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思想史研究

一 起源

“思想史”，顾名思义是思想的历史。在汉字里，“思”和“想”两个字都从“心”，古人说，“心之官则思”，那么，“思想”的历史就要讨论人类思索问题的历史，简言之，就是讨论古往今来人们想啥，怎么想。^[7]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荣明指出：早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出版以前，日本学者就出版了有关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著作。1900年远藤隆吉出版了《支那哲学史》，1914年宇野哲人出版了《支那哲学史讲话》。所以，日本学者金谷治认为：作为近代学术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起点，“与其说在中国，不如说在日本”^[8]。这不无道理。但是，对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胡适、冯友兰二人的著作，而直接影响他们学术思想的是西方学术。

中国接受和使用“思想史”的概念相当早。班兹（H E.Barnes）的《社会科学史纲》虽然是1940年才由向达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但是在1935年容肇祖就已经编出了《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1936年陈钟凡就和蔡尚思讨论编撰《中国思想史》，并明确了“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程，是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稍后，在1939年由蔡氏出版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法》，而常乃惪更在本年出版了《中国思想小史》，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现在看来颇有长处，眉目清楚，层次分明，而且要言不烦，比起后来的一些入门书要好得多。虽然在当时，以“思想史”命名的著作，远不如以“哲学史”为名的著作多，也远不如哲学史著作的影响大，但还是有一些人感觉出，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洋化的“哲学史”似乎不如“思想史”那么贴切，像傅斯年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里，就明白地指出：“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为止，就是柏拉图的也尚不全有，更不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大凡用新名词称旧事物，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无论这话说得是否过激，但是说明“思想史”一名被接受，在中国学术界是很有基础的。^[9]

1952年由现代中国思想史学科奠基人侯外庐先生在西北大学建立中国思想研究室，现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后来主要几所高校如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思想史研究辑刊《思想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院所开设思想史课程并开始招收博士生等。

二 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四个阶段

张荣明教授认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关涉到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科技思想史等相关学科，没有宏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观照，这些相关学科也难以作出准确的学术定位”。张荣明还指出：“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孕育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第二阶段，中国思想史学科初步创立并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明确了思想史研究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和内容进一步拓展。”^[10]

如果以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至少也有90余年的历史了；而如果勉强以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为标志，则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到2016年正好百年。周群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16年到新中国成立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初创和建立期；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和曲折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为中国思想史的繁荣和迷茫期；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为中国思想史的重新定位和自主发展期。^[11]

周群认为：1916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只能算作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最初尝试，而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出版，因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可称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思想史之开端。冯友兰于1931年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以及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下全册版《中国哲学史》，则是第一部用西洋哲学的概念、思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通史、全史。在通史之外，尚有一些思想史的专题和断代研究，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5）、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6）、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絮明书店，1937）、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凤书店，1944）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三友书店，1944、1945）、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重庆群益书社，1945）、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生活书店，1947），等等。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此期的思想史，还仅限于对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史进行研究，因而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思想史，但开始产生了：一是以政治思想史为标志的学科思想史；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思想史研究成果，有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尤其是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成果，最终指导中国革命成功。^[12]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和曲折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思想史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中国的成立，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学术必然繁荣和发展。这一阶段培养了较多的思想史人才并初步建立了思想史学科体系，最有标志性的成果乃是始撰于20世纪40年代、成书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思想通史》。此书由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和邱汉生等人合著而成，始自周公、孔子，终于孙中山、鲁迅，几乎贯通中国思想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开创了思想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迄今学术界最为完整的一部中国思想通史，目前来看，还没有相关著作能对其进行整体上的超越。另外，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都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成果。但极“左”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健康发展。^[13]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为中国思想史的繁荣与迷茫期，表现在：第一，“文革”后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特别是改革开放，引来了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思想史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庞朴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5），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1987），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高翔的《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和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等等。第二，改革开放也引入和推崇了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学术思潮和理论方法，甚至提出了“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的错误主张，使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品格、中国价值和中国追求异化乃至失却了，造成了社会思想领域的混乱。^[14]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为中国思想史的重新定位和自主发展期。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发布；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从国家层面吹响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崛起的号角。其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于2007年发起创办的中美学术高层论坛，聚焦传统、启蒙、现代化等思想史命题，促进了中美学术的高层交流和相互借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思想通史”项目，探寻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推出真正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深刻反映中国学术、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的标志性成果，并在首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上，明确提出要“构建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此时期思想史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当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法律出版社，2011），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和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后两部思想史著作，最大的优点都在于有了自己非常鲜明的思想解释体系和论说框架，得出了一些具有较大启发性的学术观点，值得学界重视和关注。^[15]

葛兆光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指出：近十几年中国学术界出现思想史研究热，而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凋零”（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这缘由中国的特殊背景，也呈现了中国学术的趋向。中国的“思想史热”，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的。此前的1980年初到1990年中，中国学界曾有过“文化史热”和“学术史热”。所以，理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是理解“思想史热”很重要的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回应东方和西方，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回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30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16]葛兆光的分析不无道理。

19世纪末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诞生了大量卓有成绩的学者和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其中方光华、兰梁斌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经典精读》可以作为思想史课程的教科书。该书按照时间顺序，选择了30余篇能够大致反映中国思想史研究进程概况的论文或经典著作的节选。这些论文或论著的节选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性，或在儒学思想研究、道家道教思想研究、佛教思想研究、哲学思想史、政治思想研究、伦理思想研究等方面具有开创性，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17]

三 思想史的写法

如今的思想史有很多写法，而原来的思想史就是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史，每个时代的代表性观念就是通过这个时代的若干的大思想家的体系呈现出来的。

思想史无疑是一个边界不定的研究领域，它需要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为它营构一个叙述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种种实物、文献、遗迹中，细心地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语境。因此它不可能笼罩各种历史，但它却可以容纳更多的资料。^[18]

葛兆光提出《思想史》在形式上有三种写法，确立事实、真理评价和追踪旅行。而他自己偏好第三种写法：自信可以重建古代思想史的思路，体验、理解思想的脉络，“顺着看”历史。思想史与《思想史》的不同处之一，就在于《思想史》的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的脉络。^[19]如果把历史时间中实际存在过的思想历程称作“思想史”，对此过程的任何描述，都应该是加上书名号的《思想史》，当思想史被后人加上他们的想象、理解和解释，用文字记载下来而成为《思想史》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了“在历史时间中制作思想路程的导游图”^[20]。

在中国最早以“思想史”命名的著作《中国思想史研究法》中，蔡尚思称“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程，是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s）”^[21]。与约翰·格林（John C.Greene）在《思想史之目标与方法》中所说看起来颇为类似，即思想史“首要任务是勾画每一历史时代的思想前提，解释这些思想前提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但约翰·格林在这里给思想史研究加了一个“解释”的任务，从而将思想史从一般的历史现象描述中切割开来，为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境界。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将“说明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的所以然”提到了比普遍的思想史描述更高的位置，从而也就达到甚至超越了约翰·格林将思想史研究的“勾画”与“解释”等同看待的层次。侯外庐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型范式之一。^[22]

李泽厚认为“思想史既不是博物馆，也不是图书馆，而似乎是照相簿：因为思想史研究所应注意的是，去深入探究沉淀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在李泽厚这里，思想史不但要回归历史，而且要在回归历史的同时面对现实、指向未来。更确切地说，李泽厚乃是因为关切现实所以展开了思想史的研究。“展现为文学、艺术、思想、风习、意识形态、文化现象，正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它的物态化和结晶体，是一种民族的智慧。”^[23]周群指出：“对它们进行自觉意识，科学地探究它们，了解它们在适应现代生活的长处和弱点、需要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或因素，总之既发展又改进我们民族的智慧，我以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24]周群指出：“无论是心理结构或者民族智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超时空因果的先验存在，它们仍然是长久历史的成果。面临21世纪工艺—社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景，如何清醒地变化和改造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彻底抛弃和清除那些历史尘垢，以迎接和促进新世纪的曙光，我认为，这正是今日中国哲学要注意的时代课题。”^[25]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共分三册：《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和《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其中，导论部分着重阐述了作者的研究视角、资料取舍和写作思路，完整而独立。主干内容则以独特的观察与理解，对上古至七世纪以前和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做了历史性的描述与阐述。本书不仅关注中国古代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知识来源和依据，同时也注重从古代星占历算、祭祀仪式、出土文物、医学著作、地图、绘画、墓室壁画等文献中挖掘蕴含的思想价值。本书改变了传统思想史教科书中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征丰富的古代文献，并参考中外最新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亦有重要创新。^[26]

这也是笔者竭力推崇的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写法。不以翻译者（家）为中心，而以译事为主线来开展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写作。

总之，中国思想史研究起源于日本，历经一百年的发展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成为如今学术界的“思想史热”。葛兆光认为：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不仅影响了思想史这一学科内外的构建，而且转变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甚至使得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进行有关反思，并引发重新省思中国当下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思想史研究为何在当代中国作用和关注如此之大？葛兆光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回答这个问题时，提请注意三个方面：“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27]他提出“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即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28]因此，中国思想史研究肯定对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具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