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

一

边塞诗是盛唐诗歌高峰上最鲜明的一个标志^[1]。说到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研究者每好引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即据此认为，盛唐时文人入幕已蔚为风气，这促进了边塞诗创作的长足发展。而戴伟华《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以下简称“戴文”）则指出^[2]，胡氏的说法“有相当多的问题”，首先，所谓“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者，只是安史之乱后中晚唐的大致情况；其次，盛唐文人入节镇幕府者并非“比比而是”，文人入幕府的盛况只是在中晚唐时才出现。确实，开元、天宝时仅于边地置节度、经略使，凡有十镇；安史乱后则在内地遍设节度、观察使，新增置的节镇达四十多个，所以文人入幕之盛，开元、天宝时无法同中晚唐时相比，胡氏的概括欠严密。但是，中晚唐文人所入幕府多在内地，盛唐文人所入幕府则都在边地，前者与边塞诗的创作无多大关系，后者则与边塞诗的创作关系密切，因此我们研究盛唐边塞诗，有必要对当时文人入边幕的情况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戴文”和戴伟华嗣后出版的专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戴书”）^[3]，就作了一番学界过去未曾作过的这种考察，这自然很有意义。通过这种考察，“戴文”得出如下结论：学界那种盛唐文人入边幕蔚为风气的说法“大有偏颇之处”；“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真正是边地幕府中的士人屈指可数”；“高、岑的入边以及唐代诗坛上产生如此独特的盛唐边塞诗，乃取决于作者的个性；而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现象”。“戴书”也说：盛唐“入幕文士极少，高适、岑参入幕纯属个别现象，他们的创作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人行为”（第166页）。如果实情确如作者所说，则高、岑的边塞诗创作似乎是一种个别和孤立的现象；而且只能说高、岑的入边幕与其边塞诗创作有密切的关系，而很难说文人入边幕任职同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多少关系了（“戴文”承认文人入边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对于盛唐边塞诗的研究并非无关紧要，所以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戴文”得出上述结论，是以自己的考证为依据的。“戴文”说，“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约四十年间”，可考出的入幕“文士”仅有朔方四人（郭虚己、牛仙客、萧直、杜鸿渐）、陇右二人（哥舒翰、严武）、河西十一人（薛仅、牛仙客、郭虚己、王维、许远、高适、吕、萧昕、严武、李华、杨炎）、安西四人（岑参、李栖筠、萧沼、张谓）、河东二人（王翰、孙逖）、幽州二人（樊衡、徐浩）、剑南三人（杨仲昌、蔡希周、许远），合计共七镇二十八人次^[4]。其中郭虚己、牛仙客、严武、许远四人两度入幕，哥舒翰、牛仙客、郭虚己三人“显为武夫”^[5]，李华一人本系误考^[6]，若都加以删除，实际就只剩二十人了，确乎“屈指可数”。现在的问题是，以上统计数字，距离当时的实际究竟有多远？是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戴文”所定“文士”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进士及第者，二是有诗文留存者，两条中只要有一条符合，即可列入“文士”范围。在这两条标准中，应该说第一条是相当严的。例如，唐时的明经科和制科，均需试时务策，其及第者中，岂能没有能为文堪称为“文士”的人？又，习进士业而应试落第者，难道都算不得真正的“文士”？还有大量凭门荫入仕的人，难道都是没有文才的武夫？所以，我们如果将“文士”的标准适当放宽，入围的“文士”肯定会大为增加。不过，既然“戴文”已定下这样的标准，我们也就姑且依此标准来讨论问题。上述“戴文”已考出的入幕“文士”，绝大多数符合所定的标准，但其中也有两人例外，一是朔方镇萧直，明经及第，二是河西镇薛仅，制举“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登第，两人均无诗文留存。下面，拟谨依“戴文”所定的标准（不收例外），考证一下开元、天宝时（自开元元年至天宝十四载，共四十三年）入边幕任职的“文士”是否真像“戴文”所说的那么少。“戴文”共考察了七个镇，为省篇幅，本文只想对其中的幽州、朔方、河西、安西四镇作考证，至于其余各镇的情形，读者自能举一反三。这里必须说明一点，即“戴文”所考的入幕文士，是指文职僚佐，笔者这里则指所有在边幕任职的文士，包括府主。像曾任节度使的崔日用、苏颋、张说等人（见下），既是文士，又有边塞诗传留，我们研究盛唐边塞诗的繁荣与文人入幕的关系，不宜撇下他们。

幽州（天宝元年更名范阳）：“戴文”只考出二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八人。

张说，开元六年至七年为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说制举登第，有诗文集三十卷传世。

王晙，开元八年为幽州节度使（《唐方镇年表》卷四）。睃明经及第。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九九）、文五篇（《全唐文》卷二九八）。

张嘉贞，开元十四年为定州刺史、北平军（幽州节度使所统九军之一）使（两《唐书》本传）。嘉贞五经举及第。今存诗三首（《全唐诗》卷一一一）、文八篇（《全唐文》卷二九九）。

李适之，开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为幽州节度使（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三首（《全唐诗》卷一○九）、文四篇（《全唐文》卷三○四）。

裴宽，天宝初为范阳节度使（两《唐书》本传）。宽明经及第，又举拔萃科，《旧唐书》本传称其“以文词进”。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二七八）。

颜杲卿，天宝末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营田、支度判官，摄常山太守（颜真卿《颜元孙神道碑》、《新唐书·颜杲卿传》）。杲卿为真卿从兄，以门荫授官，开元中曾赴选，以书判超等为吏部侍郎席豫所赏识（《新唐书》本传）。今存文一篇（《唐文拾遗》卷一九）。

畅璀，《旧唐书》本传：“乡举进士。天宝末，安禄山奏为河北海运判官。”按，据《新唐书·方镇表》，开元二十七年“幽州节度使增领河北海运使”，时安禄山盖以范阳节度使兼领河北海运使，璀即其幕府中掌协助处理海运事务的僚佐。璀为诗人畅当之父。今存赋一篇（《全唐文》卷三九四）。

李史鱼，梁肃《李史鱼墓志铭》：“上方锐意武功，宠厚边将，拜公殿中侍御史，参安禄山范阳军事。”（《全唐文》卷五二○）史鱼开元二十一年制举多才科登第（《登科记考》卷八）。今存文一篇（《唐代墓志汇编》^[7]圣武○○一）。

朔方：“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十三人。

赵彦昭，开元元年为朔方道大总管（《通鉴》卷二一○），苏颋、张说皆有诗送其“赴朔方军”。彦昭进士及第（《新唐书》本传）。今存诗一卷（《全唐诗》卷一○三）。

徐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卷二作“琇”），颜真卿《徐秀神道碑》：“幼而聪悟，笃学能属文。……调补幽都县尉，充相国、尚书赵彦昭朔方节度判官。”秀长安二年进士及第（《登科记考》卷四）。无诗文留存。

王晙，开元中为朔方节度使多年（《唐方镇年表》卷一）。其余见前。

吕延祚，《通鉴》玄宗开元三年九月：“壬戌，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以讨突厥。”事又见《全唐文》卷二一玄宗《授薛讷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吕延祚杜宾客副总管制》。延祚善文，有《进集注文选表》（《全唐文》卷三○○）传世。

张说，开元十年为朔方节度使（《通鉴》卷二一二）。其余见前。

李祎，开元中为朔方节度使多年（《唐方镇年表》卷一）。祎封信安郡王。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六）、文一篇（《全唐文》卷一○○）。

萧嵩，开元十五年为朔方节度使（《唐会要》卷七八）。嵩开元初尝官中书舍人（掌草诏，见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一○八）、文三篇（《全唐文》卷二七九）。

寇洋，《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三六贺兰弼《寇洋墓志铭》：“寻转泾州司马，累充朔方军节度判官，元帅户部尚书王晙、兵部尚书萧嵩悉以金革之事咨于幕下。”洋连应制科材称栋梁、拔萃出类及县令举，皆登第（见《寇洋志》）。今存文一篇（《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二五○）。

陈九言，《全唐文》卷三○八孙逖《授陈九言起居舍人刘贶起居郎制》：“朝议郎守太子舍人摄殿中侍御史、朔方节度判官陈九言……可行起居舍人，散官如故。”九言开元二十九年官右司员外郎时，撰《尚书省郎官石记序》，由著名书法家张旭书写，刻于石（今存），其任朔方节度判官，在开元二十四年之后^[8]。

王忠嗣（初名训），自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五载为朔方节度使（《旧唐书》本传）。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七七四，署名“王训”）、文一篇（《全唐文》卷三六三）。

厍狄履温，《全唐文》卷三○五厍狄履温《让起复表》：“伏奉恩敕，授臣驾部员外郎，充朔方军判官。”寇坦有《同张少府和厍狄员外夏晚初霁南省寓直兼充节度判官之作》（《全唐诗》卷一二○），厍狄员外即厍狄履温，有诗一首（《全唐诗》卷一二○）、文二篇传世。

李，《通鉴》天宝十载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知留后事。”曾知天宝九载贡举。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七二）。

郭子仪，天宝中至天宝末，历任振远军使、天德军使（均隶属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一○九）、文十二篇（《全唐文》卷三三二）。

河西：“戴文”只考出十人^[9]，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九人。

杨敬述，开元四年至九年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刺史考》^[10]卷三九）。今存《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一首（《全唐诗》卷八○）。

张敬忠，开元十一年为河西节度使（《唐会要》卷七八），以《边词》诗知名。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七五）、文二篇（《全唐文》卷二七七）。

萧嵩，开元十五至十六年为河西节度使（《旧唐书·玄宗纪》、《通鉴》卷二一三）。其余见前。

裴宽，《旧唐书》本传：“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奏宽及郭虚己为判官。”其余见前。

崔希逸，开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为河西节度使（《唐方镇年表》卷八）。今存诗二首（《全唐诗续拾》卷二一一）、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五）。

皇甫惟明，天宝五载任河西、陇右节度使（《通鉴》卷二一五）。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五七）。

王忠嗣，开元中河西节度使萧嵩引为兵马使，天宝五载至六载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两《唐书》本传）。其余见前。

哥舒翰，天宝初事河西节度使王倕，天宝五载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以为大斗军副使。十二载至十四载任河西、陇西节度使（《旧唐书》本传、《通鉴》卷二一六、二一七）。其余见“戴文”。

裴冕，《旧唐书》本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行军司马。”今存文二篇（《全唐文》卷三七八）。

安西：“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七人。

张嵩（一作孝嵩），《新唐书·郭虔瓘传》：“陕王为安西都护，诏虔瓘为副。……久之，卒军中。以张孝嵩为安西副都护。孝嵩伟姿貌，及进士第，而慷慨好兵。”“孝嵩”《旧唐书·郭虔瓘传》作“嵩”，其官安西副都护在开元七年至十二年（《唐刺史考》卷四六）。今存赋一篇（《全唐文》卷三二八）。

赵颐贞，《新唐书·赵冬曦传》：“兄夏日，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汇贞，皆擢进士第。……颐贞安西都护。”颐贞开元十四年至十六年为安西副大都护（《通鉴》卷二一三）。今存文二篇（《全唐文》卷二九六）。

章仇兼琼，张九龄《敕碛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琼书》：“敕碛西支度、营田等使兼知长行事、殿中（侍）御史章仇兼琼……”（《全唐文》二八七）碛西即安西，见《唐会要》卷七八。孙逖《授章仇兼琼主客员外郎制》：“敕殿中侍御史章仇兼琼……顷逾沙碛，能正纠绳……可尚书主客员外郎。”（《全唐文》卷三○八）此制书作于开元二十四五年^[11]，其时兼琼盖自碛西支度等使入为主客员外郎，故制书中有“顷逾沙碛”等语。开元二十七年，兼琼自主客员外郎出为益州司马，寻迁剑南节度使（见《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二六）。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四○五）。

许远，《旧唐书》本传：“初从军河西，为碛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琼镇剑南，又辟为从事。”盖兼琼为碛西支度使时，尝引许远为支度判官。其余见“戴文”。

独孤峻，《旧唐书·封常清传》载，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幕中^[12]，有“判官刘眺、独孤峻”。峻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三○）。

刘单，《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天宝六载安西节度副使高仙芝远征小勃律，九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天宝十载，岑参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高开府即安西节度使高仙芝^[13]，则刘单尝于天宝六载至十载在安西幕府中任职。单天宝二年登进士第，为状元（《登科记考》卷九）。

封常清，天宝六载十二月，为安西节度判官，天宝十一载，为安西节度使，天宝十三载，又兼任北庭节度使（《旧唐书》本传）。常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三○）。

以上考出的入幕任职的文士，其数量虽已大大超过“戴文”所考，但绝不敢说根据现存资料，凡可考者笔者都已考出了。至于受现存资料的限制无法考出的入幕文士，应该说还有不少。“戴文”也承认这一点，说限于现存材料，自己考出的七镇28人，“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在这里应特别补充一点，即安史之乱的破坏，造成了作家作品和官府文书的大量丧失。如王维的作品，“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旧唐书·王维传》）；常衮《卢正己墓志铭》说：“自胡马入洛，三川大残……中台文书，尽成灰烬。”（《全唐文》卷四二○）安史之乱是在人们正陶醉于承平时突然发生的，人们来不及做任何应变的准备，叛乱的这种突发性增大了它的破坏性，所以现存的初盛唐资料明显少于中晚唐资料，开元、天宝时的许多入幕文士也就无从考出了。根据上述情况，加上“文士标准参照进士及第和作品留存尚有其局限”（“戴文”），所以应该说“戴文”所考出的28人，距离当时的实际是相当遥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