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何时获奖的三种观点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无解。即使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前几年一直被媒体认为是绝对的获奖热门人选，也还是屡屡落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又有哪位经济学家能说自己是目前世界上行走经济学“江湖”的No.1呢？更何况是经济学研究在世界排名并不靠前的中国的经济学家？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到底哪一年中国人能获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并不影响很多媒体充满焦虑地提问甚至发起讨论：中国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媒体和一些公众的疑问，经济学界对此表示出了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态度和观点。^[3]

第一种是完全否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数年前就强调说，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他引用胡适的话，“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过于功利主义和短期化，缺乏对基础理论的兴趣、研究，当然也就少有这方面的贡献。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异想天开，现在议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得诺贝尔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经济学家梁小民也曾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个神话。还有很多学者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目前缺乏学术自由和独立性，而且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恢复发展的时间较短，积累也相对薄弱，当然也就没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出现。

第二种则持肯定态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我们已经或正在做出基于中国实践的有创新价值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获得诺奖。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林毅夫。他在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学术发布会上提出，全球二战后180个国家长时间陷入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亚洲只有两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将有可能在2020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林毅夫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结合各发展中国家实际设计新指标，完成联合国峰会制订的新发展目标。持积极观点的学者一般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很有信心，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表示乐观。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近些年大力提倡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一些学者通过回顾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后发现，19世纪的经济中心和经济学的中心在英国，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经济中心和经济学的中心在美国。这些历史说明，在一个大国兴起之后，不仅有生产力的大发展，在理论上，特别是经济学理论也会有相应的巨大的创新。现在，中国正在复兴道路上急速前进，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国民收入来看，中国已经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与前些年两位数的增速相比有所下降，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仍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而经历了次贷危机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则依然没有走出衰退的阴影。既然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就同时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那么随着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就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4]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飞跃，当然非我们莫属。中国的经济学家因为身处本土，或有其根源，则最有可能成长为高水平甚至世界水平的经济学家，因此中国应该或很快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比起这一派的很多人，林毅夫相对要理性些，他并没有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看作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充分条件。从时间上分析，中国国内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教育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当时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应该在20岁左右，现在应该是50多岁。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平均年龄67岁来看，如果中国的学者已经做出了诺奖的贡献，平均来说也还是要等到2027年左右。

持肯定态度的这一派的立论基础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且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应该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发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很重大的学习价值。

对于中国模式，在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快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越来越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也认为经济学的未来很可能在中国。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其理论自信似乎也主要是基于此。但是，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开始突显，结构问题、经济增速放缓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或许这个时候，人们会逐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2016年博鳌论坛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2016年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模式的迷思与出路”辩论会上，五位嘉宾，包括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OECD、G20协调人Gabriela Ramos，印度转型机构经济学家Bibek Debroy，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参与辩论。根据相关报道，五位中只有林毅夫一人肯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肯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补充市场失灵并促使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有为政府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经验可以被转型中的国家借鉴。其他几位都反对中国模式的存在及其可复制性。例如，胡祖六认为中国是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利用竞争以及正确的经济刺激获得增长的一种世界共通的发展模式。工业革命以后，北美、日本、新加坡以及一些南亚国家都有类似的增长。^[5]

与前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不同，第三种观点更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特点，以及西方经济学的特征，认为现有的西方经济学体系是西方的并主要是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以此作为评价标准的。由于非英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和研究目前还很难进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从而也很难获得诺奖。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曾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刘翔的110米跨栏赛跑得奖不一样，刘翔得的奖是秒表掐出来的，非常客观，而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有没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不必那么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