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新世纪新诗中的哈尔滨书写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主持修建的“中东铁路”建成，标志着哈尔滨告别小渔村，作为一座现代城市的开埠。特殊的萌生环境，让这座城市天生拥有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的特质。白俄的殖民文化、红色左翼文化、沦陷区文化等，都在这座城市里轮番上演。那时，在地缘政治和文化的某些特质上，甚至可以和被誉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相媲美。一座城市的成长，相对于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其生命力的蓬勃往往取决于文化的孕育。作为近现代以来最为洋气的两座城市之一，相对于拥有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人的如椽大笔和李欧梵、陈思和、葛红兵等的犀利评论的上海，身居其中的哈尔滨人对哈尔滨的文化塑造和理性考量显然是远远不足的，除了小说家阿成、迟子建曾费笔墨着意于此，萧红在流浪中想象这座城市的阴晦外，整体来讲，类似于北大荒的荒凉一样的文化氛围一直光顾着这座城市。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这座城市？如何树立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目前流行的衡量一座城市的如楼群的多少、高低和居住人口的数量等量化的同质化的尺度显然无法深入这座城市的骨髓，自然也就无法描画出富有生命力的城市样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既具体表征为各式各样的或土坯或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样式，各种各样的街道、小巷等可触可感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空间形态，也体现为人们基于实存而区别于不同的审美所产生的心理重塑，也就是说，“经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经由人——那些久居其中的人们，和那些以特殊方式与城联系，即把城作为审美对象的人们——搜寻城”。[24]在城与人的互动中，包括经典文学在内的精英文化在塑造城市文化性格中的作用尤为值得重视，正如李欧梵在谈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时说，“我所谓的都市文化，指的不只是二三十年代中国都市的物质文明，也包括当时由于物质文明而呈现在印刷文化上的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想象和憧憬。”[25]张爱玲书写的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畸形的上海，而王安忆则描画出了一个中产阶级的优雅上海，文学作为印刷文化的高级存在方式，以个体化的视角对重塑和读解一座城市的灵魂得心应手。
自20世纪20年代起，汉语新诗同城市之间就有着难分难舍的关系，都市诗也就成为汉语新诗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脉，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诗歌的标签，总能够捕捉到时代的新鲜气息，实际上也是诗歌在理解世界过程中的先锋性所在，它在重构城市的文学想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诗人李金发在《忆上海》中形容上海为“容纳着鬼魅和天使的都市”，诗人杨世骥在《汉口》中说，“汉口有一天要说出他的荒唐话，/向对面肺结核的武昌，/沿江边的电杆行去，/与那烟囱笼入黄昏的汉阳”都是对特定时代的城市有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理解。
新时期以来，汉语新诗的沉寂和城市的喧嚣都构建着另一种诗与城、城与人的关系，新诗中的哈尔滨又该如何呢？哈尔滨又赐予新诗什么样的土壤呢？
第一节 宏大乐观叙事：哈尔滨的一个历史面孔
创建东方学的中东学者萨义德说：“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26]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现实的方式，运用一定的价值标准将研究对象进行重新描述，将人的主观性确定为文化话语的核心，从而呈现为非实证的、非数理的，而是意象式的想象重构，在想象中构造另一种现实镜像，无关物质的真实，但却是清晰的存在。城市建筑美学家凯文·林奇在其代表性著作《城市意象》中说：“对一个城市的感知，是能够感受和认知这个地方；而这种感觉中的元素能够和其相关的时间和空间的精神感受相连接，并进而去理解其非空间的观念和价值。这是一个环境的空间形态和人类认知过程相互作用的交汇点。这样的感知过程完全仰赖于个人对于城市的情感，光靠着浮光掠影的皮相是不够的。”[27]并进而认为，关键性的公共意象是人们想象一座城市，寄托情感的基础性节点。“似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一个由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公共意象，其中每一个都反映了相当一些市民的意象。”[28]这些公共意象因为在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记忆上都浸染着这座城市的岁月沧桑，也可以积累出成百上千年的乡土情感，在想象的重构中，完全可以被抽象掉烦琐的具体细节，而填充进美好的乌托邦情愫，从而完成对一座城市的理想化重塑。“意象的聚合可以有几种方式。真实的物体很少是有序或显眼的，但经过长期的接触熟悉之后，心中会形成有个性和组织的意象，找寻某个物体可能对某人十分简单，而对其他人如同大海捞针。”[29]如何重构自己熟悉的城市文化系统？按照近百年来在中国盛行的乐观进化论的价值选择，新与旧相博弈的历史乌托邦情结在哈尔滨的城市想象中也在上演，宏大叙事和乐观叙事成为哈尔滨城市符号的一个重要侧面。
尽管诗歌首先体现为个人的色彩，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颂歌”格调一直延续下来，到了80年代的抒情诗，虽然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在抒情方式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思想指向性基本趋于一致。因此，诸多起步于80年代的诗人，往往延续着早年的抒情格调，表述对哈尔滨的浪漫性情感底色。在近现代中国，哈尔滨的历史有其非一般的特殊性。俄罗斯的殖民文化，伪满洲国的沦陷区文化，最早获得解放的省会城市，等等，这些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价值观分野的历史事实都为弃旧扬新的未来叙事提供了最为恰当的历史资料。作为城市象征，松花江孕育了这座城市，见证并继续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李剑白的《松花江上》就开拓了这种写作模式，一方面松花江的“水流是记忆的长河，/勾起多少甜蜜、辛酸的回忆/和古老的传说。/人们记着北方民族兴旺的往事，/人们记着日寇侵入后的痛苦生活。/你知道深山野营、抗联战士斗争的史迹吗？/你听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支流浪者之歌吗？/人民的眼泪和鲜血，/曾抛洒在这滚滚的波涛，/写下了祖国解放的诗篇，/和慷慨悲壮的战歌！”另一方面则是叙述新中国成立后工农群众建设家乡的劳动场景，于是松花江具有了另外的新鲜面孔，“老一代在你身旁浴血斗争，/新一代在你身旁生产劳动，/你养育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你看红旗似海，阵容齐整，/在我们行列里，/成长了多少模范和英雄！”就此而有了“我们赞美你，松花江！/这是我们美丽的家乡”的诗句，以家乡亲情待之，在乡土世界中，当属最为理想的价值赋予。
新时期以降，一脉延续下来，类似的宏大叙述的诗歌依然是主流，已经形成一个美学风格相似的群落。如李洪君的《哈尔滨·故乡·祖国》，以历史观照的视角，从一百多年前哈尔滨作为渔村时写起，“一百多年前的呼兰河/跟随傅氏兄弟 走进傅家店/在荒凉的晒网场 释放珍藏”，然后是中东铁路、日据时期，抗联事迹，进而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生活，“走进以英雄命名的街道和公园/带上漫山遍野的红杜鹃”，以小见大，以城见国，乃至民族，层层递进，意义愈益宽广，“英雄和他们的团队/结束了一个城市的过去/激励着一个民族的力量 勇敢 坚强”。如周烨的《哈尔滨，你的天空湛蓝如海》：“哈尔滨！祖国！/六十年，你在一种朴素却伟大的思想滋润下诞生/你在一种特色理论的指导下扬帆远航”“哈尔滨！/六十年的历史成为不倒的旗帜/以力透纸背的表达 以独具特质的内涵/感召千秋的雄浑/指引着每一位走进新时代的中国人用前人/未曾尝试过的方式/英姿飒爽地前进”。再如刘章的《在哈尔滨，松花江边》：“‘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曲歌飞向世界，五大洲同仇敌忾，/一个民族崛起，壮怀激烈。”“‘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里，正义之剑斩蛇蝎。/白山为纸，黑水为墨，/写出《太阳岛上》这样的音乐。”虽然如此，但实际上，文化和价值观的愈益多元化，城市内容在现代工业技术的催生下，丰富性增加，这种以点带面，从城市升华到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对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构一座城市的实质想象，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过度浪漫化和虚构的成分，使得这类诗歌所关注的并不具有最核心的现代都市内容，并没有触摸到现代都市的基本组成要素，而是运用抽象化的方法，对城市做符号化的处理，依然是单纯的革命叙事所带来的政治抒情，以此言彼，显得不合时宜了。因此，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在兼顾上述城市形象习惯的同时，也从另外的侧面展现了新的哈尔滨城市景观。比如已故诗人梁南以鲜活的抒发，对松花江的描述要情感充沛、叙述扎实得多，比如那首《开江前后》：
四月的灌木刚孵出半点温馨
达子香即听见溪流对薄冰的责备
她来不及修饰枝枝叶叶的圆润
一夜就泛滥起动态美的绯红颤栗
赤裸裸的绯红淘尽残雪如大江东去
五更时分丈量完山脉十万公里
当这股抹山过岭的桃花汛捂暖山脚
绿的骚动，才从阳坡一跃而起
北国的水声被达子香点燃，象马铃
响乱远方，纷纷向松花江投入
这些水亮的纤索，把映红的山群
拖到江岸，执行仪仗队的礼仪
九十年代第一支船队鸣笛而过
簇拥它的江涛也在对它喃喃低语
这是一种踏实的“在地”描述的乐观叙事，春暖花开之后的豁然开朗，春风的气息，达子香的微熏，跑冰排的轰隆气势也因此而颇富柔情，这种大气磅礴而又情感憨实的城市描述，着实不多见。
除了弃旧扬新之外，另外一个写作倾向是，对哈尔滨的大多数城市想象最后多归结到牧歌般的田园景致。如张静波的《记住太阳岛》，对这种牧歌情调表述得较为充分：
太阳岛。梦幻般的釉彩
任一江春水调色出两岸碧绿而凝重的色调
太阳岛。一座上个世纪著名的花园
紫丁香散放出淡淡的氤氲
铁黑色的灌木丛里藏匿着甜蜜和谎言
女孩蹁跹成蝴蝶和花朵
月亮悄悄地爬上寂寞的红顶屋
流星雨划过一片青春的白桦林
太阳岛。让我追逐火焰。追逐沙滩和爱情
追逐一个流逝的黄金时代
太阳岛。我曾生活在这座城市水中迤逦的倒影
一座漫天雪花飘舞成无数只千纸鹤的雪城
而在寒冷的冬季
太阳岛上的雪雕收藏起雪花的舞姿和泪水
雕塑出北方冬天的奇伟和荣耀
让那些热爱冰雪的人们赞美北方 赞美雪国
太阳岛。我灵魂漂泊的家园
让我一生追寻诗歌和太阳不朽的光芒
太阳岛。一块巨大而美丽的石头
在飘渺的晨雾中傲然屹立
唯美的笔触，月亮、沙滩、爱情、千纸鹤的雪城等经典的牧歌童话意象，晨雾中蒸腾的是海市蜃楼般的城市梦境。如果说这首诗的牧歌情调还略显浅薄、略显直白，多以恣肆的情感取胜的话，那么冯晏的《光的细沙》则幻化出另一种田园光晕，细腻而温婉：
我竟然开始依赖阳光，此时
暗淡的写意色彩还习惯于
深居在苇草中间，有一束
太阳的光在江面泛起
如细沙，在我身边慢慢飘下
难怪已经适应冰凌的食指
突然感到有水晶滴落
光的细沙，从沾染我白色棉衣
到米色呢裙、淡黄色围巾
渐渐浸润我暗处的思维
呼吸的意外，直到头发
手臂以及肌肤的每一寸
在光的细沙中静默
最好退到世纪前的文字里
让慢占领时间，占领无语
或如四季对待土地那样
请光慢慢渗入，从植被的躯干
泥土中的枯草，直到
身体内部的感知，或者
那些共性与个性的需要
细数变化，情绪的每一个颗粒
都拥有不同的质地
如云如锦，或灿烂如辉
我已习惯于安静在沙中
视秋天与春天的替换而不见
那条临水的彩带原来是路
多少辙印穿梭记录这些时日
江水在并排的反复造访中
畅流又凝固，我已经习惯
在沙中深入。或濒临江边
随光的细沙一起来看水的深处
全诗节奏舒缓，感受细微，于微小处氤氲出人生的大智慧，从“泥土中的枯草”体会到“身体内部的感知”，如果抛弃掉情感的具体所指，颇有张爱玲那句著名的情感表述的神韵，抵到尘埃里去，然后开出一朵花来，如此的优美感受。同时也能体会到松花江在诗人的笔下宛如陶渊明笔下的南山，悠然之中慢条斯理地细细品味其中的悠闲之境。
自然风景是组成城市的重要空间内容，新诗要理解城市，风景是必然的媒介。于是有了诗意化的风景描述，如邢海珍笔下的哈尔滨是“松花江上一抹灵性的烟云/在梦境和落日的余晖里轻淡而优雅”（《我在绥化》），哈尔滨寒冷的冬天在记忆中幻化，“呼出的蒸气模糊了未来，回忆的形象/让眼睛感到刺痛。树木，雪地/黑白的单调掩饰了面庞和星辰/掩饰了变化，和变化中的统一：世界的缩样/被反射保存的空间，和空间的寒冷/但总有无数的人，吵嚷着，聚散着/总有阳光泼向冻僵的窗户。雕像，拱廊，门/楣/藤蔓和石碑，在车灯和大厦的反光中向上飘/起/和马车花园一起，构成第二个城市”（马永波《哈尔滨的十二月》）。张静波的《哈尔滨手札》以十二首组诗来展示哈尔滨时令上的十二个月，细致入微，以一座城市为符号，很好地诠释了春夏秋冬的人文含义，充满童话的梦境和田园的气息。肃杀的寒冬“周围是光秃秃的城市。雪埋藏了两只脚/没有鸟儿的树丫，使冬天感到格外空疏/缺少爱情的花瓶仿佛形同虚设”，而春天的城市则是“丁香的温馨隐隐地在空气中弥散，像初恋带/来的氤氲/夜市繁闹。路灯下的脸庞不时地闪动/那些黑黝黝的树枝和湿漉漉的花瓣”，浪漫的中央大街在夏天则是“爱意在月光下迅速地蔓延/六月是一件多么美好的外衣”。张静波在《记住太阳岛》（《人民文学》2005年第2期）中记载的太阳岛有着“梦幻般的釉彩/任一江春水调色出两岸碧绿而凝重的色调”，是一个“女孩蹁跹成蝴蝶和花朵/月亮悄悄地爬上寂寞的红顶屋/流星雨划过一片青春的白桦林”的梦幻之地，是“灵魂漂泊的家园”。
这种乡土田园的构图一直是城市牧歌的最好写照，也是基于农耕文明的意绪和现代城市病背景下所引致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想象。
第二节 漂泊的灵魂：哈尔滨的历史深度
1967年，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一次演讲时提出了“另类空间”的概念，主要是指不同于一般日常生活空间的异质性城市空间，比如墓园、监狱、禁地等，这些另类空间有着不同于日常城市空间的独特性，同日常空间并存于一座城市中，从而凸显出来，形成城市空间的异质性。福柯对这种空间的研究赋予一个新的名词，叫“异形地质学”（heterotopogy）。时光变迁，在哈尔滨的城市文化构图中，中东铁路、正宗的俄式西餐、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巴洛克建筑等，这些表征城市往昔的文化意象在很长时间以来成为哈尔滨区别于其他中国城市的最为异质性的意象，也是这座城市最为耀眼的文化标志。虽然为殖民文化，但因为就此而赋予了这座城市“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等响彻大江南北的称号后，百年以来欧风美雨的洋气在国人“崇洋媚外”的现代心态中这座城市“高贵”了起来，而渐渐忘却了被殖民的历史底子。那些另类的城市公共意象在剥脱了民族和国家的屈辱感之后，内涵的转移使得这种别具一格的异质性成为这座城市得以脱颖而出的标志性存在。相对于当下的工业文化和消费文化打造的哈尔滨，这些已经失去其原初性价值的城市意象却在另一个想象的哈尔滨中焕发出炫目的光晕，尤其是墓园、教堂、西餐厅、呼兰河等迥异于现代化城市日常空间的另类空间，为新世纪的汉语新诗所津津乐道。
作为以侨民起家的城市，哈尔滨在一定意义上注定是过客的匆匆栖身之所。无论是对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来的俄罗斯人，还是因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欧洲大陆盛行的排犹思潮而逃亡的犹太人来说，哈尔滨虽然在他们最为艰难的时候以宽容的胸怀收留了他们，他们也曾落地生根，但终究不是最终的归属，国际风云的变幻使得他们无法在这块异域的土地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地繁衍生息。各种各样的政治或文化的因素促使他们离开这座城市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居住生活还是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漂泊的痕迹，供人们追忆往昔的时光流年。
墓园。在福柯的空间理论中，“公墓”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象，“是一个文化空间，但又不是一般的文化空间，而是文化空间中的异域。只要我们想到安息在墓地中的人曾经生活的年代、城市、乡村、社会、民族、语言、信仰都不相同，我们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可能有长辈或亲朋安葬在墓地，就可以联想到公墓是怎样的一种异域空间的集合体”。[30]在这个集合体里，人们以纪念的名义连接过去和未来，从中构想已逝之人的情感和想象自己的归宿。“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31]从现实意义上说，墓园对于生者的意义远大于死者，生者将其作为一个激发记忆的公共空间来考量，比如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众多的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的著名人物济济一堂，成为斯拉夫民族追忆往昔的最为恰当的空间。
作为曾经的移民城市，哈尔滨有着远东最为庞大的犹太人墓地，也有规模壮观的俄罗斯人墓地。这两个族群在营构出哈尔滨辉煌的历史荣光的同时，作为长眠的异乡人，这些墓园也让这座城市的历史铺满了沧桑的落叶，凌乱而秋凉。李琦在《外侨墓地》中说：
雪落缓慢，让人相信
这是回忆往事的速度
尤其像命运的进程
风寒天凉，安慰正以雪花的形式
轻抚来路遥远的
安息之人
俄国人，波兰人，犹太人
活着时，他们出入在
哈尔滨的大街小巷
死去，这片说汉语的土地
替他们藏起绵长的遗憾
还有跌宕离奇、犹如编撰的经历……我来看格里亚
年迈的俄罗斯男子
他酗酒，潦倒，却始终心怀浪漫
他曾用俄语教我说：故乡
这母语中最动人的词
曾把他一家人的命运灼伤
他却至死，深信着这个词的光芒
如果说后人对墓园的凭吊能够激发他们的情感记忆，让长眠的灵魂有所寄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背井离乡的孤魂来说，连凭吊他们的也往往是和他们毫无情感牵绊的旁观者，没有亲情依恋的墓园让历史再一次漂泊起来。没有了情感的墓园，也就成了灵魂的遗址，供人们遗忘的遗址。如李琦在另一首诗歌《遗址》里说：“遗址总是让人心动/残破、遥远、若隐若现/过去的生活穿越时代/曾经的大事/如今只见尘烟”“凭吊遗迹/让人心思荒凉/谁比岁月站得更高？/怎样的飞跑/最终能逃离时间？//前朝往事，如同一场预演/从前的怅惘今日的迷茫/一切如此结束/一切正在开始”。在追思和拷问中探寻生死、过去和现在、怅惘和迷茫等人生永难寻找确切答案的命题。墓园里，斑驳的石质墓碑容易让人想起恒久，而那些永不褪色的烤瓷相片则让人想起青春永驻的可能，当后人祭奠的花朵沾着湿漉漉的雨水亲吻着死亡的魂灵时，桑克在《墓地》里的一番言说，也许道出了每个漂泊疲惫者的心灵所愿：“你冰冷的不锈钢床榻，/你阴冷的蓝火焰的温馨，/你的空阔和孤寂。/我都想到了，以及你窄门之后的景色。/那里一定比我这里更适宜人居。”
教堂。在老哈尔滨的地盘上，大大小小点缀着六十多座各式各样的教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有名教派的信徒都能找到与神灵沟通的场所，东正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不一而足。因此在“流亡者的城市”的称号外又增加了“教堂之城”的称谓。从信仰的角度说，在曾经政教合一的社会文化里，教堂是西方民族灵魂的归属，但却是汉语文化的异类，事实上，经常出入于哈尔滨教堂的，仍然是那些流亡在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白俄等西方人。因为它的存在，漂泊在异域土地上的人们也有了家的归宿感，当时侨居的俄罗斯诗人涅捷尔斯卡娅有诗写道：
我经常从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岁月悄然逝。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言辞恳切处，教堂的钟声召唤出了尘土飞扬的家乡味道，也为噩梦连连的过往铺垫了遗忘的晚霞。事实上，经常出入于这些教堂的，还是那些流亡至此的犹太人、白俄等外来者。哈尔滨光复后，随着这些人群的逐步撤离，教堂文化也逐渐衰落，乃至关闭。诗中谈到的这种灵魂的家园也只能是暂时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所有教堂的钟声销声匿迹，虚幻的家的感觉也就荡然无存了。从此以后的教堂就如国人去欧洲旅行，大多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西洋景一样，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座以建筑艺术或绘画取胜的风景。至多，成为诗人笔下追忆过往、感世忧怀的标的。诗人路也在《哈尔滨》中感受着流风的袭扰：“此时，从我站立的这个位置，望得见/索菲亚大教堂圆顶，有大列巴面包的形状/它听得懂西伯利亚的风声/那俄语的风，那带颤音的风/吹彻远东。”索菲亚教堂最初是一座随军教堂，曾经被焚毁，后重建，曾为一个公司的仓库，今天成为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凡旅行者必看的景点。因为不是原生的宗教，来自西伯利亚的殖民者的入侵如寒潮掠过，流亡者的脚步如风，教堂的钟声在如风的历史中曾在哈尔滨的上空混响出浓郁的“神灵”的信仰之音，同样，岁月流转，逃离者的脚步亦是如风。于是哈尔滨的教堂开始沉默，并回归建筑空间的原始意义，并随着一波又一波所谓灭神运动的蜂拥浪起，众多的教堂已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桑克在《哈尔滨教堂》中写道：“沉没的大多数，并非为/信仰而设，一些为旅行者，/一些为拥有旧梦的人，/为廊檐之上的黄昏，/或者燕子，在残垣间穿梭。”甚至有了荒诞不经的感悟：“哈尔滨有这么多上帝的遗迹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为了我，或者谦恭地说，是为了我的新生/而准备的寂静之所，如极乐寺和普照寺旁边的/这座圣母安息教堂，它的葡萄没等变紫的时候/就被行人摘得精光，只有高处的三粒像奇迹一样/隐蔽在繁密的叶丛之中等我发现，如我正在/发现的爱与仁慈以及内心正在消减的怨气”（桑克《哈尔滨（四）》）。在失却了集体无意识的拜谒后，教堂的生命感也只能是张扬在每个具体人的心中，在极富个人化的理解中，无关信仰的建筑样式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来。“看见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的十字架了，/在灰色的楼群之间仿佛信仰的天线。/心里一阵天真的激动，/转瞬就被提前降临的夜场音乐吸走。”（桑克《果戈里大街冬日景色》）这种焕发可以是瞬间的、消极的，自然也可以是沉重的、象征的，譬如张曙光笔下的圣伊维尔教堂。
圣伊维尔教堂
尽管你早已被你的教众遗忘
或你们同时被上帝遗忘
尽管在岁月和风雨的剥蚀中
你的墙皮脱落，尖顶
也不复存在——当初它曾
衬着夕阳高傲地挺立——
但外墙上的马赛克镶嵌画
却仍然鲜艳——不是出自
《圣经》中的故事，而是一个童话——
我曾屏住呼吸，注视着你
时间的废墟，或祭品，一个时代
垂死的疤痕。但最终会有什么留下
供我们沉思和凭吊？或许
你的存在，只是为了一首诗？
而这首诗的存在，又是为了什么？
相对于欧洲大陆教堂的信众拥挤和诵经朗朗，诗中对教堂的描述是一种被遗忘者的形象，而最后的追问让教堂在时光流逝中的诗意想象又扭结成虚无的征象，无果无因，恍如一梦。冯晏的《从萧红故乡开始》描写那座仿巴黎圣母院样式的天主教堂：“萧红故居旁一座灰色的古旧教堂/总是沉默着目送风雨和眼泪”。这里没有期待复活的希望，只有离人的眼泪和渴望安慰的伤感，这让人想起小说家阿成在《教堂与人》中对犹太人命运的总结：“到了犹太人做礼拜的时候，整座教堂里挤满了犹太教的信徒，男人们在一楼，女人们在二楼，站在刺槐木讲坛后面的神父常常会说得泪流满面，继而，所有的人都开始哭泣起来。犹太人是一个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他们给我的感觉似乎总在流泪，在哭墙面前流泪，在教堂里流泪。这似乎是一个悲痛的民族。”宗教源于人间无法解脱的从肉体到精神的苦难，这应该是不差的。在无法穷尽的生存之思和生活的诘难面前，人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祈祷，然后默默地忍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否则也只有如潘虹莉在《果戈里大街的秋天》中所形容的，“教堂的钟声/打点着咖啡的味道”，或者是《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的午后》中刹那间的顿悟：“泅渡的沉默是隐约的闪现/疏落的惊诧散开和鸽群一起飞动/赞美之词 从窗棂溢出穿越灵魂的孤岛/圣阿列克谢耶夫的取舍 让语言安静/心灵的硕果低过天空的云/低过天空下随风荡漾的青草的味道”。将宗教存在的根由化解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不知生焉知死，还是回到了汉语文化的价值系统中。
露西亚西餐厅。尽管现在西餐、咖啡厅在国内各大城市甚至小县城也是不新鲜的，但能够融入一个城市的生命中，并成为构建文化空间之物，哈尔滨当之无愧。它的俄式西餐、大列巴面包、秋林牌的俄式红肠，至今是这座城市的饮食名片。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32]在西方，咖啡厅是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三五好友相聚，谈学术，聊文化，话日常，等等，于是乎有了巴黎塞纳河左岸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悠久的咖啡区，这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茶馆，只不过是参与人群的不同，前者多为文化上层，而后者则相对多的是普罗大众。这种文化在近现代也曾传入中国，流行于上层文化圈子里，甚至成为当时时髦的文学表演的舞台，比如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温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等，民国文人张若谷就有专门谈到咖啡店的散文集，他这么说道：
除了坐写字间，到书店渔猎之外，空闲的时期，差不多都在霞飞路一代的咖啡馆中消磨过去。我只爱同几个知己的朋友，黄昏时分坐在咖啡馆里谈话，这种享乐似乎要比绞尽脑汁作纸上谈话来的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谈话时的乐趣，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获得，这决不能普度众生，尤其是像在咖啡座谈话的这一件事。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咖啡店，一壁喝着浓厚香醇的咖啡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这种逍遥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33]
但对于哈尔滨的咖啡西餐厅来说，相对于游人趋之若鹜的具有百年历史的华梅西餐厅，汉语新诗在构建城市的西餐文化时，露西亚的名字更为响亮。这座咖啡馆曾经的主人是一位名叫达维坚果·尼娜·阿法纳西耶夫娜的俄侨。几乎和哈尔滨同龄，气质优雅而高贵，一生未嫁，亲人离散，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非人的磨难，晚年孤独而凄凉。因为这座咖啡西餐厅的背后映现着这样一位见证这座城市兴衰的老人的身影，咖啡已经不是咖啡，西餐也就不是西餐了，而是一个在咖啡的香气氤氲、牛扒飘香之时，同窗外的绿叶，午后的阳光一起，沉思城与人的空间。于是我们看到桑克的《露西亚西餐厅》，写在无聊的景物和食物的陪衬下，由一页日记所想到的历史回忆：“她混迹于当地人中，/衰老，孤独而自怜。/曾求救于锋利的餐刀，/但餐刀对她并不了解。//我为她担心，/为当地人及我羞愧。/但我表面若无其事，/仿佛老派的绅士。//壁炉是装饰，不能生火。/而墙呢，也是仿砖贴面，/空心里没有一丝热气。/我走出去，混入人群。”相对于老人曾经历的冷漠和非难，历史的厚重让今天同样为当地人的我也觉得心凉。李琦在《六月某日，露西亚笔记》中写道：“这间房子和墙上的照片/散发着上个世纪中叶的气息/房间并不宽大，却引人走进/从前的风云，一段复杂深邃的历史/屈辱，宽恕，人生的悲哀和苦楚/此刻，早成为故人的女主角/裙裾窸窣，似乎悄然出场/而墙角那架已静默太久的老钢琴/忽然就像通了灵，好像正从/一双无形的手指下，流淌出/最深的悲伤和最动人的美//是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包括这个六月的下午/可是，那‘过去’会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追思历史，露西亚咖啡厅里那架40多年没有弹奏的钢琴蕴含着太多的人间音响，或嘈杂，或悠扬，或相思，或惆怅，在那样一个略显逼仄的空间里，一切都如高处的尘灰吊子，或如放久了的酸酸的咖啡气息，荡开去，恍若远处缥缈的乐声。也就有了潘虹莉的《露西亚》：“露西亚有多少这样的夜晚/犹豫和哀伤/让时间的针刺痛飞翔的翅膀/那么多的眼睛/仅剩下孤独/生活被吊在夜色里/滑稽优雅而庄重/仅仅是这样，露西亚/在枝叶茂盛的日子里”，枝繁叶茂下针刺的哀痛，晶莹的血珠映衬出漏过树叶透下的光线，手指在嘴里独自舔舐的凄凉，露西亚绿叶的颜色也就永远枯黄，尽管盛夏的时候也是那样的苍翠欲滴，覆盖着不起眼的门帘。其实，除了露西亚西餐厅，哈尔滨的很多西餐厅都曾经是这座城市心灵交汇的节点，比如被小说家阿成在《和上帝一起流浪》中绘声绘色描述的敖德萨餐馆、马迭尔餐馆，等等。
呼兰河。相对于松花江的滚滚江水，呼兰河只能是涓涓细流。但也就是这涓涓细流因为孕育出一个离开就永远没有回来的文字精灵而显得圆润许多。无论是《呼兰河传》还是《生死场》，乃至于《小城三月》，鸟语花香的后花园，慈祥仁厚的爷爷，那个水浆足以埋没呼兰小城历史的水坑，还有永远幽怨不知归处的《小城三月》中的翠姨，遥远的异域让故乡愈益鲜活。这是冯晏笔下的萧红：“离开后却留恋着/有后花园的故乡——呼兰/冬天，这座东北小城一直躲在/萧红的芳名中取暖，雪花、严寒/以及被黑土藏起的绿色/在逝者的灵魂中辉映，快乐/或者悲哀”（冯晏《从萧红故乡开始》）。也有路也说的萧红：“顺着江水，跟着爱情，漂走了/一直漂到青岛、上海、东京、北平、西安/武汉、重庆/最后搁浅在香港，在浅水湾/从此，每个爱文学的人的心中/都有了一个呼兰”（路也《哈尔滨》）。现代人的电影是很难理解萧红从人生到作品所透射出的漂泊意味的，无论是《从异乡到异乡》还是《黄金时代》，着笔于表面猎奇的情感故事的电影，自然无法带领观众了然萧红沁到骨髓里的孤独无依和颠沛流离的命途。对于世人而言，“河是呼兰河，江是松花江/萧红的照片安居于文学史中/赵一曼的名字留在一条街上”（邢海珍《哈尔滨的方向》），空洞而无物。由之，想起诗人李琦《哈尔滨纪事》系列诗篇中从背井离乡寄居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沧桑历史中对历史的另一种感悟：“什么能有岁月这么富有力量/一些重大的事件，最终/不过变成一条简介或注释/曾经的不可一世，包括/被定义的正确甚至伟大/烟消云散，而绵延流传的/永远是文明、尊严、辽阔而柔软的爱/还有，看上去纤弱单薄的那种美”。显然，对很多人来说，萧红纤弱单薄到足以成一条寥寥数语的简介，但那力透纸背的孤寂和流浪却如朔风里的雪花，坚硬而晶莹，等到能懂的人才会消融得无影无踪。
这正如诗人们所喜欢的哈尔滨街道，“如果散步，一些街道或建筑的命名/完全可以让你惊心动魄/一曼街、靖宇街、兆麟公园、尚志大街/他们是这个城市最悲壮的记忆”（李琦《哈尔滨纪事》）。街道连接着过去和将来，过去就如那条“旧时的街”“僻静而肮脏/旧式的俄罗斯建筑和黝黑的树木，以及/一间间新开的美容厅和小吃店/挂着漂亮的招牌和清冷的生意/一本没人翻阅的旧杂志——/历史，逝去的繁华和悲哀/在白昼和变化的街景中沉积/如果你愿意，那些老人会告诉你/流亡的白俄贵妇和穷音乐家的轶事/但现在衰老了，他们和这条街/在初冬麻痹的阳光中/像中了魔法的石头，坐着/沉默，孤独，而且忧郁”（张曙光《一条旧时的街：外国街，1989，11》）。而将来呢？这座城市似乎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归途。
第三节 消失的记忆：该怎么思考未来
“福柯说，追溯使当代人焦虑的根源时，更多的不在于时间而在于空间，在于人们对组成空间的诸种要素进行重新分配。”[34]在消费文化主导的城市空间中，在广泛“异化”的空间重组的背景下，“消费讲出了现代生活的异化特征，并主张这便是异化的解决手段，其许诺说，自恋者所需要的有魅力的、漂亮的和个人名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可以‘恰当’种类的物品和服务来得到满足。因此，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所有的人尽管说生活的周围都是镜子，但我们还是在寻找一个没有瑕疵的、在社会上有价值的自我的形象。”[35]另外，从心理学上说，“每个城里人在心里都有‘我属于哪里’的影像”，而且人们“总会拿新的环境来对比心中的那张影像，两者的相似之处越少”“对新环境就会越冷漠”。[36]于是我们看到1898年英人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针对当时大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城市病给人们带来的从精神到肉体的生存危机而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梦想，这是一种诗意的空间化理解。面对20世纪初柯布西耶式的“城市是居住机器”的无生命力的城市美学理念，诗人发自内心的批判感受自然要彰显出来，这种彰显沿袭的依然是传统的崇古贬今的固有做法。张曙光在组诗《哈尔滨志》中描述说，见证过全部城市历史的火车站“曾经美丽，如今却成了/一个不确定的符号，不断的改建，使它变得/庞大而丑陋”。“一天天变得陌生，/就像城市的坏脾气。但我相信，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新艺术建筑，一幅展开的时间画轴/带来数以万计的侨民，和一座新兴城市——/欧式风格，一度繁华，然后以同样快的速度/消失。毕竟有足够的往事可以炫耀——/譬如，芭蕾舞和夏里亚宾的音乐会。/有轨电车。或一个朝鲜青年的手枪/洞穿日本帝国的心脏。这一切终结/或正在终结。”李琦也在《我童年的哈尔滨》中写道：
大片的樱桃树，大片的丁香
白色的篱笆里，一幢幢黄房子
常传出手风琴伴奏的歌声
到处可见的灌木、到处可见的鸟儿
秋天，浆果累累
松花江清澈宽阔
一场雪后，满城银装。那种白
一直延续到下一场大雪的降临
那时，哈尔滨人优雅、漂亮
去歌剧院、去话剧院
许多市民熟稔地谈论着演员和剧情
抒情的城市，异国的情调
有许多热爱唱歌弹琴的人
好像，住在这样的地方
就该做这样的事情
如今，那些住过樱桃和丁香的地方
早已住满了人群
不再有篱笆和黄房子了
卡拉OK代替了昨天的歌声琴声
一场雪，还未落地，已变得浑浊
几群鸟的到来，甚至
能飞进报纸的头版新闻
20世纪80年代李琦的《松花江唱晚》“那是水/那是丝质的土地/爱人，那是我们命运的象形”，充满了歌咏的浪漫情调。新世纪初潘永翔的《松花江》“雄性的松花江/突破苍鹰翼下的阴影/在春季的某一天/与父亲不期而遇”“芦苇 柳树 水鸟/召唤着朴素的情感/羽毛的记忆/在晨昏中凸显”“你的浪花岂止染白了/父亲的头发/也染白了兴安岭的雪峰”（《地火》2001年第4期）。这些也还是曾经的乡土叙事的美丽景象。但工业化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能因此而遮蔽掉现代城市所沾染的异化色彩，哈尔滨并不总是在这样一种负面的、解构的城市认同中，让富有历史文化痕迹的城市回归日常的真实，让未来乌托邦的城市梦想得到消解。比如冬天的哈尔滨松花江“江边的人越来越少，夏日归臭气统治，/而现在则归荒凉。明天是个例外，/窘迫的情人将在这里互诉没钱的衷肠”（桑克《哈尔滨（一）》）。中央大街也是另外一种样子，“中央大街的人，我把他们/无序的行进称作游行。为一点卑微的/欢乐而进行的游行”（桑克《在中央大街》）。在《哈尔滨（二）》中，则是“夏天短暂，打个盹就殁，/而冬天过长，犹如厌倦的一生。/洋房渐渐少了，拆了一些，/而没拆的，也是虚有其表”。但随后，在文乾义的《江边景象》里是，“江水黑瘦，收缩成碎块，/沙丘的裸体，肿胀不堪。”江边滑旱冰的孩子“朝向半个夕阳，身影错落，起伏，/进入暗红色的火焰。/风把地面上干燥的叶子吹起，/像纸钱跟随他们的脚步”。在桑克的《江边景色》中“微风颤栗着拂来，江水的臭味，我怒，我捂着鼻孔”，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和万劫不复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