是革命者、爱国者前仆后继、含辛茹苦、不屈不挠的搏斗；一边是日伪势力、租界当局、国民党特工分子的迫害、告密、捣乱、绑架、暗杀、爆炸。光明和黑暗，在‘孤岛’上一刻也不停地纠缠、搏斗”[1]。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一批留守“孤岛”的文化工作者继续进行着各种文化活动和各类文艺创作，复杂的生态环境和多变的政治形势使“孤岛”的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也呈现出驳杂多样的色彩。
就上海“孤岛”时期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而言，以话剧和电影为主，辅之以戏曲、音乐、美术、曲艺、舞蹈等，其中又以话剧创作和话剧演出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由于当时“孤岛”各行各业都先后组织了业余剧社，由此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话剧运动；而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中法剧社、上海职业剧团等一些职业剧社也相继成立，于是，业余演出的“小剧场”和职业演出的“大剧场”相互呼应、相辅相成，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便蓬勃开展起来了。“由于抗战爆发之初时局动荡，直到1938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稳定，戏剧演出才开始全面复苏，因此，上海‘孤岛’戏剧演出的连续时间只有三年而已，但在这三年间，共演出了超过600个剧目，演出场次超过4000场。最盛之时，‘孤岛’每晚话剧演出达到了10场之多；而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现有的话剧史所未曾记载过的。”[2]正是由于“孤岛”时期各种大小剧场的长期演出，使话剧在上海市民中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加上1941年以后欧美影片被禁，而控制在敌伪手中的电影又不景气，大量的电影观众转向话剧，促使了上海话剧运动的繁荣”[3]。在该时期创作的众多话剧剧目中，诸如《葛嫩娘》《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等剧目不仅受到当时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而且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其地位和价值。
与话剧创作和演出相比，该时期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的情况则很复杂。由于上海成为“孤岛”后，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大部分都撤离了上海，电影创作队伍锐减；再加上战火破坏和资金困难等多方面的原因，几家主要电影公司的制片生产工作都陷入了停顿状态。“明星公司由于战火的破坏已无力复业；‘联华’后身的‘华安’在靠发行影片维持了一个短时期后也于1938年6月宣告结束；艺华公司仅靠着发行战前拍好的几部影片支撑局面，也没有进行制片活动；1938年上半年，只有‘新华’一家公司继续拍片。留在上海的电影创作工作者，有的失业，有的参加话剧团体，一部分人则加入了新华公司。”[4]新华公司出于商业目的，在1938年拍摄生产了18部故事片，其中除了根据话剧《雷雨》《日出》改编的两部影片外，其余均为各种类型的商业娱乐片。到1938年下半年，艺华公司恢复了拍片；原明星公司老板之一张石川利用设于租界的原明星公司的小摄影棚，办起了大同摄影场，替其他小公司代拍影片；以经营金城大戏院起家的柳中浩、柳中亮兄弟成立了国华影片公司，开始创作拍摄影片；而拥有徐家汇原联华影业公司摄影场的吴性栽等，在结束了华安影片公司后不久，则与他人合伙成立了华联摄影场，专门经营摄影场出租的各项业务。此时，虽然日本侵略者也在积极进行收买上海影业的阴谋活动，但遭到了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抵制和反对，使其阴谋一时无法得逞。该时期各电影公司创作拍摄的影片以历史古装片为主，虽然这些影片鱼龙混杂、艺术质量参差不齐，但也有一批较严肃的作品。其中如《木兰从军》《武则天》《苏武牧羊》《李香君》《梁红玉》《西施》《孔夫子》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各类影片中，也出现了诸如《世界儿女》《乱世风光》以及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花溅泪》等一些较好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至于“孤岛”时期戏曲、音乐、美术、曲艺、舞蹈等方面的创作和演出情况，也各有特点，在此不逐一概述。
与“孤岛”时期纷繁多样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活动相适应和相呼应，该时期的艺术期刊也出现了较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的各类电影刊物（包括特刊）有70多种，戏剧刊物有30多种，美术刊物有4种，音乐刊物有14种，综合性艺术刊物则有20多种。虽然这些刊物存在的时间各有长短，但它们以各种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该时期艺术创作、艺术活动、艺术家生活、艺术理论批评和艺术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为纷繁复杂的“孤岛”艺术发展留下了真实、具体而生动的文字与图片资料。
虽然“孤岛”文学和艺术的生存环境十分特殊而复杂，但“孤岛”不孤，它和内地各个抗日根据地，以及重庆“大后方”，乃至香港和海外爱国华侨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地方的各类报纸杂志常有关于“孤岛”文学和艺术发展情况的介绍与评述；而“孤岛”的各种报纸杂志，也经常刊登来自上述各地的通讯报道和作家作品，这种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上海“孤岛”文艺是中国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当我们要了解和研究“孤岛”时期的艺术创作等方面的情况时，因当时许多话剧演出没有留下演出实况资料，故只能通过刊物上发表的剧本、评论和剧照等资料来进行研究；而许多影片拷贝或已损坏，或已遗失，因而也只能通过刊物上发表的剧本、评论和剧照等资料来进行研究；其他艺术样式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为此，“孤岛”时期的各类艺术刊物就成为我们今天从事“孤岛”艺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和主要途径，对此理应予以关注和重视。
近年来，关于“孤岛”时期文艺创作和各类报刊的研究探讨已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陆续出现了一些学术成果，其中已出版的著作有杨幼生和陈青生的《上海“孤岛”文学》[5]、胡叠的《上海孤岛话剧研究》[6]、王鹏飞的《“孤岛”文学期刊研究》[7]等。此外，一些刊物也曾陆续刊载过若干篇相关的学术论文。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对于“孤岛”时期艺术期刊进行较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问世。因此，游溪确定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孤岛”气候与海派气质——“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研究（1937—1941）》，其选题和内容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游溪为什么要以这一题目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呢？对此，她在论文里这样说过：“之所以选择‘孤岛’时期的上海艺术期刊与海派文化作为研究选题，首先是出自个人对于‘孤岛’时期的艺术活动乃至整个民国时期艺术发展史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兴趣。2012年3月艺术学博士招生考试的时候，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研究这门业务考试中的最后一道论述题就是要我们写出民国时期的艺术发展与前期艺术发展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以及我们所理解的民国艺术史是什么样的。对于这道问题的解答，也就成为本人从博士入学以来持续不断的学术研究重点。而‘孤岛’时期，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却在整个民国时期的现代艺术发展史当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与此不相称的是，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时空，‘孤岛’时期的艺术史和文化史研究，始终是一块短板甚至空白。所以，对‘孤岛’时期艺术史和文化史进行体认心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关于抗战文艺及民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空缺。”她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出发，既避开一些热门话题，也避免作重复研究，而是力求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填补某些学术空白。显然，在从事学术研究时，这样的选择和做法是应该肯定的。
作者的研究宗旨是力图通过考察“孤岛”时期在上海地区出版发行的所有艺术类专业期刊（包含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和综合类艺术期刊，以及部分报纸的副刊），来描绘出战时海派艺术的独特面貌，揭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注重通过“孤岛”艺术期刊这个历史文化载体，考察当时各类艺术期刊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里，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和风貌，在战时上海和内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些艺术期刊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镜像和人文意义。同时，也注重探讨了“孤岛”艺术期刊与海派文化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掘当时以艺术期刊为主要表现形态之一的海派文化是如何以个人情怀来书写集体记忆的，海派文化的发展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和风格。
为此，作者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上海图书馆等处查阅了大量该时期的艺术期刊，在积累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作者在著作中既概述了“孤岛”艺术期刊的生发环境、发展状态和演变历程，又注重对“孤岛”艺术期刊的类型特征、海派文化与“孤岛”艺术期刊之间的关系、“孤岛”艺术期刊的现代性审美特征及其对于都市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孤岛”艺术期刊的商业诉求、“孤岛”艺术期刊的价值取向与海派文化的曲折发展等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论析；同时，还阐述了“孤岛”艺术期刊的价值与地位，及其对中国艺术史的构建等。从总体上看，该著作资料翔实、结构清楚、论证较充分，较好地表达了作者的见解与评价。可以说，该著作的出版弥补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上海“孤岛”时期艺术刊物、艺术史和海派文化等研究的不足。在该著作正式出版之前，作者又根据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各位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使之更趋于完善。
游溪在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所从事的科研项目，仍是中国当代期刊史研究。由于有了“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研究的经验，并掌握了期刊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故而她所从事的新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应该更加顺利。因此，在祝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正式出版的同时，也预祝她的博士后研究报告能有较高的质量，并能获得各位专家学者的好评。
作为一名有志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游溪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其未来的学术道路还很长，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仍需继续努力。傅雷先生曾说：“唯有艺术和学问从来不辜负人：花多少劳力，用多少苦功，拿出多少忠诚和热情，就得到多少收获与进步。”[8]此言甚是。我相信游溪一定能再接再厉，以坚忍不拔的刻苦努力，在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周斌
2017年4月26日于兰花教师公寓
[1] 袁鹰：《长夜行人：于伶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2] 胡叠：《上海孤岛时期通俗话剧的演出》，载汤逸佩、王伯男主编《文化抗战——民族危亡中的中国戏剧人》，文汇出版社2016年版。
[3] 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451页。
[4]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2），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5] 杨幼生、陈青生：《上海“孤岛”文学》，上海书店1994年版。
[6] 胡叠：《上海孤岛话剧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7] 王鹏飞：《“孤岛”文学期刊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8] 《傅雷家书》（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