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世界文学宝库的“动物叙事”长廊中，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奥地利、英国、日本等国的动物叙事创作历经了悠久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上百年的动物文学史记载，也涌现出堪称世界级的代表性作家与被奉为文学史经典的名篇佳作，如加拿大作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法利·莫厄特，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日本作家椋鸠十等；而《老人与海》《白鲸》《变形记》《义犬博比》《鱼王》《与狼共度》《野性的呼唤》《动物农庄》[1]等诸多“动物叙事”名作更是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学长廊中的特殊地位。而在中国的叙事范畴内，人们也会不经意地联想到《搜神记》《任氏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国优秀古典名作，当然它们还尚不能归入完备的现代小说叙述范畴，但却已经向我们展示并见证了动物叙事在中华大地上曾经所拥有过的辉煌。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动物叙事”创作更是已形成一股蓬勃的热潮，且发展至当下依旧名篇佳作层出不穷，成绩斐然。诸多当代知名作家都曾染指过这一领域，其中有些创作甚至引起普泛意义上的时代共鸣，并在学理层面引发过广泛的热议，这种广泛的参与度与普泛的受众度，是很多叙事题材类型所难以具备的。
从哈萨克族作家艾克尔·米吉提创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新疆文艺》1979年第3期）起，先后有10余篇动物叙事作品获得过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如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与《琥珀色的篝火》，韩少功的《飞过蓝天》，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郑义的《远村》，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邹志安的《哦，小公马》，王星泉的《白马》等。与新时期中短篇动物叙事创作的蔚为壮观相比，21世纪以来的动物叙事作家们似乎更加倾向于长篇大作的写就。自贾平凹于2000年初创作《怀念狼》始，诸如方敏的《大绝唱》、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系列、娟子的《与狼》、郭雪波的《银狐》、路生的《怀念羊》、京夫的《鹿鸣》、李克威的《中国虎》、陈应松的《猎人峰》、雪漠的《野狐岭》等长篇创作相继问世，它们凭借自身所特有的题材优势、独特的叙事视角与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迅速占据了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一个颇为重要的话语空间。
自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动物叙事”创作已经培育出属于自身的诸多优秀的本土小说家：沈石溪之于动物叙事创作用力最深、笔耕最勤，大多创作致力于以动物为叙述中心，以深刻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不断地尝试从多个向度、多种文体探讨动物的物种本性，赋予人类自身深刻的自我反思、审视与检讨的能力，其作品体现出由物及人的悲悯情怀；“生命系列”的作者方敏更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资深“动物叙事”写作者，她的伦理诉求是与世界最接轨的思想表达，其作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凭借其丰富的动植物科学知识积淀，对动物世界的细致观察与生动描摹，侧重于动物学、生态学、物种变异、种族兴衰等写实意蕴的考察，其作品常常借助于一个更为广阔的隐喻圈和整体象征性铺设来表现主旨诉求，并融入一定的“原罪”意识，体现出思考的深度；叶广芩的作品植根于民间“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对社会现实与原始记忆的谙熟，使其作品体现出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并由此置换出诸多荒诞与魔幻的表述形式，为她的现代伦理观念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依据，实则叶广芩已经站在一个超越人类利己主义和虚幻不实的生命伦理的高度，以独特的视域来体察生命物种的本体价值和达成动物保护层面的情感寄托，显示出极大的道德勇气。除此之外，乌热尔图、李传锋、郭雪波、金曾豪、满都麦、冯苓植、雪漠、杨志军等重要作家也都在各自题材领域迈出属于自身特有的叙事探索的坚实步伐。
从翻译、出版的角度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着手的对外国动物文学的翻译、译介与一系列包装、推广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批量的专著、合集的出版，畅销性连锁效应的形成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如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西顿动物小说经典》五册，几乎囊括了西顿的全部“动物叙事”创作，而21世纪出版社更是隆重推出《椋鸠十动物小说全集》十册，也基本将这位日本动物大师的作品一网打尽。再经由翻译者、评论家、出版商、媒体等联姻式的一致推崇与宣扬，“动物叙事”就此赢得了人们一致的赞许与欢迎。读者之于“动物叙事”的阅读热情空前高涨，这对于“动物叙事”自身的发展不啻为一件十足的好事，它提升了动物叙事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受众度，进一步拉近了其与普泛读者之间的情感距离。但它同时又似乎是一个不小的嘲讽：“动物叙事”创作在本国受到无限的赞誉，却是来自国外作品的某种“馈赠”，而国民大众对自己本国的作品却常常“置若罔闻”、眷顾甚少，对于中国“动物叙事”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种充满戏谑味道的反讽。
而从研究的维度，与动物叙事的相关创作一样，学界对动物叙事的研究最初也是附着在“儿童文学”或“科普文学”的框架内展开，故常常流于表面，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随着近年来“动物叙事”佳作的不断涌现，并在主题诉求、形象塑造、艺术表达、审美效度、伦理指向等多个向度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异彩纷呈的类型化表征更促成这一叙事类型的蓬勃发展。如今的“动物叙事”创作早已溢出儿童文学的固有边界，表现出一种不可预知的深度与广度，但它始终没有成为学界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理论热点，也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目前为止，除2010年出版的均由各自博士论文改写的唐克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以及孙悦的《动物小说——人类的绿色凝思》[2]以外，再未有相应的致力于“动物叙事”整体研究的专著问世，这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断言。
近年来，对于“动物叙事”领域的相关研究已涉及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诸多研究方法与学科视野，形成一套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范式，对艺术本体、意义、精神流向与价值等方面均做出积极的回应。但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更多成果“大都还停留在感性的、零散的状态，不能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体系”[3]，也没有真正独立与系统的动物叙事研究方法论；由于条块分割或者视野局限，没有打通古代、现代与当代的界限，更缺少对新世纪以来创作的整体关注；对动物叙事的研究不乏宏观意义的考察，但缺少从叙事成规的角度进入该种考察，以阐明动物叙事的“类”特征、“类”属性；对动物叙事类型内在发展规律的梳理，尚缺乏明确描述与阐释，难以窥见动物叙事内部发展的叙事奥秘；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把动物叙事的发生发展研究作为民族志加以考察，对民族自我反思的思维模式、心理定式做出有效的检视。归根结底，还是缺少系统而科学的理论方法作为积淀，难以生发出真正具有指向性的问题意识。笔者结合多年的研究积累完成了本书的撰写，正是依托于类型学的方法论体系与批评范式，尝试填补该研究领域当中的某些不足与空白之处，力求为“动物叙事”的整体研究贡献出一份绵薄之力。可以预见的是，理论的生发与建构，客观上也必然会带动“动物叙事”创作朝着更加成熟与完备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