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谈到盛唐边塞诗的繁荣，若仅以文人入幕来加以说明是不够的，所以本文的题目不说“文人入幕”而称“文人出塞”，所谓出塞，至少应包括入幕、游边、使边三个方面。笔者上文已论证了盛唐文人入幕不是个别现象，不少文人入幕和对边塞军旅生活的真切体验，为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和取得突破前人的成就，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一点已有学者论及，此不多叙。需要补充的是，边地尚有不少州县官吏，他们虽非幕府成员（也有的兼任幕府僚佐），但亦较长时间居于边地，有对边塞生活的真切体验，也是推动边塞诗创作的一支力量。
游边同唐代士人的漫游之风有关，但游边也并非都同于具有旅游性质的一般漫游。由于入边幕是盛唐文入仕进的一条途径，所以有些文人游边也兼带着寻找入幕机会的目的。如高适北游幽蓟就是这样。开元十八年，契丹军事首长可突于率其族人并胁迫奚众一起投附突厥，从此连年侵犯唐的东北边地，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杀可突于后，幽蓟边地的战乱才基本平息。高适是在开元十九年秋赴幽蓟的，当时那里战事不已，气氛紧张：“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高适《塞上》）这样的环境岂宜旅游？所以他到幽蓟当带有寻找入幕和立功机会的目的。开元二十年春，信安王李祎率兵击奚、契丹，高适在边地作《信安王幕府诗》颂美幕中诸公，诗末八句明显有求他们援引入幕之意[28]。游边一般多在离内地较近的幽蓟、河东、河西、陇右一带，但也有远游至北庭的。例如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兴来浪迹无远近，及至辞家忆乡信。无事垂鞭信马头，西来几欲穷天尽。”[29]游边比起入幕，时间一般较短，但也有如高适之游幽蓟，在那里滞留了两年的。游边对边塞诗创作的促进作用，不宜低估。如高适游幽蓟期间，写了《蓟门五首》、《塞上》、《自蓟北归》、《营州歌》等不少边塞诗力作，他的流传极广的边塞诗名篇《燕歌行》，也是据在幽蓟时积累的实际生活体验创作的。这些诗直面现实，深切地表现了边塞征战生活的广阔场景和多种矛盾。高适后来入河西幕时写的诗，比起这些作品来都显得逊色。这时的高适作为游边者，身份自由，不像入幕文士那样对幕主具有一定依附性，所以观察现实冷静客观[30]，这也许是他能够创作出上述那样一些富有思想、艺术价值的边塞诗的一个主要原因。王昌龄也有游边的经历，开元十四年，诗人游河陇，同样带有寻找从军入幕机会的目的[31]，虽然失意而返，却在边塞诗的创作上取得累累硕果。王昌龄也是以一个游边者的自由身份从事创作的，他的边塞诗也像高适游幽蓟时的诗歌那样，具有厚重深广的现实内容和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崔颢曾入河东军幕，还曾到过唐的东北边塞[32]，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说：“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谓“一窥塞垣”便使崔颢诗风大变，“一窥”两字很值得玩味，这说明即便游边时间不长，“一般不会深入”（“戴文”），边塞新异的生活、景物与风俗人情，也能激发诗人的浪漫豪情和创作灵感，使其写出一些优秀的边塞诗来，崔颢今存诗中最具凛然风骨的作品，正是他出塞时写的边塞诗。
文人出使边地在盛唐时代也非罕见现象，只是研究者不曾加以注意罢了。开元、天宝时边地有十节镇，各自展开着频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活动，而所有这一切活动，自然离不开朝廷的指挥和监督，所以朝廷派使者赴边地，便是常见的事；又内地的州县官吏，也每会摊上赴边地送兵、送衣粮等物的官差；还有若干被派往四方诸国执行外交任务的，也属使边行列中人。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全唐诗》，就不难发现以上各种使边者。使边者同游边者一样，在边地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然而边塞的生活、风物，同样能促使使边的诗人写出一些好的边塞诗来。不妨略举若干著名作家的例子，以见一斑。王维开元二十五年夏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后又留在河西任节度判官），初到边地，即写出《使至塞上》、《出塞作》等杰作；约天宝四载，又曾出使榆林、新秦郡（二郡俱隶属朔方节度），作《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树歌》[33]。高适天宝十载任封丘尉时，曾送兵到清夷军（范阳节度所统九军之一），创作了《送兵到蓟北》、《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蓟中作》、《答侯少府》等可同他游幽蓟时的作品媲美的边塞诗。储光羲天宝末官监察御史时曾出使范阳，作《效古二首》、《观范阳递俘》；又曾出使西北边地，写了《使过弹筝峡作》[34]。李华天宝十一载以监察御史出使朔方，写了《奉使朔方赠郭都护》诗，他的骈文名作《吊古战场文》也是根据这次使边的经历和体验创作的[35]。“大为当时所称”（《唐才子传》卷二）的诗人陶翰，也有使边的经历，其《出萧关怀古》云：“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悠悠五原上，永眺关河前。”[36]据“行役”的话，他应是摊上了赴边地的官差。《河岳英灵集》卷上评陶翰诗说：“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陶翰今存边塞诗四首（占其今存诗总数的四分之一），都是具备风骨的作品，这同他曾有使边的经历不能没有关系。
如果将入幕、游边、使边三者加起来，那么应该说盛唐文人出塞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其实非但盛唐如此，初唐时文人出塞已颇常见。仅就诗人而言，贞观诗坛的盟主唐太宗李世民，曾亲自率兵征高丽，又曾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会铁勒诸部使臣，写下了《辽东山夜临秋》等数首边塞诗。“以文章进”的贞观重臣兼诗人杨师道、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都曾随从太宗征高丽；贞观诗人陈子良曾游塞北，作《于塞北春日思归》诗；“有文词”的高宗朝宰相来济贬为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刺史，突厥来犯，他领兵抗击，殁于阵中。高宗、武后时期活跃于文坛的王、杨、卢、骆“四杰”中，卢照邻尝出使河西，骆宾王曾从军北庭，各有边塞诗十余首传世。武后、中宗朝以诗名世的“文章四友”中，李峤尝以监察御史出使岭南监军事，作《安辑岭表事平罢归》诗，又尝出使朔方筑六州城，有《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苏味道曾随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征突厥，任管记，写下边塞诗《单于川对雨二首》；崔融曾随梁王武三思征契丹，任掌书记，今存有边塞诗五首；杜审言也曾因公事到过边城岚州（今山西岚县北）[37]。略晚于“四友”、在当时诗名籍甚的宋之问，曾出使河东天兵军，有《使往天兵军约与陈子昂新乡为期及还而不相遇》诗；提倡风骨和兴寄、对唐诗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诗人陈子昂，曾两度从军，亲临沙场，留下边塞诗二十余首，其成就为初唐写边塞诗者之冠；诗篇多为时人讽诵的乔知之，曾随将军刘敬同北征同罗、仆固，为监军，今存边塞诗五首；因七古名作《古剑篇》受到武后赏识而蜚声诗坛的郭震，累任边帅，有《塞上》诗传世；“少以文辞知名”的珠英学士崔湜曾从军，其《塞垣行》云：“昔我事论诗，未尝怠经籍。一朝弃笔砚，十载操矛戟。”[38]《早春边城怀归》云：“大汉羽书飞，长城未解围。……岁尽仍为客，春还尚未归。”珠英学士王无竞曾使边，有《北使长城》诗及《灭胡》诗；徐坚、张说、李邕在初唐时也各有入幕的经历[39]。以上所举，皆当时之名家，至于出塞的一般诗人、文士，自然更多，只是由于史料缺乏，难以一一考出罢了。可以说，盛唐文人出塞的现象，乃初唐之继续与发展；文人出塞对于初唐边塞诗的发展和诗风的变革都具有推动的作用。
下文拟对有边塞诗存世的盛唐诗人作一番考察，以进一步说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关系。先看下列笔者编制的“盛唐诗人出塞与边塞诗创作情况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说明：
1.本表所列有边塞诗存世的盛唐诗人，其卒年上限为开元四年（716）以后，下限不定，但只取安史之乱以前写有边塞诗的。为省篇幅，仅存一首送人赴边诗的作者不列入表中。
2.表中诗人的序次依《全唐诗》。
3.“边塞诗”指写到边塞风光、军民生活和战争的诗（包括送人赴边诗），还有反映后方对边塞问题关心和思念边防战士的诗。
4.“今存边塞诗数”指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作品，安史之乱爆发后作的边塞诗未计算在内（仅岑参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在北庭写的诗计入）。
尽管盛唐边塞诗有不少已亡佚（如“戴文”和本文第一部分考出的入幕文士中，大多数人无边塞诗留存），上表不能完全反映当时边塞诗创作的实际，但从其中仍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值得一提的盛唐诗人，都写有边塞题材的诗，边塞诗创作在当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在盛唐边塞诗的创作队伍中，有出塞经历者居于多数（上表所列71人中，曾出塞者35人，未出塞者9人，不详者27人），由于他们有边塞生活的直接体验，所以能够突破边塞诗创作的传统格局，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又由于有出塞经历的文人多，未出塞者不难借助他们获得边塞生活的间接体验，所以不曾出塞的文人，也同样写出了不少的边塞诗；另外在表现边塞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困苦、家属对边防战士的思念等方面，未出塞者完全能够具有不同甚或深于出塞者的体验，从而他们也就得以创作出若干反映上述内容的名篇（如杜甫的《兵车行》、李白未游边时写的一些边塞诗等）。综上所述，可以说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局面，是在出塞与未出塞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创作，绝不是一种个别和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整个盛唐边塞诗的繁荣紧密联系着的。
在盛唐边塞诗的两类作者中，曾出塞者是创作的基干和主力。据上表统计，71位盛唐诗人，今存边塞诗440首，其中曾出塞者35人，存有边塞诗342首（其中有一部分系诗人未出塞时的作品），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在边塞诗的创作上居于盛唐诗人前列的名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王维，都曾出塞，存诗不多却享誉当时且有边塞之作广为传诵的诗人崔颢、王翰、王之涣、祖咏、陶翰，也各有出塞的经历。可以说，一批未曾出塞的诗人，正是在这些有出塞经历诗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写作边塞诗的。在有出塞经历的诗人中，高适、岑参是公认的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不但写作的边塞诗数量最多（见上表），在题材内容、艺术表现上也有大的开拓和突破，他们取得这一成就的契机是：出塞的时间最长，边塞生活的体验最为丰富和充实。这个事实印证了一条原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据此说来，文人出塞对于盛唐边塞诗繁荣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1] 参见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2] 戴伟华：《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
[3]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开元、天宝时的节镇共有十个，尚有北庭、平卢、岭南三镇“戴文”未作考证。
[5] 郭虚己历任侍御史、左庶子、御史中丞、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尚书，皆为文官，不知“戴文”为何称其为“武夫”？参见《元和姓纂四校记》卷一○，《唐仆尚丞郎表》卷一二、二一、二二。
[6] 李华所说“哥舒表华，掌记辕门”，盖指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哥舒翰受命守潼关后，辟李华为幕府掌书记，其事与河西镇无涉。参见拙作《李华事迹考》，《文献》1990年第4期。
[7] 《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孙逖开元二十四年始任掌草诏之中书舍人（《旧唐书》本传），其所撰制书最早只能作于开元二十四年。
[9] 李华一人已删除。
[10] 《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 孙逖开元二十四年始任中书舍人（掌草诏）。
[12] 夫蒙灵詧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六载为安西节度使，见《唐方镇年表》卷八。
[13] 《通鉴》天宝十载正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一品）。”
[14] 《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八年。
[15] 玄宗时进士、明经每年录取的人数不过百人；唐后期，仅明经每年即录取一百至一百一十人，进士录取数则大抵与开元、天宝时持平（每年二三十人）。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0页。
[16] 《全唐文》卷二九八、《通鉴》卷一七。
[17] 《通典》卷一七，编年据《唐刺史考》卷二○九。
[18] 其中进士科24人，明经及诸科（明法、神童举等）56人，制科14人，武举5人。唐人有连应数科者，此处依首次登第的科目作统计。
[19] “杂色之流”指各色科举以外的入仕者。
[20] 以上诸人各见两《唐书》本传，张谓见《唐诗纪事》卷二五，独孤峻见《唐方镇年表》卷五。哥舒翰、封常清系入幕后方释褐，释褐后又渐升迁至边帅的，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21] 以上诸人各见两《唐书》本传，郭虚己见《唐方镇年表》卷六，吕延祚见《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张敬忠见《新唐书·张仁愿传》。
[22] 如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得其荐拔者甚多；《通鉴》天宝十三载有哥舒翰为其部将、僚佐论功、奏职的记载。
[23] 姚崇曾任灵武道大总管，宋璟曾任幽州都督、岭南五府经略使，苏颋曾任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裴耀卿曾随信安王李祎征契丹，任副帅。
[24] 只有薛讷、萧嵩、牛仙客、李适之四人非科举出身，但他们也未必是毫无文才的武夫。
[25] 如《旧唐书·牛仙客传》说：“及（萧）嵩入知政事，数称荐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裴宽传》说：“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奏宽及郭虚己为判官，累年专见委任，嵩加中书令，宽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
[26] 诗末二句云：“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仇注：“倚剑崆峒，欲参翰军谋也。”
[27] 见《唐诗杂论》，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
[28] 参见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46页。
[29] 此诗作于轮台（唐北庭节度使治所庭州之属县，在今新疆乌鲁木齐），时独孤渐欲自轮台还乡。
[30] 参见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7页。
[31] 参见李珍华、傅璇琮《王昌龄事迹新探》（《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第87-102页），李珍华《王昌龄边塞诗时地初探》（李珍华《王昌龄研究》附录，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2] 据其《赠轻车》、《辽西》等诗可知。
[33] 参见拙作《王维年谱》，见《王维集校注》附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
[34] 参见拙作《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文史》第12辑。
[35] 参见《李华事迹考》。
[36] 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五原在今陕西北部定边。
[37] 杜审言《经行岚州》云：“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自惊牵远役，艰险促征鞍。”
[38] 此诗一作崔融，但今存崔融《珠英学士集》残卷收作崔湜诗。
[39] 张九龄《徐坚神道碑》谓坚解褐“汾州参军事，部送边糈，至于定襄，军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为管记”。李邕武后长安四年曾入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姚崇幕，为判官，见苏颋《命姚崇等北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