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阅读指引

人们读书并不总是由头读到尾，常常是看重点、读自己关心的问题。为此，下面将以介绍主要内容和关键观点的方式提供一个阅读指引，以便能够快速找到想要看的内容。

一 主要内容

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视角、中小城镇的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并给出了阅读指引。

第一章分析了城乡一体化的演化过程和阶段划分。第一，科学解读“城乡一体”的关键是发展阶段的划分，即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再到城乡一体化需要经历两个转型过程。第二，二元经济理论的困境主要是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看成一个拐点，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区间或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解决劳动份额的上升、农业经营模式与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等问题；并界定了转型区间，指出一元经济下的城乡经济均衡是一种不完全的均衡。第三，讨论了劳动份额的运行轨迹和两个转型的主要技术特征。最后，对二元经济的增长、转型增长和均衡增长三种增长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讨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特点。

主要知识点：二元经济的必要条件；一元经济下城乡经济均衡的特点；剩余劳动力与失业人员；二元经济增长向库兹涅茨增长的转型。

第二章基于城乡收入均衡和资本与劳动在报酬分配上的均衡两条线路，分析了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首先通过分析劳动力流动作用的局限性，论证了费—拉拐点到来后城乡收入不会在短期内自发实现均衡，指出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持农业与非农产业尤其是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收入均衡的基本路径。其次讨论了农业内部收入均衡的问题，论证了农业经济的全国一体化也是实现城乡收入均衡的重要路径之一。再次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均衡分析，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资本深化与创新因素、集聚经济与城市化是推动转型顺利进行的三个主要动力来源。最后分析了城乡效用均衡的条件。

主要知识点：服务业发展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城乡收入均衡的实现逻辑；农业制度与经营模式改革的重要性；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与工资品的综合劳动生产率；城乡效用均衡。

第三章推导了城乡一体化的技术路线图，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中小城镇作用的分析框架。首先讨论了城乡一体化分阶段的实现条件、标志与评价指标；接着分析了技术路径与转型陷阱，并给出了技术线路图，然后讨论了中小城镇作用的分析框架与路径。

主要知识点：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的七大标志性条件；四种转型陷阱；城市与农村间的辐射与支撑关系。

第四章到第八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小城镇在转型中的作用。

第四章先阐述了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区位选择的一般规则和工资的空间分布特征，然后通过分析工资上涨对要素配置结构、集聚结构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讨论了中小城镇的就业承载作用。工资的持续上涨会使大城市与小城镇在要素配置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和房地产市场等方面形成“空间分异”。不仅会使大城市的地产租金、服务品价格、生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还会因此产生“去工业化”趋势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诉求，进而形成就业难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小城镇在地产租金、劳动力价格、生活成本和产业发展条件等方面会形成相对优势，有利于增强其就业承载力。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了中小城镇的就业承载作用，主要包括：第一，承载产业转移，包括去工业化、城市功能的有机疏散和城市体系重构等原因所引起的产业转移；第二，通过发展中小城镇优化服务业的空间结构，推动全国服务业规模的最大化；第三，支持小企业集群与小城镇群的耦合发展；第四，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经济的一元化和逆城市化为这些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历史机遇。

主要知识点：工资上涨对要素配置结构的影响；去工业化与服务业资本密度的分布；大城市的就业趋势；服务业规模的最大化。

第五章分别讨论了中小城镇在属地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两个问题。在资源配置方面，首先分析了二元的资源定价体系的形成基础和副作用，并指出在转型阶段二元的资源定价体系是资源价格过度上涨，甚至是资源价格泡沫的根源。资源价格上涨是通过资源配置结构发挥作用的，并论证了优化集聚结构是均衡资源供求的重要方法之一。接着分析了转型时期城市的资源供求特性，包括大城市的资源瓶颈效应、资源价格泡沫和破解之路。在污染治理方面，首先分析了污染的制度基础、治污的外部性和污染排放能力的规模递增倾向，然后将污染引入集聚模型进行分析，指出“先污染、后治理”使集聚过程形成了“先虚假集聚经济、后集聚不经济调整”的演化路径。进而分析了治污的基本点，包括采用循环、多期的分析框架，把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放在优先地位，建立治污利益机制等。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中小城镇在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中的作用问题。前者重点分析了中小城镇的资源空间优化作用，包括提高总的资源利用率和多样化资源利用水平，尤其是开拓与发展生态化的资源利用方式。后者重点讨论了治污压力下城市结构调整和小城镇在治污中的优势，并分析了中小城镇在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总之，该章研究中小城镇作用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路径：无论是在资源价格泡沫治理还是污染治理上，空间结构优化都是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和由此产生的产业间劳动效率差距过大，是这二者形成的基础；这就决定了中小城镇发展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主要知识点：二元资源定价体系的矛盾与冲突；污染排放能力的规模递增倾向；空间结构优化在推动资源供求平衡中的作用；资源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与破解路径；污染的临界点治理。

第六章借助于租金定价和结构分析，来解析城镇体系的结构优化和中小城镇作用。首先把古典、新古典的地租理论与现代集聚经济理论等结合起来，重构了租金分析框架。城市用地的级差地租是以农业地租为定价基础的，同时其级差收益又主要来源于集聚经济，包括产业、人口和交易的集聚。这就决定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降低城市用地的地租水平。又通过分析住宅地租定价，揭示了城乡住宅级差收益过大与人口迁移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既是“空巢村”的成因，也是少数特大城市地租高企的原因之一。在租金分析框架中，来源于集聚经济的级差收益又是在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间分配的，地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推导了住宅级差收益的空间均衡条件，即（式7-5），其含义是在不同地域间的住宅净级差收益小于年平均迁移成本时，迁移就进入均衡状态。论证了大城市因规模过大而造成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失衡，使租金占级差收益的份额过大，会形成一种有利于地产而不利于劳动和资本的分配结构；同时在引入投机性因素的条件下，租金份额与房地产价格间会形成恶性的相互推动关系。并指出“房价—租金比”不能单独用来判断房地产泡沫，应与租金份额一并使用。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发展中小城镇不仅可以服务于构建空间一体化的租金分布体系，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全国整体的集聚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修正迁移机制以优化人口分布和优化城镇体系结构。

主要知识点：城乡住宅用地的租金定价；人口迁移模型与均衡条件；租金份额与城市体系结构；修正人口迁移机制的主要途径。

第七章在重构空间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小城镇的空间结构优化作用。首先分析了集聚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包括消费效用分析的不完整性、劳动力池的负效用和动态分析的相对不足。同时分析了地产价格泡沫的成因与负效用，并界定了准聚集经济区域与集聚不经济区域。接着分析了造成集聚不经济的原因：一是实证分析了地产价格升值所引起的价值虚估；二是基于一个分区域的外部性框架分析了人口集聚对消费的负外部性；三是基于外部经济异质性对城市化经济进行分析。中小城镇在空间结构优化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克服集聚不经济基础上的结构优化、时间维度上的结构优化和优化要素的空间配置、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形态。

主要知识点：集聚不经济的主要表现与成因；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与负效应；就业—人口比对城市规模质量的影响；田园城市模式的新型城乡关系。

第八章沿着“中小城镇—农业发展—经济转型”的逻辑路径讨论中小城镇作用问题。首先是“对农业作用的再认识”：传统上是用产品、市场和要素的三功能框架来评价农业的作用的，重要的是农业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作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是可以推动工资品综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工资的上升提供效率基础；二是可以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可以提高消费品的供给效率和水平。并讨论了农业与非农产业效率失调所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它不仅会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也会强化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甚至引起相当程度的经济结构失衡。接着以巴西为例，对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小城镇在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一是推动农业经济的全国一体化；二是提升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水平；三是发挥人口分流作用。然后又讨论了农业发展推动的城镇化主要有农民消费的商品化、农业产业集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三条路径。

主要知识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对消费需求增长的促进作用；转型阶段工资大幅度上升的实质；转型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负作用；服务业就业比重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城镇化条件。

第九章推导了中小城镇发展的技术线路图。首先分析了中小城镇作用形成的逻辑路径，它是源于解决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难题而形成的功能性作用的演化路径。并把城乡收入、劳动与资本报酬这两个均衡和收入增长、协调发展、资本循环与增长和效用均衡这四条技术路径，作为确认其逻辑支撑点的标尺，强调必须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与条件。由此推导出中小城镇的四维作用：就业承载作用、属地资源优化配置与污染治理作用、空间结构优化作用和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城镇化条件。然后详细分析了这四个维度的作用：对每一种作用都从理论解读、主要内容与原理（依据）和在城乡一体化中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该技术路线图可以为中小城镇发展规划提供基础性逻辑框架。

主要知识点：两个均衡与四条技术路径的关系；中小城镇作用的四维模型；中小城镇为农业经济的全国一体化提供了城镇化条件。

二 关键观点

在阅读本书之前，先将下面的关键观点浏览一下，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

1.剩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并不是二元经济的必要条件，只是它的充分条件。刘易斯也认为，这两个假设条件对于英国和一些缺乏男性劳动力的非洲和拉美国家是不适应的。（第一章第一节）

2.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需要经历一个转型阶段，它需要完成：（1）增加值的大幅度增长与再配置，直到劳动份额在较高的水平上稳定下来；（2）农业制度与经营方式的改革与转型，以消除产业间的二元结构；（3）劳动力的再配置、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第一章第二节）

3.在二元经济阶段，产能过剩一般表现为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的错配；但进入转型阶段以后还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产能过剩，即由于效率低下、产品定价过高造成的需求萎缩而形成的产能过剩。产品定价过高既源于效率低下，又与劳动成本、地产租金和资源价格过度上涨等因素推动的成本上升有关。当后者的影响过大时，空间结构优化就成为推动供给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路径。（第一章第四节）

4.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结合是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之一。否则，无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还是产业结构转型滞后，都会阻止转型的进程。同时源于这种结合的增长动力又是特殊的，是不可替代的。（第二章第三节）

5.资本深化推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仅是转型阶段工资能够出现大幅度上升的重要价值来源之一，而且是劳动份额能够在资本报酬率维持稳定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农业与工业资本深化程度的趋同是城乡收入均衡的一个重要条件。（第二章第三节）

6.网络交易的发展对集聚经济的形成条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使集聚的地理集中在合同缔结时失去了效率提升的作用，在商品交割与运输环节上也不再以人口的简单集聚为效率的形成条件。同时网络交易的发展与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的结合还会使人类集聚结构有更多的选择。（第二章第三节）

7.在采用平均值评价城乡收入差距时，应补充使用最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是指一座城市与周边收入最低的农业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采用该指标的好处主要有三个：第一，收入最低的农业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区域，提高该类农业区的劳动生产率可以促使农业收入朝着积极均衡的方向发展。第二，城市农民工的工资定价是以来源地的农业收入为基础的，提高该类农业区的农业收入水平可以提高城市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可以起到倒逼城市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主要是最低用工效率。第三，提高收入最低的农业区的收入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削弱最大差距值偏离过度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三章第二节）

8.工资上涨通过作用于土地的资本密度会使大城市的地租水平不断提高，土地租金的不断提高又会使大城市产生“去工业化”和服务业资本密度提高这两种调整趋势。而在小城镇，工资上涨与地租之间不会形成明显的“推进”关系，因此，在产业发展趋势上也是不同的。大城市与小城镇在服务业上的资本密度差距是明显的，而工业则不存在这种差距。（第四章第二节）

9.工资上涨促成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的“空间分异”与大城市就业吸纳力的转型，客观上为中小城镇增强就业承载力提供了可能。而它自身所具有的劳动力价格、地产租金与生活成本低等优势，再加上它所特有的趋势性优势和空间优势等，不仅使它能够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而且也使其在就业结构优化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空间。增强中小城镇的就业承载作用，是进入转型阶段后经济结构演化所促成的一种必然结果。（第四章第四节）

10.属地资源价格的成本约束效应与治理。在二元资源定价体系下，无论是资源价格的低估还是高估，都会对集聚过程产生成本约束效应。前者是指如果资源租金被低估，集聚经济收益就会被夸大，而在资源价格开始上涨以后又会使城市陷入巨大的成本上升压力。后者则是指一旦出现资源价格泡沫，也就意味着资源价格的上涨是以推高集聚成本和侵蚀集聚经济收益为代价的。

合理布局人类的空间集聚结构是解决属地资源供求缺口，有效实现资源供求平衡的主要路径。同时，努力消除二元的资源定价体系，建立完善的资源市场调节功能又是最重要的基础性环节。（第五章第一节）

11.“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很容易使城市走上一条先膨胀、后调整的曲折发展路径。污染的“被忽视”，致使对经济活动评价的严重失真，不仅使GDP被扭曲，也会使集聚经济收益含有越来越大的虚假性，从而诱导城市规模过大、陷入集聚不经济状态。而一旦大规模的治理拉开序幕，污染损失就会全面显性化，治污费用的快速上升不仅会使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而且居民承担的治理成本也会大幅度上升，最后发展到为了治理污染就必须调整城市结构的地步。（第五章第二节）

12.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差距是引导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而进入转型阶段后，居住条件与环境及相关效用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确切地说，此后住宅的净级差收益将成为引导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这里所谓级差收益是不同区位的一种比较收益，它已经将就业便利、更高的工资、上学、就医、休闲等方面的利益包括其中了。（第六章第二节）

13.从表面上看，投机性因素是造成特大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外生的因素。城市体系结构的失衡才是少数特大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的内生原因。因为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造成了人口一面倒地流向少数几个特大城市，进而又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城市体系结构，这才是房价过度上涨的原因。在这种结构下，用所谓的刚需和土地供给不足来解释房价过度上涨的原因，都是伪命题。只有优化城市体系结构才是解决房价过度上涨问题的主要路径。（第六章第三节）

14.城市用地的级差地租来源于城市用地相对于农业用地的级差收益，根据这一命题可以推导出一个极有价值的结论，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降低城市的级差地租，也就是可以提高城市产业和居民的福利水平。级差地租的相对性也能够揭示城乡产业均衡的重要性：如果城市产业与农业的效率是均衡的，城市经济就能够获得较低的租金成本；反之，如果城市产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城市就会有较高的租金成本，差距越大，租金成本也越高。（第六章第四节）

15.基于分区域的外部性分析证明，当一座城市的规模扩大时，会对这座城市原有居民的消费效用产生持续的负面作用，它既可以解释为什么“摊大饼”的模式会造成集聚不经济，又说明了“分区集聚”的结构是一种实现“不拥挤的集聚”的理想结构。（第七章第三节）

16.所谓空间结构优化是指，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在集聚不经济最小化基础上实现集聚经济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充分发挥疏散状态的资源利用优势，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以便使生产更有效率，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生活质量更高。（第七章第四节）

17.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能够影响劳动份额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是工资的上升主要源于工资品的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服务业部门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一般变化不大，这样，在工资上涨的过程中，服务业就业占比越大，新增价值转化为工资的相对份额就越大，对劳动份额上升的贡献也就越大。此外，农业工资上涨所形成的工资推动机制、制度性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也是推动劳动份额上升的三个因素。（第八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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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创琳：《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调整与城市规模新格局》，《地理研究》2014年第4期，第674—686页。

[2] 费孝通：《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3期，第3—5页。

[3] 严正：《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论中国城市化战略的选择》，《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第60—66页。

[4] 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以江苏为例的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2期，第66—71页。王春光：《大城市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参考》1996年第2期，第2—19页。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第20—32页。樊纲：《城市化：下阶段经济增长的一大关键——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思考之八》，《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8月30日第5版。

[5] 周一星：《论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管理世界》1992年第6期，第60—65页。

[6] 辜胜阻、李永周：《实施千座小城市工程、启动农村市场需求》，《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2—9页。胡少维：《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经济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第40—45页。

[7] 刘勇：《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85页。

[8] 严正：《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论中国城市化战略的选择》，《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第60—66页。

[9] 陆大道：《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4期，第47—52页。

[10] 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3期，第19—30页。

[11] 李钒、侯远志：《我国新型城市化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第90—92页。

[12] 彼得·施密特：《欧盟的中小城镇发展策略》，许俊萍译，《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5期，第3—9页。

[13] A.Faludi Cohesion，Coherence，Cooperation：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 Coming of 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14] 李华君、徐奎祥、逢春开：《胶东模式的特点》，《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93—94页。

[15] 赵之枫：《关于小城镇发展模式的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01年第2期，第37—40页。

[16] 赵西君、刘科伟、郭强：《东部与西部小城镇开发模式探讨》，《小城镇建设》2004年第6期，第78—79页。

[17] 曹文明、吕颖慧、焦方增：《城镇化的另一个路径：以寿光农业产业化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20—26页。

[18] 沈山、郭黎霞、林炳耀：《农村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及区域发展策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32—136页。

[19] 李静：《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化过程与空间组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

[20] 黄祖辉、邵峰、朋文欢：《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1期，第8—14页。

[21] P.Mullins，“Tourism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3）：326-342.

[22] 彭慧、杨为民、毕宇珠：《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作用机理及演进规律探析》，《江苏农业科学》2015年第4期，第429—432页。

[23] 周霄、单初：《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北省为例》，《武汉轻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12期，第98—101页。

[24] 范弢、杨世瑜：《昆明市团结镇旅游业推进城镇化发展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3—27页。

[25] 黄震方、陆林、苏勤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地理研究》2015年第8期，第1409—1421页。

[26] 苗长虹：《“产业区”研究的主要学派与整合框架：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建构》，《人文地理》2006年第6期，第97—103页。

[27] M.Piore，C.Sable，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New York：Basic Brooks，1984，pp.1-30.

[28] M.Storper，The Regional World：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7，pp.1-27.

[29] A.Markusen，Y-S Lee，and S.Digiovanna（eds.），Second Tier Citi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p.1-27.

[30] 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88页。

[31] 仇保兴：《集群结构与我国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城市规划》2003年第6期，第5—10页。

[32] 徐维祥、唐根年、陈秀君：《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研究》，《经济地理》2005年第6期，第868—872页。

[33] 江曼琦：《大城市郊区小城镇发展动力初探》，《城市》1992年第1期，第43—47页。

[34] 李莹：《内蒙古小城镇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小城镇建设》2011年第10期，第81—84页。

[35] 王战和、许玲：《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227—230页。

[36]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大城市周边地区重点小城镇发展研究》，《小城镇建设》2006年第8期，第19—19页。

[37] 小城镇建设课题组：《关于发展小城镇的若干问题——甘肃省小城镇发展调研报告》，《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61—65页。

[38] 肖旦飞、肖岳峰：《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形成机理研究——以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为例》，《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475—1477页。

[39] 罗淳、罗玲：《以小城镇发展深化新农村建设之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2—96页。

[40] 陆学艺：《农村发展新阶段的新问题和新任务》，《宏观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第7—11页。

[41] 岑迪、周剑云：《新型城镇化导向下中小城镇规划探析》，《小城镇建设》2012年第4期，第34—39页。

[42] 克劳斯·昆兹曼、尼尔斯·莱伯：《德国中小城镇在国土开发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刘源译，《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5期，第29—35页。K.Kunzmann，N.Leber“Entwicklungsperspektiven Lãndlicher Rãume in Zeiten des Metropolenfiebers.DisP，”The Planning Review，2006，42（166）：58-70.

[43] 于立：《英国城乡发展政策对中国小城镇发展的一些启示与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第27—31页。

[44] 费孝通：《费孝通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68页。

[45] 包永江：《中国乡村城市化模式刍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17—19页。

[46] 江曼琦：《大城市郊区小城镇布局初论》，《地域研究与开发》1990年第2期，第17—20页。

[47] 韩非、蔡建明、刘军萍：《大都市郊区小城镇的经济地域类型及其空间分异探析——以北京市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3—128页。

[48] 曾菊新、蒋子龙、唐丽平：《中国村镇空间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12期，第49—54页。

[49] 刘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西北小城镇发展的政策反思——以甘肃省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97—201页。

[50] 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汤培源、杨兴柱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