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路径
基于城乡一体化研究中小城镇发展问题的第一步，是弄清楚城乡一体化的演化过程。仅仅认识到城乡一体化是工业化、城市化达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能进行阶段划分。因为只有在划分演进阶段的大框架下，才能按城乡一体化的演进阶段区分中小城镇的哪些作用是需要现阶段实现的，哪些又是在将来才需要的，并以此为依据推演出中小城镇的发展路径。在演进阶段的划分上，刘易斯等经典作家有关二元经济最终要转化为一元经济的论述为此提供了指引。他们的研究成果至少能够说明，二元经济必须首先转化为一元经济，然后才有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具有很强的推动要素与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作用，能够不断再生产出城乡差距。如果无视这一点，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就只能陷入空谈。但问题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形态，还是一种普遍规律？回答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这就需要研究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资料与数据。在这一过程中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理论和相关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英国的二元经济转型进行得并不顺利，是分两次完成的。造成第一次转型中断的原因主要是忽视了农业发展。一般人的印象可能是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进行得最早，也是最彻底的，其实不然。研究二元经济转型时所定义的农业是生产工资品的农业，那种为工业提供原材料，而且产品用于出口的农业只能算作“非农产业”。由于食品过度依赖进口，反而压制了英国农业的发展。英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补上了“农业发展”这一课，才最终完成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美国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很好的，最初的印象是它应该很早就完成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但美国的数据不支持这种结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其城乡差距仍然是较大的。这就说明，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一元经济”的假设，当时它只是一种“假想”，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有真正的一元经济体出现。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二元经济不可避免？刘易斯将二元经济定义为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在生产与组织上的不对称性。传统农业在组织上的特点是非商品生产性。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程度在不考虑外贸的条件下，非农就业比重是一个先决性的决定因素。这就意味着只有当非农就业达到很高比重时，农业实现完全商品化的条件才具备；否则，比如说非农就业仍在85%以下，就必然会有一部分农产品需要农民自用，这就会影响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在假设可以发展出口农业的条件下，由于农业贸易也会挤压为本国生产食品的农业，答案同样如此。
明白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完成是以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完成为条件的，那么，二元经济对于任何一个完整的经济体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仅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研究这一转型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均衡理论和一些经典作家有关劳动份额变动情况的实证分析为此提供了研究基础。即在二元经济下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较低，在转型过程中劳动份额将出现一个上升过程，最终会在较高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这样工资和劳动份额的上升就成为分析转型进程的重要线索，而能够推动工资上升的源泉主要有四个：农业与非农工资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转型、资本深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集聚经济。当然，就业状况也是影响工资与劳动份额上升的重要因素。于是，只要分析什么因素会阻碍工资的增长，并对上述“源泉”产生抑制作用，就能够找到转型的困难之处，并分析中小城镇发展是否能够在克服这些困难中发挥作用。
首先是就业问题。一般来说，转型遇阻通常是与就业状况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可以假设工资是增长的，观察工资增长对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在这一分析中，马歇尔有关工资定价与效率工资的论述和新古典经济学有关要素配置的理论为此提供了基础。其结论是：工资的上升将促使大城市的资本密度和土地租金不断提高，进而引发服务价格的上涨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最终会引发“去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等，从而使大城市的就业吸纳力大幅度下降，产生就业难题；而小城镇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过程，其较低的地租、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成本反而使其能够在承载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说在城市化到了一定阶段后，中小城镇的就业承载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最初得出这个结论时我们心里也不踏实，于是查阅了大量资料以验证其可靠性。结论证实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保罗·诺克斯和琳达·迈克卡西在《城市化》一书中指出，美国在1973年后的10年中大城市的产业出现了向小城镇迁移的趋势，“使小镇和乡村的环境对企业老板和职员都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主要是“非大都市化地区可以提供改善了的基础设施和便利性，便宜的土地和廉价且非工会的劳动力等条件”[50]。中国农村许多地方今天也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可以预见在今后的20年里，中小城镇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就业增长点。
其次分析了属地资源价格上涨、污染治理和地租上涨对大城市与小城镇作用的差异。这三个因素都能够从劳动创造的增加值中拿走一部分，并给工资的上涨造成压力，如果表现得异常突出，必然会对转型产生抑制作用。在分析资源问题时，最初使用的是自然资源的概念，后来发现一些资源的价格与单个城市规模没有严格的相关性，就把它限制在属地资源的范围内，并根据其产品可移动性的好坏和短期增加供给的能力对其进行划分。比如煤炭、姜与蒜等农产品只能算是具有半属地资源属性。当然，这是就单个城市而言的；否则，如果就世界城市体系而言，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属地资源危机。在地租问题分析中，我们对地租理论进行了整理，包括马歇尔的基础地租理论、杜能的农业地租理论、克拉克关于地租的边际分析、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和阿隆索的竞租理论，并构建了新的地租均衡分析框架。结论是，无论是属地资源价格的过度上涨，还是地租过高，都源于城市体系的结构失衡，而在优化城市体系结构中，中小城镇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污染问题上，直觉告诉我们城市规模过大是制造污染的主要“罪魁”之一，于是构建了“污染排放能力的规模递增倾向”模型，并进行了验证。同时对污染的成因和治理方法，基于空间视角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答案是，构建以中小城镇为人口承载主体的城镇体系是最终使污染得到根本治理的不二路径。
然后又分析了集聚不经济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对转型的影响。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集聚经济是工资能够较大幅度上升的重要价值来源之一，如果出现了严重的集聚不经济，这种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但国内文献在集聚不经济的研究上是一个短板，我们只能在对现有集聚经济理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试验性分析。涉及的理论主要是马歇尔关于外部性的理论、克鲁格曼等人的新地理经济学和亨德森等人的城市经济学，以及一些学者有关劳动力池效应、动态集聚经济模型等专题的研究。其分析结论指出，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模式会造成严重的集聚不经济，而网格状的城市结构能够在集聚不经济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集聚经济的最大化。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所谓的大城市实际上是以中心城市周围的小城市群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我们还将地租和地产价格升值收入引入分析模型，揭示了房地产价格泡沫是造成大城市集聚不经济的原因之一。所有这些分析都指向，中小城镇在城市体系结构优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接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转型做出的贡献。转型要顺利推进，工资必须能够大幅度地持续上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城镇化供给与服务又是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重要条件之一，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中小城镇来体现。
在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角度分析了中小城镇的作用之后，接下来便从一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型视角分析中小城镇的作用。在这一分析中，诸如农业劳动者与城市职业者的收入与消费效用的双均衡、居民能够获得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既是分析这一转型进程的标尺，又是分析中小城镇作用的基点。对于中小城镇来说，如何把集聚经济与多维价值取向的资源配置优势结合起来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中小城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这一阶段，其学者在谈论区域均衡发展时，其主要内容常常是指如何规划中小城镇发展，以便使农村能够与城市更加融合。
将上述内容归纳起来便形成了图0-1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的是，对于二元经济体来说，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的一元化，第二阶段才是城乡一体化。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是研究方法的一个要点。因为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阶段，农业与城市产业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效率差距，市场机制作用具有很强的城市偏向。在这种条件下推行“城乡一体化”就需要找准着力点，如果把收入相同、地位平等、资金与要素自由流动等一类好听的“空谈”直接作为“一体化”的目标，则会弄巧成拙，甚至造成城乡经济关系的恶化。应当明确的是，这一阶段“城乡一体化”总的要点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国家层面上采取大规模的扶贫行动，以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二元经济较快地向一元经济转型。只有到了一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的阶段，城乡劳动者收入与消费效用的均衡和“一体化”才是发展的直接目标。图0-1显示的就是以两个阶段划分为基础的中小城镇作用的分析框架。
图0-1 中小城镇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关系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