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以边缘的名义，彰显诗歌的贵族气质

——黑龙江汉语新诗民刊概观

“发表作品，也就是通过将作品交给他人以达到完善作品的目的。为了使一部作品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现象，成为创造物，就必须使它同自己的创造者脱离，在众人中独自走自己的路。”[22]汉语新诗一旦发表，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公共阅读的存在状态，文本也就具有阅读上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获得更为广泛的认知和共鸣，也才有可能为“诗歌史”意识浓厚的诗人们带来写作的希望和助益。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生态决定了诗歌文本的“发表”也有“体制”与“民间”两种样式，诗歌的独立性审美需求与体制性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异化”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对后者的不信任感，使得“民间诗刊”一度成为汉语新诗“发表”的主流。这个潮流最早肇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潜在写作”对特殊审美体制的嘲讽与对抗，比如著名的《今天》。

20世纪80年代得以延续的民间狂欢情绪，拨乱反正带来的“十年浩劫”的受难心理，都为诗歌的民间化提供了良好的孕育温床。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勃兴，少数民间诗刊在资本的滋润下，无论在版式还是纸张上都有飞跃性的变化。

从地域上讲，相对于强调中原意识的宏大叙述来说，黑龙江是边缘的。在文化意味上，历史的蛮荒背景至今无法改变塞外荒漠的印象。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崩塌现实，更加重了这种荒凉的成色。但对于汉语新诗来说，恍如绽放于冰天雪地的冰凌花一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哈尔滨诗人、诗作为代表的黑龙江诗群，却是不甘寂寞、不认荒凉的存在，露出寂寞荒原的点点亮色，涌现出了在国内诗坛甚至是国际诗坛上都卓有影响的诗人、诗作，如萧红、刘畅园、郭小川、李琦、张曙光、桑克等。甚至可以说，黑龙江以边缘的地域成就了中心性象征的汉语新诗荣誉。自然，汉语新诗民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诗参考》《剃须刀》《东北亚》《过渡》《煮雪》等。诗社、诗人、诗歌、诗学民刊，黑龙江有着孕育优美诗作的肥沃土壤。

第一节 《剃须刀》

在起步于哈尔滨并较有影响的汉语新诗民刊中，中岛主编的《诗参考》应该是比较早的。它创刊于1990年的呼兰县城，也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呼兰区。中岛曾这样回忆《诗参考》诞生的诗意历史：“1990年第一场雪终于来了，呼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被白雪打扮得更加富有诗意，呼兰河畔更加像萧红的书中所写的那样感人至极。此时，位于呼兰河不远的地方——呼兰县印刷厂，正忙着印制《诗参考》的创刊号，而我正穿梭在油墨芳香的车间里，观看着每一个排版、印刷的过程。这就是《诗参考》诞生的过程，这就是在西安孕育、在呼兰河畔出生的《诗参考》。”[23]但时隔不久，《诗参考》就随着中岛迁徙北京而成为京城最为繁华的民间名刊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汉语新诗的展现方式。在诗歌美学上，能够以自己的风格获得超越地域性影响的诗歌民刊的诞生，则要迟至2004年。直到张曙光、桑克、朱永良、吴铭越、文乾义等人创办《剃须刀》杂志，方才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上较有影响的诗人聚合在一起，形成强力诗人对汉语新诗的叙事性或者说“知识分子”写作倾向的地域性展演。这种持续的集中展演也让哈尔滨成为新世纪以来汉语新诗写作的重镇。

《剃须刀》2004年出版第1期，一直持续到2011年的秋冬卷，总共出版19期，期间出现了季刊、半年刊等形式，从文本丰富度和时间的积淀上说，《剃须刀》都是比较完善的汉语诗歌民刊。在编刊物的同时，《剃须刀》同人还编印了两套《剃须刀》丛书和一本同人诗选，作为杂志的附属诗歌活动。杂志的诗人群一直是稳定的，张曙光、桑克、文乾义、朱永良、吴铭越、张伟栋等，后期，诗人冯晏、袁永苹等加入，人员愈益增多。相对于一般民刊的广泛纳贤揽才，《剃须刀》有着明显的同人性质，也是众多民间诗歌刊物中，办刊思路和诗学风格比较明晰的杂志之一。

首先，“圈子化”的诗学理念。《剃须刀》并没有遵循一般诗歌民刊的办刊思路，高擎先验的诗学理论大旗，而是遵循靠诗歌说话的实力派宗旨。在这里几乎找不到诗人群自身说明性的办刊思路和美学选择。如果能管窥到这本杂志的诗学理性的话，那么作为杂志之外的《剃须刀》丛书的“总序”，应该是为数不多的自我阐释的文字。说到为什么起名《剃须刀》，“曙光给它起名《剃须刀》，得到了另外三个人的承认。剃须刀是日常生活中缺不了的，剃除芜杂的须发，以使身体变得洁净。干净这个词，用在身体上，或者用在诗上，都是美好的”。相对于关内诗歌民刊内部的分分合合，黑龙江的诗歌民刊是团结的，《剃须刀》如此，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东北亚》也是如此。张曙光、桑克、文乾义等人前期卓有成效的创作和人到中年的沉稳，让这份杂志有着非一般的凝重审美品格，得以持续进行的必要的宽容：张曙光浸润沧桑的准确性叙述、不动声色的悲悯情怀，桑克将爆发性情感包裹进冷隐喻的精心钩织，朱永良书斋天地的纵横古今、对历史现场的重新品味，文乾义散文化叙事的精心布局，冯晏诗歌里对语词质感的细腻触摸，等等。《剃须刀》同人的诗歌对语言的精锐探求和重塑，对传统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以及现代诗学思想的反驳与抗衡，对日常现实和诗意象征之间关系的重新获取，是他们诗歌创作的现实，这种基于共同诗学倾向的美学现实超越了任何宣言性的诗学章程。

其次，开放性、包蕴性的办刊思路。《剃须刀》诗人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同人色彩，尽管这也可能带来精英主义的狭隘性的质疑，但他们乐于如此。也许恰恰是这种相对自闭和保守的诗歌选择，让他们的创作始终紧张有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很少能受到外界的干扰。但这并不妨碍《剃须刀》同国内诗歌之间机制性的对话交流，以及开放性办刊风格的养成。在经营好自我圈子内的诗歌文本之后，几乎每一期杂志都会以“特邀”的名义刊发国内一些卓有成效的诗人的作品，如孙文波、李德武、森子、泉子、庞培、周瓒、臧棣、汪剑钊、王敖、远人、宋琳、蓝蓝、多多、哑石、沈苇、吕布布等，诗学品格相近的诗人参与进来，形成特邀诗人群体与《剃须刀》固定诗人群之间的对话，甚至在有些期别中，特邀诗人的诗歌所占据的篇幅几近一半。这种同一时空之内的诗学并列，让《剃须刀》一方面保持原有的办刊思路和美学规范，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了立体的、更为丰富的诗学世界。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译诗的重视，《剃须刀》诗人的创作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将汉语新诗的创作放置在国际诗歌发展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量。因此，张曙光、桑克、朱永良等都是比较优秀的诗歌翻译者，张曙光翻译的《卡瓦菲斯诗抄》、桑克对奥登晚年诗歌的翻译、朱永良对叙利亚流亡诗人阿多尼斯诗歌的翻译，都彰显出深厚的功力和特殊的诗歌语言质感，诗人译诗相对于一般翻译者对诗歌的翻译，更能将另一种语言属于诗的部分在汉语诗歌中呈现出来。张曙光还曾就翻译对汉语新诗创作的影响写过系列的学术性文章，进行深入的探讨。他们还刊登了著名翻译家汪剑钊对曼杰施塔姆早期诗歌的翻译，史春波对乔治奥康奈尔诗歌的翻译，等等。《剃须刀》以少数、精致化的诗学观念来洞察和挑拣符合自己审美的诗歌事件，并以开阔而深邃的视野建构起立体的诗学格局。

再次，“在地”经验的书写。先前的汉语新诗研究，过多关注宏观的抽象描述，概念的逻辑推理遮蔽了鲜活的具象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个体性和复杂性，让汉语新诗的历史呈现出偏枯的理论丰富的痛苦。因此，近几年来，从地域文学的视角来研究新诗的成果逐渐多了起来，一系列具象的、体验性的诗歌研究成果得以呈现，并且产生了“诗歌地理学”的跨学科学术增长点。于是，四川的巴蜀诗歌、重庆诗歌、山东的齐鲁诗歌，等等，都呈现出不菲的研究成绩和创作积累。以各自具体而鲜活的“在地”身份补足和丰富了诗歌史的历史叙事，共同映现出汉语新诗的另一种写作样式。《剃须刀》诗人群对“在地”经验的书写是卓有成效的。几乎每个诗人的重要诗歌文本都是描述哈尔滨这座城市和黑龙江地域文化的。在黑龙江的季节中，冬天要占据大半年的时间，冬天及其相关的寒冷体验、雪花的意象，成为《剃须刀》诗人群重要的物象来源。文乾义的《暮年的雪》《当你从白色中看到雪》《雪乡》（三首）、朱永良的《12月25日的雪》《雪地》，吴铭越的《剃须刀上的雪》，桑克《由雪想起的》《雪夜送客》，张曙光《雪的梦》等，现实的雪、象征的雪、邪恶的雪、优美的雪，能够集中展示寒地雪原的多姿多彩而又充满哲学意味，《剃须刀》诗人群是有目共睹的。相对于一向被冠以蛮荒之地的黑龙江，哈尔滨这座城市却是名声在外，以其迥异于东方文化的异质性元素为世人所瞩目，俄罗斯文化和犹太文化，以及闯关东文化，都让这座城市有着综合而包容的人情世态。毫无疑问，《剃须刀》诗人群是喜欢并乐于表现这座城市的，如张曙光《哈尔滨志》（组诗）、吴铭越《哈尔滨》、桑克《哈尔滨》系列，等等。这座城市的建城历史、教堂、石板路、各式各样的西式建筑样式、白俄罗斯和犹太人的生活痕迹，都在诗人的笔下有着精致而富足的展现。可以说，《剃须刀》以诗的方式展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另一种身份，以沉思、静默、思想的热度来对抗现实的冷峻，不事张扬，温文尔雅。

第二节 《东北亚》

在黑龙江新诗民刊中，比较有韧性、持续时间长而又有清晰的办刊思路的当属《东北亚》。汉语新诗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诗情勃发之后，90年代趋于沉潜的艺术建构，在安静而充实的自我审视中重构自我的意义。《东北亚》就是在这个诗学格局中诞生的。据创办人杨勇回忆，“《东北亚》，中国最东北的一份民间先锋诗刊，1995年春寒料峭的3月，由杨勇、杨拓等人创办于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东北部边境城市绥芬河。主要成员先后有杨勇、杨拓、阿西、舟自横、马永波、宋迪非、宇向等。最早是单张诗报的形式，后经历对开八版的报纸，1999年改成厚达200页的诗歌刊物，从刊物形式上，它可以说是汉语新诗民刊发展的一个缩影。至2012年，《东北亚》先后出版了16期，将近20年的光阴，这本创办于中俄交界小城绥芬河的民间诗刊凭借坚强的毅力，获得了不菲的成就。”“2001年，《东北亚》与《诗参考》、《诗歌与人》、《诗文本》、《丑石》等一起，进入了《诗选刊》读者评选的2000—2001年最受关注的五家民间诗报刊”，并受到洪子诚、刘登翰编写的《中国新诗史》的关注。2015年，《东北亚》诗刊还被收入张清华、张德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中。

首先，小众化的大众诗歌办刊理念。相对于《剃须刀》的团体作战，《东北亚》始终是杨勇、杨拓两个人共沐风雨，其他众多的参与者，也只是阶段性的出场，而非刊物的具体策划、编辑。这种做法也符合诗刊“不树立流派，不树立倾向性，秉承公开、公正、开放、纯粹的编选宗旨和对‘摒弃群体模仿的写作和可疑的嗓音，力求呈现带血型的个人化写作态势’的倡导”。其实，完全没有倾向性也是很难做到的。从《东北亚》所刊发的诗人群，比如黑大春、臧棣、张曙光、桑克、蒋浩、哑石、马永波、宋迪非、阿西、张伟栋、袁永苹、伊沙、沈浩波等的诗作来说，还是能够体味出杨勇、杨拓作为刊物主持者的诗学选择的。《东北亚》明显是突破了地域性的，它强调诗歌的技术和写诗智慧，也强调诗歌中经验的直接性表达、语词的坦白性和诗歌结构的完整性。是不是可以说，《东北亚》是基于少数诗歌当局者的审美眼光，构造了超越圈子化的综合性诗歌表现场域，它在“学院”和“民间”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平衡支点，力求呈现诗歌的灵魂和肉身的同时在场性。虽然，这可能也是危险的，在追求宏观布局的综合性时，诗歌所必然具有的那种尖锐的“疼痛”感和诗学选择的突出性，也就削弱了。

其次，诗学理论与创作的相得益彰。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文学界告别80年代以思想为先的表达，回到自身，开始建构诗歌的文本辨识，重视经验、意象和语言修辞。也就注定对“指手画脚”的所谓诗学理论不感兴趣，由此展开了创作对理论阐释能力的不信任，甚至是嘲讽和揶揄。诗学理论也开始回归到“学院”的格调里，自成话语系统。随着学院派的逐步形成并自成合法性存在，理论与创作的间隙自此形成。也因为此，除了附属于诗歌文本之外的创作谈，很少有民刊能够刊载诗学理论文章。这种分裂格局随着诗歌活动的增多，近几年来有所松动，但距离相互尊重下的良好互动，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这方面，《东北亚》的诗歌生命轨迹值得关注。在第2期，也就是夏季号的诗报中，就有阿西的《雾中的恶之花——关于现代诗歌的几个基本问题》，其中提出的“现代诗歌是一种深刻的具有‘破坏性’的艺术，是‘撕裂了的心’，是‘变恶为美’”“现代诗歌的根本问题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对世界的认识与表现的关系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大诗人、大作品。这就不能够再无视现代诗人对现实的冷落态度了”，等等。这些观点彰显出《东北亚》创办之初所承续的80年代思想为先的余绪。有意思的是，同期还刊发了马永波的《语言》，谈及诗歌语言的纯粹性：“正是诗人，在维持语言的纯洁性，在以自己生命的无情移注中来保持语言原初的生动与直接。在语言发端的初始，符号、声音、含义、物自体是合二为一的，而在现代社会，交际与广告已使词语的含义稀薄乃至消失，只成了抽象的纯粹符号，抽空了血肉，丑陋，干瘪，再也揭示不出存在的奥秘。于是哲学家告诫我们：小心地对语言，在它下面便是幽秘的存在本身；诗人则说，纯净部落的方言。在我而言，则是对这篇漫谈语言的文字抱怀疑的态度。也许，我写的都是语言允许我写出的东西，不是来自天启，而只是语言假我之手进行的又一次文字组合游戏，一切并无实在的意义。”今天看来，这句话并无新鲜的创造，也就是西方语言与诗歌关系的基本的、核心的观点，即便是在当时也并非有多大的原创意义，但在当时的诗坛来说，却有先锋的色彩。两种相对照的诗学理论的同时空出现，将《东北亚》的历史衔接性和兼容并包的办刊思路展现了出来。随后的1996年第5、6期合刊，杨勇、杨拓对话——《透视：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则是《东北亚》的诗学理念向汉语新诗本体的理性回归与反思：“真正的诗是自由开放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发展，诗情注定也要发展，同时诗歌也要求高层次的作者和读者，今后的诗歌在哲学理性和智力上对读者都将是一种考验和挑战。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复活诗的语言，寻找汉诗的文化底蕴，并且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无’，使其从无到有，摧毁—重建—再摧毁—再重建，否定之否定，最后看到诗之大美。”尽管过于理想化，但这些结论和展望对今天的汉语新诗还是有值得关注的意义的。1998年第7、8期合刊，刊发沈奇的《奇异的果实——评麦可的诗》，是具体诗人的微观评论。到了1998年和1999年，《东北亚》则连续推出“中国现代汉诗及理论大展”（之一）和（之二），编辑收入欧阳江河、于坚、哑石、杨远宏、奚密、庞培、沈奇、李德武、余怒等在当时和后来成为汉语新诗写作领域或理论方面扛鼎诗人的诗论。再加上第9、10期刊载的唐荣尧《迟到的阵痛与呼告——关于民间诗歌的一份非正式提纲》较为系统而深入地扫描了当时汉语新诗民刊的生存状态。以及2005年，杨拓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现状研讨会上所做的“由《东北亚》看中国民间诗刊走向”的发言，将《东北亚》的诗学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域。可以说，《东北亚》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理论与创作的平衡掌握得恰当好处的民刊。从遥远的文化边境观照和建构整个汉语新诗的发展格局，《东北亚》有自己的眼光和阐释诗歌的方法。

第三节 其他诗歌民刊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荒原，很难想象曾经燃起多么热烈的诗歌火焰。在缺乏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时，黑龙江汉语新诗就以最原初的诗性体验来抒情言志，而且不乏壮烈。1984年或者1985年，据诗人刘禹的回忆，哈尔滨的荒流诗社为印刷一本名叫“太阳岛”的民间诗刊，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诗社成员就以集体卖血的方式筹集，刊物得以成功印出。但命途多舛的是，随后一两年的诗稿却出现了被焚的诡异事件，当时预计在哈尔滨双城堡印刷，却因阴差阳错而没能实现，稿件被转到另一个诗人手中，迟迟也没印成，后来存放诗稿的诗人家里新房失火，被悉数烧光，以至于诗社很多诗人的诗稿荡然无存，荒流诗社也无疾而终了。黑龙江汉语新诗民间诗刊的生命样态和其他省份的命运大致相同，没有经济或者体制的支持，新诗的激情和美学自由并不能得以持久。近几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功能的完善，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利于碎片化文字传播的媒介的兴起，诗歌的短小精悍和与音乐、绘画的天然联系，立体的、娱乐的呈现方式为汉语新诗的重新繁华提供了契机和平台，为新诗带来新的面孔的同时，诗歌民刊的电子化也影响了纸刊的存在方式，这几年黑龙江汉语新诗民刊的低潮，应该和这个有关。

除《剃须刀》和《东北亚》之外，黑龙江有影响的汉语新诗民刊并不多。在时间上，最近的一种期刊应该是《煮雪》。此刊创刊于2010年，地点在哈尔滨市双城区，至2015年共出刊5期，每年1期，属于年刊，主编是诗人伟钟。实际上，该期刊除了重点刊发双城区当地的诗人之外，主要还是基于黑龙江的一些已经成名的诗人的支持，应该是和其他民刊交叉协作的结果。其中不乏20世纪90年代就已盛名在外的诗人，如牧之羊、韩非子、胡果、铁梅、秦苏、齐春玲、王人地等，虽然也刊登一些近年来出现的年轻诗人的作品，但影响面还是不理想。据主编伟钟的说法，该刊立足于黑龙江实力诗人，比如刘禹、宋迪非、李英杰、张静波、吕天琳、陈树照、林柏松、袁永苹、杨勇、余晓蛮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主干作者群，同时还发表了国内一些重要诗人的作品，如于坚、远人、汤养宗、陈先发、赵丽华、安琪、凸凹、李轻松、李少君等。刊物印数不多，一般在500册以内，逐一寄送作者和诗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2015年停刊。

2011年，受诗人何拜伦的启发和支持，发源于黑龙江的四本汉语新诗民刊《诗参考》《过渡》《剃须刀》和《东北亚》一起出了一本诗集，取名《寒冷》。前面的“编者按”道出了黑龙江汉语新诗民刊的整体格局和历史发展脉络，“东北三省地处荒寒之地，黑龙江省更是北中之北，一年中大半时间处于冰冻期。虽然如此，以哈尔滨为中心的自发诗作者从未间断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仅哈尔滨一地竟有诗社一百余家，且活动频繁，而十年后大多纷纷解体。进入九十年代，对写作本身的注重，促使民间刊物大量产生。这期间，《过渡》、《诗参考》、《东北亚》、《剃须刀》无疑是其中的显著者。2000年后，由于各种原因，民刊的出版频率明显减慢，尤其以《过渡》、《东北亚》为甚，几近僵尸有待复活。恰逢此时，这一前所未有的四刊联合的倡议，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初看它疑似头脑一热的即兴之举，实际它可能包含着倡议者未必深思却由来已久的一种价值观念和某种宽广、开阔的诗学态度。”

除了诗学态度的重组外，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在汉语新诗民刊的寒冷季节里抱团取暖吧。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有点类似于“悼词”，大多数民刊并未有重生的迹象。《剃须刀》在停刊后，张曙光、桑克、冯晏等《剃须刀》同人编辑了《诗歌手册》，以书代刊的方式延续其美学格局，但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东北亚》出刊的频率明显放缓，基本上是双年刊了。当人们谈论新世纪以来汉语新诗的勃兴时，可能忽视的是潜在的危机。汉语新诗民刊似乎昭告着这种勃兴很可能是昙花一现，但这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