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了进一步弄清盛唐文人入边幕的情况，有必要对当时文人入幕的原因以及文人入幕与仕进的关系作一番考察。
盛唐文人多有积极用世的思想、建功立业的壮志，他们写的不少边塞诗，往往有抒发驰驱沙场、杀敌报国豪情的内容，因此不能不说为国安边是文人入幕的动机之一。但是，他们入幕的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实际的原因应是：入幕是文入仕进的一条途径。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未释褐者通过入幕以释褐，二是已释褐者通过入幕而进身。
先谈第一方面的内容。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僚佐。《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通鉴》大历十四年（779）载沈既济上选举议也说：“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入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入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使杜尚书暹，抚剑相合。”又《姚南仲神道碑》：“烈考发，天宝中，举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奋，从西平王哥舒翰于陇上，积功劳至右领军卫将军。”还有不走科举道路的年轻文士因投笔从戎而释褐的，如《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六《朱光宙志铭》：“早闲经史，尤工翰墨，弱冠卓立，时人伟之。开元十五载，陇右、河西寇□孔炽，公弃笔从戎，戮力致讨……爰授上柱国、义阳郡钟山县尉。”又有科举及第后不等吏部授官而自入边幕求仕从而释褐的，如《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一九六《樊庭观墓志铭》：“遂以明经擢第。既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安能坐事散儒！’于时玉塞兵连，金河使断，杖剑聿从于幕府，援绳誓缚于凶渠。献凯之期，功无与贰……承资入选，释褐授昭武校尉、左玉钤卫长上。”唐时科举登第者尚需经吏部铨选方得授官，至“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14]，所以便有了得第者不等待吏部授官而自入边幕求仕的情况。上述入幕的文士，其幸运者得为边帅直接辟为僚佐从而释褐，更多的情况则是，入幕后累积一定的资历或军功，才得以释褐，如上文谈到的朱光宙、樊庭观，就都是如此。
“戴书”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唐代幕府取士虽不问出身，但“事实上幕府取布衣入幕尚在少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还曾下敕文规定以后不得更许辟无出身者入幕（第31、32页）。应该说，这是中晚唐的情况，开元、天宝时的情况不见得是这样。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其中为害最烈的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幽州），占有19州113县，割据长达156年，淄青镇占有12州63县，割据凡54年，此外还有淮西、泽潞等一些较弱的割据者，他们都“以土地传子孙”，“擅署吏”（《新唐书·藩镇传序》）；另外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尽取河西、陇右19州60县之地，这两者相加，即有数十州数百县非朝廷所有，于是造成朝廷得以署授的官吏员额大减（唐时官吏皆有定员，吏部不得超编授官）。而当时每年科举录取的人数，又比开元、天宝时有所增加[15]，所以就出现了及第后等待授官的人很多而官位的空缺额却少，许多人登第多年后仍不得授官的问题。上文谈到，安史之乱后新增设的节镇达四十多个，它们各置有僚佐，这等于新增了若干官员的编制，但如果将这些编制过多地给予那些无出身者，则登第多年后仍不得授官的问题依旧难以解决，科举制也会逐渐走向崩溃，所以就只好对入幕者的出身作限制性的规定。这种规定无疑是根据现实的情势作出的，而开元、天宝时并无类似的情势，自然也不会有类似的规定。
入边幕之所以能成为盛唐文人释褐的一条途径，还与科举在当时选官制度中的地位有关。唐代选择官吏，主要有科举、以门荫入仕和流外入流三种途径，初盛唐时，科举在这三种途径中的地位并不是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开元十七年国子监祭酒杨玚上《谏限约明经进士疏》说：“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臣窃见流外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16]大历中洋州刺史赵匡作《举选议》也称科举入仕者和以其他途径入仕者之间为“此一彼十，此百彼千”[17]。考虑到杨、赵之文皆旨在为习举业者入仕的艰难鸣不平，所称一比十或十余的比例有可能夸大其词，所以笔者决定对当时这两者的实际比例作一番考察。首先，笔者从《唐代墓志汇编》中找出所有开元、天宝年间任过流内文武职事官的人（共有408人），然后根据其各自墓志的记载逐一弄清他们的入仕途径，最后再进行统计，结果发现408人中，科举入仕者99人[18]，占24％；以门荫入仕者191人，占46.8％。可见门荫入仕者在当时的官场中拥有很大的势力，科举入仕者在所有入仕者中的比重并不大。有限的官员编制既然多数为非科举入仕者所挤占，于是也就形成“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而杂色之流[19]，广通其路也”（赵匡《举选议》）的局面。一般地主家庭出身的文士，不能凭门荫入仕，如果科举的隘路再走不通，也就只有走流外入流等路了。但流外入流者升迁缓慢，“不得任清资要官”（《旧唐书·职官志一》），还往往被“士流”瞧不起，所以有些人便选择走从军入幕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也相当狭窄，但较之流外入流，升迁较快，也有可能当高官，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现在谈第二方面的内容。已释褐者能否通过入幕而进身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戴书”说：“在盛唐，文人立功边地是一良好愿望，真正投笔从戎而高迁的，几乎没有。”（第116页）这话不符合当时的实情，仅就“戴文”考出的七镇入幕文士和笔者上文考出的四镇入幕文士而言，天宝年间当过节镇僚佐，后来仕至高官的就有：杜鸿渐，河西节度使、丞相；严武，剑南节度使、黄门侍郎；高适，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吕
，丞相、荆南节度使；萧昕，工部、礼部尚书；杨炎，吏部侍郎、丞相；李栖筠，工部侍郎、浙西观察使；张谓，礼部侍郎；裴冕，丞相、剑南西川节度使；哥舒翰，见前；独孤峻，浙东观察使；封常清，见前[20]。开元或开元以前当过幕僚，安史之乱以前仕至高官的也有：郭虚己，剑南节度使、工部尚书；牛仙客，河西节度使、丞相；孙逖，刑部侍郎、太子詹事；张说，万岁通天元年（696）从清边军总管王孝杰讨契丹，为管记，其余见前；裴宽，见前；吕延祚，工部侍郎；王忠嗣，见前；张敬忠，神龙三年（707）入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幕，其余见前；章仇兼琼，见前[21]。当然，以上这些人并不是当一任幕僚就骤贵的（那样同唐代官员的迁转常规不相合），他们的高迁也还会有其他原因，但亦应该承认，入边幕为僚佐，是其升迁阶梯之一级，特别是那些升为节度、观察使的（在上述诸人中居多数），其升迁同他们当过幕僚的经历应有密切关系。入幕文士中自然也有许多失意者，但不能因此否认入幕能使不少文士“蹑级进身”，犹如考中进士的人多数不能官至高位，但不能因此否认考中进士是文士获取高位的主要途径之一。
入幕后的文士进身的门径主要有二，一是立军功，二是受到边帅的赏识、提拔和举荐，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封常清，初入安西幕时只是高仙芝的“傔从”，接着因立军功而释褐，后又由于受到高仙芝的信重和提拔，终于官至节度使（《旧唐书·封常清传》）。边帅提拔和举荐自己的僚佐的事，初唐时即不罕见，如裴行俭累为边帅，“所引偏裨……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旧唐书》本传）；张仁愿为朔方军总管时，“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鸾、长安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义乌尉晁良贞为随机，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称，多至大官”（《旧唐书》本传）。开元、天宝时，张说、萧嵩、哥舒翰为边帅，亦多荐拔其幕僚[22]。自唐初至开元年间，文臣任边帅的不算少，所以被荐拔者不会只是武夫。“戴文”说“以文吏为方面大帅，在安史乱前是很少有的”，这话也不大符合实情，如上文笔者考出的四镇入幕文士中，任边帅的就有十多个。又《通鉴》天宝六载云：“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奸相李林甫为“专宠固位”，“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新唐书·李林甫传》也说：“先天、开元中，大臣若薛讷、郭元振（震）、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自节度使入相天子。”实际自边帅入相者，还应再补上牛仙客一人，另外开元宰相姚崇、宋璟、苏颋、裴耀卿也都有任边帅的经历[23]。毫无文才的边帅，是难以“入相天子”的，上述十三个曾任边帅的宰相中，即有九人科举出身[24]。边帅一旦入相，其僚属高迁的机会也就大增。如萧嵩为边帅时，重用牛仙客、裴宽、郭虚己、王忠嗣、张守珪等，入相后，又大力举荐他们[25]，遂皆官至高位。
综上所述，说入幕是文入仕进的一条途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既然入幕已成为仕进的一条途径，当然也就不会只有个别的文人走这条路。为了证明盛唐文人入幕是个别现象，“戴书”还提出文人入幕“取决于其个性，而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现象”，譬如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岑参“好奇”，所以都走向边幕，而“杜甫沉稳忠厚，不会走边幕”，等等（第198、199页）。不能说文人入幕与其个性、志向毫无关系，然而社会的环境、现实的际遇并不可能使文人都循性而行。盛唐文人每每视仕进为生活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是难免做违背个性之事的。即如高、岑等，“戴书”也说他们“是在正常仕途不得意的情况下，才走向边幕”的（第115、116页），则他们的入幕，并非首先“取决于其个性”。至于杜甫，事实上也打算入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只是没有那种机遇罢了。杜甫科举失利，入仕无门，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送隶有司，参列选序”，但直到天宝十三载，授官的事仍无下文。这时他已四十三岁，贫病交逼，不得已作《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献给哥舒翰，请求入幕[26]。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说：“唐制，从军岁久者，得为大郡。公交游中如高适、岑参辈，皆以不得志于中朝，乃走绝塞，投戎幕，以为进身之阶。……自李林甫死，杨国忠当国，公仍不见用，再三献赋，复不蒙省录。至是遂欲依翰，故因翰判官田梁丘投诗以示意。”[27]可见不论是高、岑的入成边幕还是杜甫的未入成边幕，都证明入幕是当时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在文人们看来，是否得以进身比起是否合乎个性，显然更为重要。况且，总不能说入幕文士的个性，都是清一色非“沉稳忠厚”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