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思考的维度

如果我们将经济学定义为经世济民的学问，则经济发展得好，一般来说要归功于经济政策，这背后往往有经济学家的贡献。从这点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庆功。这是我们对经济学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观察到，对经济学的评价，还有其他的维度，例如是否对学科发展有所贡献，也应该是一个维度。如果我们同意，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在很多时候会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有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并不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那么就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发展论英雄，而是要从经济学自身发展来看，看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另外，对经济学的评价，一般会假设现代经济学是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的。但是，普遍价值这一判断本身，或许是值得探讨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但在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对现实的经济学的需求也有不同，因此，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用一种“地方”的眼光。

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也是一个象征符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之前的一些对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告一段落，它的设立对经济学在门类众多的学科中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表明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后，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诺贝尔奖从而也为经济学家博得了最高的社会认可。不过，对此，从来都是有异议的。我们曾在《诺贝尔奖之问》一书中分析过诺贝尔奖的象征符号的意义和建构。简单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后，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经济学界对其备加重视，因为每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似乎都在证明经济学向科学更近了一步，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皇后地位进一步确认；二是对于民众而言，诺贝尔经济学奖既燃起了他们对经济学作用的热情：经济学既然是科学，就应该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失业率降低等有“灵丹妙药”之效，也给了他们批评现实乃至批判经济学的借口，特别是当一些“媒体经济学家”的预测和政策建议遭到事实的否定后。这第二点，恰好是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重大区别。科学的重大进展，往往并不能直接给社会、政府和公众带来即时的好处，很难明白其理论和价值的公众自然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但经济学家给政府的建议或者在媒体上的评论，却往往不需要太复杂的理论，一方面经济学家必须要让政府官员和公众听明白，另一方面，这样的政策评论和建议往往没有显示出多少高明之处，而且在预测方面的成功率偏低。

有趣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巨大的象征意义，被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的经济发展的大国，视为对自己国家角色认可的象征符号。但与此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却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甚至是几所大学的一个小圈子里。因此，东京大学的福田慎一认为，“与日本人为何无法获奖的问法相比，美国人为何更容易获奖的问法更能体现实际情况”。

我们并没有质疑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意思。但无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时，还是现在，一直都有质疑主流经济学的声音。皮凯蒂在他著名的《21世纪资本论》中提到：“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