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小城镇的文献背景
可以从城镇化道路及体系，驱动模式，与大城市、农业农村的关系和小城镇的层次结构四个方面对中小城镇的文献进行梳理。
一 中小城镇与城镇化道路及城镇体系
中小城镇与城镇化道路的关系问题，最初产生于城镇化应该以小城镇为主还是以大城市为主的争论，相应地形成了所谓的“小城镇论”和“大城市论”等。“小城镇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城镇政策催生的一种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采取“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基本国策，199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又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有关小城镇的研究自然成了大热点，其作用和地位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初对小城镇进行较系统研究的是费孝通先生，他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对小城镇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将小城镇的作用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通过促使农村非农产业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农村城市化；二是小城镇可以发挥防止人口过度流向大城市的“蓄水池”作用。[2]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城镇获得了大发展，1985年全国建制镇为2851个，未设建制的县城有377个，二者合计为3228个；到1999年，建制镇达到19000多个，加上非建制镇，合计接近6万个。[3]小城镇的大发展也带来许多问题，引发了一些批评，主要集中于小城镇规模小、分散，制约了城市功能的提升和缺乏规模经济，由此又形成了“大城市论”。“大城市论”的主要观点是强调大城市具有规模经济[4]。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多元城市论”。周一星认为，“也许根本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承认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各级城镇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5]在新旧世纪之交，关注小城镇的学者也有所反思，开始强调小城镇发展应适度集中，以克服小城镇“数量多，但规模太小”的毛病[6]。
但是，城市体系与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爆发和1999年在“保八”战役中发现城市化应该是能够拉动内需的巨大动力，再加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刚性追求，几乎必然使中国城市政策的地位得到提升，城市化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尽管当时的城市化方针在提法上仍然比较折中，即“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市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7]，但大城市快速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可以说是为城市房地产业和城市建设的大发展构建了机制与动力。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阶段。[8]在这种背景下，大城市具有“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舆论上的“装饰品”，实质上是“土地城市化”取代了人的城市化。陆大道指出，“1991—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000km2，2001年上升到2000km2以上，2002年再上升到3334km2左右”；在耕地占用上，“1997—2000年间平均每年占用1800km2，而在2001—2005年上升到2187km2”。[9]由于城乡二元经济具有推动要素和资源优先向大城市集中的作用，在这种以房地产业和城市建设为主要支柱产业的城市化中，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优先发展就是自然的，结果又造成了城市体系结构的畸形。魏后凯指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10]如表0-1和0-2所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和人口增加了，而中小城市则萎缩了，同时“镇”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2010年的39.7%。也就是说，2010—2011年，城镇人口的分布大体上是0.4—0.2—0.4结构，是一种两头大的哑铃式结构。
表0-1 中国各等级规模城市数量与人口比重的变化
表0-2 中国城市与镇人口数和结构的变化
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城市无序蔓延、土地及其他资源浪费、城市居民生活环境恶化、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等，这就使人们意识到，城市化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问题，而是城市化的质量和如何能够更好地处理城市化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这就促成了新型城市化道路，新型城市化包括了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将以人为本、集约发展、城乡统筹、人口转移与结构转型相结合、城市现代化和生态化、大中小城市与镇协调发展等。[11]尽管“新型城市化”这一概念还不完善，有点像万能的“百宝箱”，但它至少提供了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一是城镇体系是由大中小城市和镇组成的，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在这个体系中都担当着不同的职能，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二是城镇化要以人为本，无论就目标还是过程来说都是如此。这就为中小城镇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发达国家学者对中小城镇作用的认识是基于城市体系。彼得·施密特指出，欧洲城市体系最主要的构成不仅是少数有名的大城市，而且是围绕大城市密集分布的中小城镇网络。欧洲的中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化做出了贡献。这些中小城镇通常是有竞争力的公司、大学的所在地或文化活动的聚集地。中小城镇在福利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对自己的居民，还对周围的农村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农村人口减少。[12]Faludi认为，主流空间政策应当以这些中小城镇为重点[13]，因为均衡的城市发展会刺激经济增长、支持国土融合政策，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也是一致的。
二 中小城镇发展的驱动模式
在驱动模式上，费孝通先生最初将其概括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后来学界又总结出了胶东模式与福建模式[14]，中部地区自下而上的模式——发展中的模式[15]，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矿产开发模式、旅游生态开发模式和集群创导的开发模式等[16]，以及各地区都有出现的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动模式。其中的农业推动模式、乡村旅游推动模式和小企业集群模式对推动城乡一体化具有较高的价值，需作专门介绍。
（一）农业推动模式
曹文明等人通过对山东寿光的调查提出了以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推动中小城镇发展的路径，认为“农业产业化需要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是区域城镇化的重要产业基础”[17]。沈山等人将农业产业化推动的城镇化分为三种模式：第一，龙头企业模式，主要指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城镇化；第二，市场网络模式，强调“专业市场—市场群落—专业城镇”的发展路径；第三，专业区域模式，是指在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上城乡一体、城镇间进行专业化分工、形成各具特色的主体产业群——以邳州银杏产业为例。[18]李静研究了黑龙江三江平原农垦区的城镇化问题，由于农垦区农业现代化程度高、规模经济突出，现代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是垦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但也存在着城镇化动力单一的问题，制约了农垦城镇的发展。[19]这一案例实际上提出了农业发展作用于城镇化的路径与形式问题，即对当地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全国城镇化水平的推动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黄祖辉等人指出，我国存在着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构性问题，制约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20]
（二）旅游城镇化模式
澳大利亚学者帕特里克·马林斯最先提出了旅游城镇化的概念，他认为，旅游城镇化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由单一的旅游消费功能而形成的、独特的城市化形式。[21]一般认为，城市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其驱动力将会出现多元化，旅游业将会成为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文献一般将旅游业的动力作用描述为既可以作为城市的原动力，又可以实现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22]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业的关注度较高，认为与工业化推动相比，乡村旅游推动的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新型城镇化特点。周霄等将乡村旅游业推动的城镇化概括为三个特征：一是“空间特征，表现为就地城镇化”；二是“产业特征，表现为以旅游产业为主导，融农业、商业、加工业、房地产业等多业态为一体的产业格局”；三是“生态特征”，即低能耗、低污染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特征。[23]范弢等人以昆明市周边彝族与白族为主的团结镇为案例，分析证明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具有旅游资源禀赋的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动力。[24]此类案例分析型、描述型的文献较多，这也使业界得出了“应用性重复研究较多、理论新创新探索较少”的结论，但把这些研究综合起来，它们至少能非常有力地证明旅游城镇化，尤其是乡村旅游推动的城镇化具有很高的边际城镇化收益。黄震方认为，在相关研究方面“科学问题的凝练和深度探究、研究方法集成和创新应用、学科间的交叉和系统融合仍需加强”[25]。
（三）产业集群与中小城镇耦合发展模式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许多中小城镇群的形成实际上源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这些中小城镇间存在着复杂的网络状的产业关联关系，并且与本土文化联系密切，因此，相关研究实际上分析了中小城镇发展的一种模式。这一方面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小城镇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弹性专业化理论、新的产业空间理论和第二级城市理论。[26]美国社会学家Piore与Sable 1984年基于意大利以及西德等区域出现的产业集群与中小城镇耦合发展的经验材料，提出了资本主义由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体制向后福特主义的弹性专业化生产体制转型的观点。[27]他们认为，作为弹性生产综合体的新产业区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即弹性专业化的本地网络及其对本地社会制度、文化的根植性。这实际上是说小企业集群根植于小城镇特有的熟人社会形成了特定的信任、惯例和文化。新的产业空间理论在探讨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源于本土网络方面更进了一步，它提出了非贸易相互依存的概念，认为地域空间中企业及组织之间各种关系的协调并非单纯基于理性和市场，本土特有的信任关系、制度、文化作为地域特定的关系资产在决定经济主体的“行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8]所谓“第二级城市”是指在传统的大都市区之外，凭借着特定的贸易导向型产业的发展使一系列中小城镇在就业、经济和人口上得到较快增长，从而以中小城镇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快速发展区域。[29]“第二级城市”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马歇尔产业区——以小企业集群为特点；轮轴型产业区——以一个或几个垂直一体化的大企业为中心、周边围绕着许多小企业并形成集群；卫星平台式产业区；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30]
20世纪之初，国内相关研究也开始起步。仇保兴基于企业集群结构与系统自组织原理的分析，认为企业集群化模式是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动力再造的基本模式；立足于培育企业集群才能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和增强中小城市的竞争力。[31]徐维祥等人将“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分为三种：以专业市场为对接平台的互动模式；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模式；基于开发区建设的互动模式。[32]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引出这样的议题：“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大城市对小企业具有排斥倾向，但小城镇更有利于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应当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依托于小城镇的产业集群就具有地租与生活成本低、熟人社会、产业与社区融合等优势。
三 中小城镇与大城市、农业农村的关系
小城镇具有连接城乡的区位特性，既接受大城市的辐射与扩散，又对农村腹地承担着集聚经济的职能，而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又将这种特性表现得最为充分，所以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成了文献关注的一个重点。江曼琦从大城市发展的“集中化阶段、郊区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演进视角分析了大城市周边小城镇的发展动力，并据此将城郊小城镇分为自主型、引发型和综合型三类。[33]李莹分析了呼和浩特市周边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问题，指出一方面小城镇受辐射影响显著，如为城市提供原材料、市内大企业搬迁、在城郊建设物流中心等；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小城镇的产业没有形成集聚效应、产业关联度差、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缓慢、人为造市、盲目铺摊子等问题。[34]王战和等人基于“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模式分析了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发展的作用：（1）有利于强化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促进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2）满足调整中心城市结构的需要；（3）促进大城市综合实力的迅速提高；（4）强化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同时他们也指出，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发展存在着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对周边地区的副作用、城乡分割与居民两种身份、企业布局分散等问题。[35]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基于城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有选择地发展区域重点中心镇的思路，强调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农村腹地区域中的重点中心镇已成为都市圈城乡空间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是“都市区”的组成部分。[36]这实际上是基于都市区框架分析小城镇发展问题。
小城镇发展与农业、农村的关系是互动的。王勋铭等人在甘肃省小城镇发展调研报告中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主要表现在：①先富裕起来的农民“需要进入城镇转变务农身份；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小城镇得到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③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④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迫切要求市场体系建设；⑤扩大农民的经营领域、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⑥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等。[37]肖旦飞等人强调了农业专业化小城镇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分析了农业专业化小城镇的形成机理，将其归结为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制度供给和科技创新四个方面的因素。[38]罗淳等人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导向，基于小城镇“城尾乡首”的区位特点，从“发展生产”“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论述了小城镇的作用。[39]陆学艺从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高度来认识小城镇建设，指出“必须开展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实行公民在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徙和流动”[40]。岑迪等基于新型城镇化的理念，提出了中小城镇如何在中心城市“核心”以外的“边缘”地带实现自主发展的思考。[41]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农村城镇化开始到2006年新农村建设，再到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小城镇发展一直被看成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和主要抓手，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仍然很多，这也是业界的共识。
总之，国内基于区位特性对中小城镇作用的研究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分析的视野。与此不同，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发达的城乡关系状态。克劳斯·昆兹曼和尼尔斯·莱伯在介绍德国城镇体系的历史演变时，分析了多中心城市区域和大都市区中小城镇的职能与作用，他们指出，中小城镇（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空间发展功能作用主要是：①供给及稳固，即维持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包括为居民与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②促进发展，指人口在2万—10万人的中型城镇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功能。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中小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区域或次区域潜在的增长极。③疏导作用，是指区域内诸如住房、工业、物流、知识产业综合体等多种职能，由核心城市疏导至周边地区。④边界、门户及交流功能，指在国际与地区交往与交流中的作用。他们还特别指出，德国的许多小城镇是大公司的住地。他们同时也指出，大都市圈外围的中小城镇会面临区位劣势的挑战，投资匮乏、劳动力市场缺乏引力、人口老龄化、税收流失，边缘化不断加深等[42]。
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于立强调，英国小城镇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这些小城镇都是能够体现霍华德式田园城市的小城镇——既接近乡村自然景观、又具有城市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的小城镇，它们通过经济与社会网络、流动和相互作用连接着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地区。这些小城镇的基本功能是服务的中心枢纽，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多样化的发展。他分析了各种小城镇的特点。临近大城市的小城镇，由于依附于大城市，其自身的服务功能相对较弱。但一些相对偏远地区的小城镇，是为腹地乡村提供服务的中心，也是人们的主要居住地。在苏格兰，大约40%的人口居住在规模在2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旅游景区附近的小城镇是为游客服务的中心，制造业和开发区附近的小城镇主要是为附近的就业人员提供服务。英国小城镇的特色保护和规划强调对自然环境、本地特色文化和历史以及具有休憩价值地区的保护。[43]
很显然，中小城镇的服务中心功能是国内研究文献的一个薄弱环节。同时，在文献中也鲜有见到大城市周边小城镇服务于城市农产品供给、推动农业与城市产业协调发展一类的研究。
四 小城镇体系的层次结构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可说为研究中小城镇体系的层次结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具有实践意义的是，德国的中小城镇布局就是严格按照中心地理论规划的；欧盟的区域空间均衡及多中心发展战略，也是以中心地理论和多中心的城市框架为解读基础的。
国内在小城镇体系结构的研究方面，费孝通先生在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可以说做了经典分析。他以吴江为案例，依据动态的经济关系将小城镇分为五类：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的农村经济中心；盛泽镇，早先是以手工业产品集散为主的经济中心；松陵镇，是地域的政治中心；同里镇，是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平望镇，是吴江的水路交通枢纽。[44]这一分析描述了小城镇在最初阶段是如何通过分类集聚得以发展的。包永江则从集聚程度差异分析了小城镇的结构，认为城镇体系由工业村及集镇、乡所在地行政中心、集镇（乡范围内经济中心）、中心集镇（几个乡的经济中心）、工商业城镇（区域性经济中心）、卫星城镇各个层次组成，层次间具备叠加的功能。[45]江曼琦把大城市郊区小城镇的布局模式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圆环式布局，即以城区为中心的圈层分布；单向带形模式，主要是沿交通干线分布；多向城市带，是由一系列核心小城镇和发展轴共同构成的城镇集群，主要有指状分布、丁字状分布；星座组群式，属于复式的中心地系统。[46]韩非等人实证分析了北京郊区小城镇的空间分布，结论证明其分布呈现按产业类型分类的圈层结构，以市区为中心依次是服务业主导型、制造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都市农业驱动型，新城对这种分布有干扰。[47]曾菊新等人分析了中国村镇空间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将其主要归结为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48]
也有文献基于反磁力吸引体系理论认为，应把小城镇这一农村经济的中心建成反磁力中心，使它们能够将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传输到周围的腹地，让广大乡村地区受益。[49]反磁力吸引体系理论的要点是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抵消大城市磁力吸引作用的城镇体系。该理论是对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和卫星城镇理论的发展。
五 文献述评
从上述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对城镇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有关“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的争论实际上只是认识上的一种启蒙，那么，认识到应该在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框架下研究问题，并且这个框架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成为共识，这种启蒙就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些研究相当有潜力，比如有关产业集聚与小城镇集群耦合发展的研究，可以说从一个较深的层面上分析了中小城镇相关发展机制的形成。当然，不足也相当明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大体上是各自为政。有关追踪研究的文献不多，除了费孝通、江曼琦、包永江等人发表了系列文献外，此类研究较为少见。在这种状态下，虽然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少，但应用价值总体上较差，远远不能满足中小城镇发展实践的需要。
第二，对中小城镇在城乡系统中的作用机理认识不到位。比如，对城市辐射功能认识不到位就是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在中小城镇的职能与作用上，国内文献一般强调的是集聚职能，在涉及辐射职能时往往一笔带过，而国外文献强调的是服务中心职能。所谓集聚职能主要是指中小城镇为劳动力转移、提升农民生活、非农产业与乡镇企业发展、市场建设等提供支持，实际上指的主要是农村城市化职能。而服务中心职能则主要是指为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它的形成并非仅源于中小城镇自身，大城市功能的辐射是其重要的来源，或者说它源于城镇体系。因此，在研究中小城镇的职能作用时应该基于城镇体系，而不是仅仅基于中小城镇本身。如果“镇”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二元分割，那么中小城镇的辐射功能就会受到压制，这也正是我国城镇体系存在的问题之一。再者，关于中小城镇服务于农业发展或农业现代化的功能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而它应当是中小城镇甚至是城镇体系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第三，对集聚经济的认识存在着误区，从而制约了对中小城镇作用的认识。这首先表现在对集聚不经济的认识严重不足上。集聚不经济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集聚成本过高，还有拥挤效应、污染、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在忽视集聚不经济问题的条件下讨论最优集聚结构的选择问题，必然会得出相当有害的结论。其次，在最优集聚结构的评价上过度强调效率，忽略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宜居性、环保等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是这两方面的认识缺陷最终造成了把经济增长的增长极与大城市绑在一起的片面结论。实际上，中小城镇群也能形成非常好的集聚经济效应，并且又具有集聚成本低的优势，从而可发展成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极。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以Emilia-Romagna区为代表的产业区和美国的硅谷，就是中小城镇群与小企业集群耦合发展形成增长极的典型案例。中国也有这样的例证，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近年来之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很好的发展势头，是与这两个地区中小城镇群发挥了巨大作用分不开的。因此，在研究空间结构优化时就需要一个多维的视角。
第四，现有的分析框架基本上是静态的。大多数文献采用的是中小城镇是城乡的结合部、“城尾乡首”一类的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对于分析中小城镇在当前的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有益的，但无法应对因城乡关系变化而产生的问题，一旦将时间周期拉长，其结论就会显示出较大的局限性。而且，静态框架常常会约束分析思路的拓展。尤其当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和城乡一体化中，中小城镇将发挥何种作用时，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就是必需的。
从上文论述可以看出，就现阶段而言，在中小城镇发展的研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视角与我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在经济的一元化已经实现，城乡经济处于大体均衡的条件下，研究如何通过合理发展中小城镇来促使“城乡经济更加融合与均衡”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将宜居性和环境保护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而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经济的一元化，主要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和产品与服务市场的一元化，然后才是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因此，对于二元经济体来说，正确划分发展阶段是探索科学的“城乡一体化”的必要前提。
由此可见，本书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尽可能深入地研究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演化过程，然后再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小城镇的作用与发展问题。中小城镇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是不同的，分析这些作用演变的逻辑路径便可以构建起“中小城镇发展的技术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