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对象、主体思路与类型学研究方法论
“动物叙事”这一论题因其时间跨度较长，涉及作家、作品也形形色色，研究本身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段与时间节点，与不同的思想文化思潮紧密相关，很难用一种研究方法进行统括，这实际要求研究者要站在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与叙事背景上去加以观照，形成包括文学、环境伦理学、生态学与类型学等多学科思想与方法的有效融合。所努力追求的，是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与个案分析的较好结合，达成对于论述对象的深入认知，在科学化、规范化的理论方法导引下实现对当代动物叙事的系统考察。诚如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中所言：“我们必须用证实的实际材料来代替直觉的推测或似是而非的玄学描述。”[4]即强调了以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实际材料”作为前提与基础对于文学研究的必要性，本书作为方法论核心依托的类型学研究实则就是严格按照由材料到结论的研究范式，开辟出一条带有明确问题指向性的研究路径，真正给予当代动物叙事一个科学而准确的理论阐释。
此处有必要先对本书的研究对象、考察基准与主体思路加以简单说明。首先，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将其定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动物叙事”创作题材范畴。这里的“当代”有着较为明确的限定，从时间跨度上看，具体指向新时期以来直至当下正在生成中的相关创作。正是进入文学新时期以来，“动物叙事”才渐趋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也开始引起普泛读者的关注。这其中包含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当代动物叙事自进入新时期以来三个较具有标志性的时段划分：其一是新时期前10年（主体指向80年代文学）的动物叙事创作；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动物叙事创作；其三是21世纪以来的动物叙事创作，并由此形成一股创作热潮。本书所选材料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时段，最能代表当代动物叙事的整体发展态势及其所取得的创作实绩。另外，本书所定位的“动物叙事”研究是从现代叙事学意义上加以体认，其所仰仗的叙事体裁主要指向小说文体[5]。同时，研究对象的选择并不受具体叙事篇幅的限制，包含了长篇、中篇及短篇的相关题材创作。有关材料的选择问题，是类型学方法论有效运用的前提，直接决定着研究的总体走向，将在“研究材料：当代动物叙事文本的选择及依据”一节中做出说明。
诚如普兰斯在《“叙述接受者研究”概述》中所言：“叙述者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出来并接受了的角色。”[6]所谓的“动物叙事”，并不意味动物在“叙事”，而是隐藏其后的作家在展开“叙事”与讲述，实则指向了人的向度，是关乎人的情感、思想与伦理等多个维度的诉求表达。对于动物叙事的类型学考察即是要从一个侧面达成对人类自身的思想意识与情感状态的观照，经由“动物表述”的维度反观人类自身，探寻人类思维与民族意识中的某一个侧面，是对人的自身生命伦理价值的体认，更将关系到民族思想生活与人类思想生活的大局。
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把当代“动物叙事”作为一个基础的叙事类型，作为一个“类的概念”的存在本质及其功能形态价值为考察前提，从类型的本质属性与发生两个最为基础的向度出发，包含了对“动物叙事”的概念界定、叙事传承、功能形态、主述模式、深层结构以及神话历史根源等多个层面的探讨。实则也兼顾了从审美形式、叙事形态、艺术样貌到文化传承、心理结构——这样由形式到内容，历时与共时、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研究。最终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在“人、动物与自然”这一看似常识的关系维系中，以“动物叙事”的内容所映衬出的从古至今人类个体到民族整体潜隐的思维理念当中的某个侧面——对自身困惑、不安与危难的给予解答与拯救的尝试，渴求达成的自我人格、品性的修复以及被压抑的心灵情感空间的释怀，乃至经由人类个体到民族主体性的双向伦理建构的努力。按照上述思路展开相应的研究，本书的主体框架可以呈现为：
导论部分对“动物叙事”概念的确证与刍议。准确回答究竟何谓“动物叙事”的问题，究竟是人在叙事，抑或动物在叙事，“动物叙事”与动物小说、动物童话、动物故事等概念的区分以及其独特的话语优势，其具体的内涵与外延所指，以及表意层次上关于写实、寓言两大基础表意类型的“类”的概念的划分，等等，都是类型学研究所要明确回答的先行部分。
上编“历时性的历史叙述”部分的研究，立足于知识谱系的梳理与建构，包含了对动物叙事的思想谱系与叙事传承两个主体维度的探究。前者从中、西方的宗教神学伦理资源与哲学文化渊源两个主体向度出发，进行追本溯源[7]与动物伦理思想观念的比照工作，从而达成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在比较视域内指出中、西方伦理理念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各自的不足、缺失，达成弥补与完善的效度。该角度的研究特别着眼于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资源的发掘，力求在“人与自然”的框架下摸清动物叙事的文化根基所在，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动物伦理思想的内在传承、生发与叙事建构的进程具有突出价值；后者主要着眼于对中国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的探究。“动物叙事”这一特殊的叙事类型，其漫长的历史传承与自身类型繁衍的不断完善、进阶的过程，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段来进行考察：分别为先秦两汉时期、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段。它们共同见证了中国的动物叙事创作经由最初的初创雏形期到渐趋繁荣发展、趋于平缓稳定并最终向完备的叙事学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样式过渡的发展历程。而包括《山海经》《庄子》《搜神记》《西游记》《聊斋志异》《狼图腾》等诸多动物叙事历史上的代表性著作或合集皆纳入论题的论述范畴之中，这也将有利于我们从历史与发展的维度对当代动物叙事创作的来龙去脉做出清晰的认证，进而探寻中国“动物叙事”的流传与演变的内在机理。
中编“共时性的形态分析”部分的研究，是本书研究的重心。以特定的当代“动物叙事”创作中各种约定俗成的存在样式为研究对象，将其纳入小说类型学研究视野进行共时性的整体考察。这一研究以统计学为基础，在进行文本细读基础之上，通过对所选材料进行系统的归类、分析，探寻“动物叙事”类型当中从人物到角色、功能到形态以及具体功能项的设置情况。再经过比较、对照与有效排列的工作，探寻各功能项之间的分布规律与逻辑关联，从叙事态度的变化和叙事模式的有无切入。研究过程中也要注意到相关主导因素，包括叙事手法、场面设置、形象逻辑以及情感范畴等多个维度的呈现方式及其可能发生的某种转化，最终归纳动物叙事的主导叙事品格和独特类型特征。实现“寻找了人类叙事反应的原动力基础”[8]的目标，以此把握变化多端的文学现象的基本结构，确立“动物叙事”的类型本体观。
下编“神话历史根源”部分的研究。实则兼顾了横向（形态）与纵向（历史）两个维度，以原始动物神话的象征母题、原型意象与情感基质的现代传承作为论述基点，实则也是对叙事语法研究的一种有效补充。诚如普罗普所言：“研究所有种类故事的结构，是故事的历史研究最必要的前提条件。形式规律性是历史规律性研究的先决条件。”[9]在“形式规律性”考察基础之上进行神话历史根源的研究，其关键点在于从发生与起源意义上回答“动物叙事”是从何而来的问题。探寻人兽同体、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原始神话观念下所蕴含的重要母题模式及其所负载的伦理价值。
总体而言，本书将第一次从民族文化、故事形态学、叙事模式、神话历史根源、动物伦理思想等层面对当代“动物叙事”及其写作背后的内在深层动力机制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力图将对于论题的研究拓展到政治、伦理、哲学的层面。同时，研究将直逼当下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与生态主题，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供出一种中外文学的比较视野，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归纳出叙事类型，从功能形态研究入手确认普遍的谓语方程式，建立行动元模型，尝试以公式、图表的方式揭示动物叙事的深层结构与文化心理，进而考察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发展模式与演进规律。
需要指明的是，类型学研究思路与具体框架的设定，显然受到普罗普研究思路与方法的某些启发，但整体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普罗普的研究方式难免以较为极端的方式滑向形式与技术层面，思想、内容研究层面的偏失是较为明显的[10]。本书特别强调对“动物叙事”思想资源、情感范畴与价值规约的考察实则正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普罗普似的“粗糙”。并尝试实现语言结构、功能形态研究与深入历史、民族文化层面的人类学范式相结合，以求达成对民族思想中的某个侧面的深入认知的目的。
动物叙事的创作本身是自由的，作家有权对这一题旨做出个人的想象和描摹，充分体现出自身的思想和创作个性。进入新时期以来异彩纷呈的动物叙事创作，某一时期内会在材料相关性、主题相关性、价值相关性以及语体、语貌相关性等方面表现出诸多共性，这种共性正是类型学关注的重点。它要求笔者首先根据约定俗成的习惯和语体、语貌相关性方案，浏览大量已掌握的材料，当然没有必要将所有材料应用到研究里，而是抽样选定包含各种情节的56篇动物叙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当确定没有新的功能项出现后，对所选取材料进行比照、编号索引等前期工作，再通过具体的统计、细化与排列进行细致的分类，展开相应的角色、功能与形态的研究，得出最终的结论。
另外，中、西方动物伦理思想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历史时段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特殊风貌，不同主述模式下文本的创作理念、行文思路的不同，均要涉及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包含了历史比较（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个维度。除比较研究法，还要涉及诸多研究方法，比如“动物叙事”的追本溯源及资源谱系探求，要运用到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动物叙事”蓬勃发展的动因及其特殊的题材优势的探讨，涉及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方法；“动物叙事”神话历史根源的研究将涉及神话研究、原型批评等方法。还将涉及诸如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与理路，暗含在文本阐释、类型梳理、现象分析与思潮把握当中。笔者并不会刻意强调一种单一的批评方式，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没有准确而独到的文本细读，再好的理论方法也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本书的研究基点即立足于文本分析，在对“动物叙事”文本的重新阅读、甄别过程中建构出阅读谱系，对具体文本生发出新的阐释角度与进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