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方光华、兰梁斌（2014）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经典精读》中指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伊洛渊源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理学宗传》《清儒学案》《近思录》《性理大全》等思想史论著或资料汇编，产生了庄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刘向、刘歆、朱熹、黄宗羲、全祖望等众多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但是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敏泽指出：尽管对于思想史的关注，一直是史学发达得比较早的我国的一种历史久远的传统。早期的《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礼记·学记》等，都包含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可以看作实际上是后世的思想史之类著作的滥觞；再以后的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以及各种“学案”之类的著作，既包含丰富的学术史内容，也包含思想史内容，但它们毕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思想史。科学的思想史的研究及其著作的出现，是晚近的事情。“作为整个思想史一个分支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起步就更晚。”^[2]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近30年的历史，而中国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却是最近10年内的事情，比文学思想史晚了将近20年，其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目前离成熟尚有一段距离。

在西方，思想史（the history of idea，也有人译为“观念史”）是美国哲学家（后来转变为历史学家）洛夫乔伊（A.O.Lovejoy）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选用的名称，以标明他对昔日生活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分离出普遍的“单元思想”（unit ideas），他声称，所有较复杂的学说和理论都是由这些“单元思想”所构成的。作者在这里分别用“idea”和“intellectual”两词来阐述“思想”，并加以区别。^[3]

美国历史协会于1961年出版的《历史文献指南》一书喜欢用“文化史”或“社会观念”这样的字眼，但“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一词在美国还是被人们所公认。不过，西方世界通常也使用别的术语，如德文中的Geistesges-ehiehte、Ideengesehiehte，法文中的histoiredelapensoe等。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我们不妨认为，任何有关人类思想活动的记载都是思想史的资料。从狭义来说，思想史试图说明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取得了什么样的思想成就或文化成就，从广义来说，思想史十分接近于一种回溯性的认识社会学，甚至接近于回溯性的普通社会学。^[4]

思想史的某些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人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在论述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时，修昔底德在对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民族特征进行比较时，写的都是思想史。人们试图认识克罗伯（A.Kroeber）称作“文化成长结构”的哲学史源流，甚至在中世纪也从未完全中断过，今天则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主题就是要解释罗马人的宗教信仰对他们的政治成就有什么影响。18世纪启蒙时代时，思想史还没有被命名，而只是被称作“用例证的哲学教学”，但它已在史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有了专业性的历史研究组织，从此才真正有了“思想史”或“观念史”这个名称，并作为一种史学形式而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美国学者鲁宾逊（J.H.Robison）使这一术语广为流传，他的《发展中的思想》（1921）一书是描述西方思想史的畅销书。德国学者狄尔泰在各个方面可称得上近代思想史的先驱，而被认为是社会学家的马克斯·韦伯，则为不少思想史著作树立了楷模。事实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堪称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史著作。德国学者梅尼克（F.Meineoke）的《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奥地利学者希尔（A.F.Her）的《欧洲思想史》，表明思想史在这两个国家已稳固地确立起来。^[5]

而美国学者斯特龙伯格教授于1966年出版《欧洲现代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994年，该书做了大幅修改后更名为“欧洲思想史——1789年以来”（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789）。经斯特龙伯格教授认可和授权，译者将1966年版的前半部分（6章）与《欧洲思想史——1789年以来》（原书共11章）合编成一本书。因内容涉及欧美，故中译本定名为“西方现代思想史”。本书包括“伟大的传统及其衰落”“浪漫主义和革命”“解构的80年代”等17章，以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勾勒了近500年来西方思想的全景画卷。^[6]

本章主要通过追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寻求它们对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