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古籍整理

一 论版本

整理古籍必须鉴别版本的真伪和优劣，这是最基本的工作。而版本的真伪和优劣，又是需要经过认真的、仔细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的。如果只凭书目著录或藏书家的题跋而不作切实的调查研究，往往会流于沿袭旧说，人云亦云，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鲁迅先生早年曾致力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对古代小说作了精密的辑录和校订，因此对古代小说的版本有深刻的了解。他早在1922年写过一篇《破〈唐人说荟〉》，指出这部书的不可信：

……我们要看唐人小说，实在找不出第二部来了。然而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我也被这书瞒过了许多年，现在觉察了，所以要趁这机会来揭破它。

鲁迅正因为对唐代小说作了深入的研究，才觉察到了《唐人说荟》的误人不浅。他列举了这部书里那些胡闹的例子，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接着指出：

然而这胡闹的下手人却不是《唐人说荟》，是明人的《古今说海》和《五朝小说》，还有清初的假《说郛》也跟着，《说荟》只是采取他们的罢了。……

最后还给读者介绍了收集古代小说较全的《太平广记》，这部书的好版本并不易得，但它有取材完备和分类清楚两大好处，比那些丛书可靠。鲁迅评价古书的好坏，首先是从书的内容上着眼的。至于刻本的早晚和个别字句的出入，还是其次的问题。

正由于鲁迅深恶痛绝明清人刻书的胡闹作法，又出于对唐人小说的爱惜，他发愿重新编辑一部《唐宋传奇集》。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的序例里又着重说明：

……顾复缘贾人贸利，撮拾雕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如《龙威秘书》，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捃华》，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炫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昔尝病之，发意匡正。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沉》五部讫；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

后来，1935年鲁迅又在《书的还魂和赶造》里提到：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为什么鲁迅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唐人说荟》等书进行揭发呢？就因为这些书确实误人不浅，而且流毒一时消除不了。可惜的是，鲁迅当年辛勤研究的成果和反复叮咛的说明，竟然不为人所承认，或者还不为人所知。直到最近，还有一些学者，在学术论著中仍然信以为真地称引李景亮的《人虎传》，李朝威的《柳参军传》，顾夐的《袁氏传》，孙的《幻异志》等，实际上都属于妄制篇目、改题撰人之列，大概就是上了《唐人说荟》之类的当。

鲁迅对于《四库全书》也作了多次的剖析揭露。他在1925年写的《这个与那个》中指出：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

1927年，在《谈“激烈”》一文中又作了补充：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举出过《茅亭客话》。但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鸡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今摘数条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括蒌涂面，……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

此后，1933年又在《四库全书珍本》一文中提到：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息第二回。

鲁迅在《四库全书珍本》这篇文章里谈到了“善本”和“珍本”的区别问题。他认为所谓“珍本”，不过是以“钦定”二字作为标榜，其实却是弊病很多；而“善本”的要求则是“合于实用”。可见鲁迅所认为的“善本”，不是什么孤本秘笈、宋刊元椠，而是以有没有经过删改、错误多少来衡量的。这对于我们整理出版古籍很有指导意义。历来对于善本书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刻版年代早，有的重视传本少，其实还需要作具体的分析。我们对于孤本、古本是要给予充分估价的，但首先要看书的内容。有的古本篇目多、错字少，有的孤本保存了罕见的资料，的确应该看作善本，但并不一定都是如此，有的只能作为“珍本”加以保藏和用作参考，并不实用，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善本。按理说，我们今天经过认真的校勘、标点以及注释的新版本，才是真正的善本，应该超过以往的各种刻本。尽管现在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疏忽，还不能做到完全消灭差错，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大部分新版本是可以凭信的，是可以取代旧版本的。除了《四库全书》所独有的孤本，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好的版本来取代它。例如经过校点的《二十四史》，就比殿本二十四史的质量高出不知多少，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印《四库全书》本了。像王云五那样一集又一集地重印《四库全书珍本》，还是如鲁迅所说，那是官商的生意经，因为，“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1934年，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里又提到，“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的，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之后，又在《病后杂谈之馀》里更尖锐地指出：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人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出了马脚。……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

下面引了《容斋随笔》、《嵩山文集》的四库本和别本作为对比，列举许多实例，揭穿了清朝皇家纂修《四库全书》的政治目的。最后说：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鲁迅如此不厌其详地反复揭露《四库全书》删改古书的隐秘，除了当时有现实的战斗作用之外，也是对《四库全书》本身的公正评价，是对清朝官方古籍整理工作的严肃批判。鲁迅一贯不迷信孤本秘笈，也不盲从藏书家的考证题跋，而是对古书进行认真的校勘考订，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对古书的编纂整理，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像《四库全书》那样“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只是对古书的捣乱和破坏。我们今天从事古书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应引以为戒，决不能因为某种政治目的而删改古书。对于古籍，可以进行科学的批判，但不能也不必修改，因为那是历史的遗迹。如果由于特殊的原因而不得不加以删节，也应该在前言后记中作出必要的说明。偷天换日，越俎代庖，替古人改文章，实在是不足取的做法。

鲁迅自己对版本的选择是很注意的。他曾对《嵇康集》的各种版本作了精细的校勘。在校正本书的基础上写了《嵇康集跋》、《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序》，最后写成了《嵇康集考》。鲁迅对嵇康集的版本作了认真的分析比较，认为吴宽丛书堂钞本是最好的本子：“黄省曾本而外，佳本今仅存丛书堂写本。不特佳字甚多，可补刻本脱误；曰《嵇康集》，亦合唐宋旧称，盖最不失原来体式者。”（《嵇康集考》）这个钞本所以说是佳本，就因为它“佳字甚多”，可以据以校正刻本的错误；又较多地保存了原书的格式。所以他在《嵇集集跋》里作出判断说：“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鲁迅所说的善本，于此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证。

《唐人说荟》和《四库全书》给我们提供了反面的例证，《嵇康集》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例证。怎样鉴别版本，我们从鲁迅先生的论述中，是可以得到很多启发的。

二 论校勘

校勘和版本的选择是密切联系的。一个版本的好坏往往决定于刻印者的校勘水平，而一个版本到底好不好，还要经过读者的再校勘才能确定。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者来说，在选择一个底本之前就要先进行一番校勘，在确定底本之后更要进行仔细的校勘。鲁迅先生对古书的校勘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在论版本问题时就一再提到校勘的重要，对于粗制滥造地重印古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在《所谓“国学”》一文中曾批评了当时翻印古书的恶劣作风：

……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后来在《望勿“纠正”》中又指出了当时校改旧小说的弊病：

《花月痕》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页，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接着鲁迅举出了几个原来不错而被改错了的例子，然后说：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这个要求并不很高，也许可以说是印古书的起码要求。如果自己对原文的意义还不甚了然，就不要轻易改字，与其把本来不错的字改错，宁可保存原样，让读者自己判断。尤其是在不附校记的情况下，改字更要慎重。校书而妄改原文，不如不校。“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感叹，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警惕。因为有意改错是不会的，但限于自己的知识范围，难免会把不错的字当成错的，又轻易加以改正，就造成了新的错误。所以在校勘工作中改字一定要经过认真研究，尽可能写出校记，说明依据，并录存原文，以备复核，即使改错了也不致于泯灭痕迹，贻误读者。

鲁迅自己校过不少古书，用功最深的是《嵇康集》。我们从《嵇康集》的校勘中可以看出鲁迅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方法。他在1913年写的《嵇康集跋》里说：

原钞颇多讹敚，经二三旧校，已可籀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

这是他对丛书堂钞本进行了认真校勘之后所作出的结论，原钞虽有脱讹，然而保存了不少佳字；旧校虽然作了不少补阙和校改，然而“删易任心”，或者反据俗本来改钞本，甚至涂灭了原字，令人惋惜。所以鲁迅的校勘首先是返本还原，力求恢复原文。这并不单纯是为了复古本之旧，而是经过了认真对比之后作出的抉择。于此可以得到一些教训，校勘古书不要轻信别本和盲从前人的校改，更不要漫灭旧文，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经过比较，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当作不出确切判断时，就该谨慎从事，尽可能保存原貌。

经过了十一年之久，鲁迅又对《嵇康集》作了多次校勘，1924年在《嵇康集序》里进一步说明了校勘的经过和体例：

……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

鲁迅用了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进行校勘之后，又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文选》李善注和各种总集、类书等所引，一一著其同异；又参考了《全三国文》、《续古文苑》中所收嵇康作品的异文，录存备考，所用校勘资料之广是令人十分惊佩的。他在校正《嵇康集》文字的同时，还广泛地搜集嵇康著作的逸文，并作了认真的考证。大约在写作《嵇康集序》的同时或稍前，鲁迅写了《嵇康集逸文考》和《嵇康集著录考》两篇文章，就是在校勘《嵇康集》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为进一步研究和整理嵇康著作所积累的基本资料。

过了两年，鲁迅又一次综合和总结了有关《嵇康集》研究的成果，写出了《嵇康集考》（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在《逸文考》、《著录考》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案语，并补充了《考目录及阙失》的部分。他说明：“抄本与刻本文字之异，别为校记。今但取抄本篇目，以黄省曾本比较之，著其违异；并以概众家刻本，因众本大抵从黄刻本出也。有原本残缺之迹，为刻本所弥缝，今得推见者，并著之。”这就是在文字异同之外，校比各本篇目的异同存亡，从而考证古本的本来面目。《考逸文然否》这一部分是在广泛搜罗逸文之后，又加以考证，辨别其真伪。这篇《嵇康集考》与《嵇康集》的校记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是鲁迅长期（约十三年以上）以来校勘《嵇康集》的科学成果。《嵇康集》的校定为我们整理古籍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从中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发。

第一，校勘古书一定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像《嵇康集》那样选用丛书堂钞本作底本，又用五种不同刻本作了对校，又广泛地采用总集、类书和古籍旧注所引的单篇、残句进行他校，才能博采众长，为读者提供完备的、而又是经过核实的资料。

第二，校勘应该和考证工作结合起来。像《嵇康集》那样在校正文字之外，还对卷数及名称、目录及阙失、佚文然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才能对古籍作出全面的整理。校勘工作不同于机械的校对，就在于它不仅记述文字的异同，而且要作出是非优劣的判断，还要比较篇目的多少，辨别佚文的真伪，并从而考证版本的源流。这是整理一本书的全过程。

第三，校勘古书一定要保持谨严的工作作风，遵守一定的体例。像《嵇康集》那样虽然早经断定丛书堂钞本是佳本，“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然而还是要用黄省曾刻本来校补它，使之“兼具二长，乃成校胜”。鲁迅既作出了抉择，认为原钞的“佳字甚多”，所以“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同时又参校各本，一一著其异同，“以备省览”。这样既不是客观主义地罗列各本的异文，不置可否，使读者无所适从；也不是简单地择善而从，把义得两通或似是而非的异文一概摒弃，而是兼存了各本的特点，便于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古书中常见的通假字和异体字，才不再逐一出校，“以省烦累”。这正是鲁迅借鉴前人旧校的教训，避免了“删易任心”、“灭尽原文”的片面性。

当然，《嵇康集》是一种带有考异性质的集校本，是供研究者参考的，并不是所有的古书都需要作这样详尽的校勘。倘使作为一个比较普及的读本，就可以在校勘之后，提供一个择善而从的定本。如《唐宋传奇集》鲁迅也曾作过比较仔细的校勘，就没有附校记。他在序例中说明：“本集所取文章，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亦不历举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纷烦。”对于不同的书，应该采取不同的校勘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 论标点

现在重印古书，一般总得加上标点。排印书而没有标点，将会令人无法卒读。像《四部备要》那样的号称聚珍仿宋版，虽然保存了一些古书格局，但是也不受读者欢迎了。所以标点是整理古书的一项基本功。鲁迅先生对于古书的标点，曾发表过不少议论，主要是批评当时重印古书的人工作不认真，胡乱标点，贻误读者。鲁迅经常关心古书的校点重印，他说汪原放先生标点和校正的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上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望勿“纠正”》），对于这样的工作，充分肯定了它的作用。后来，他在《病后杂谈》中提出：“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标点不要错”，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做起来实在不容易。即使标点者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也经过反复推敲，然而印出书来也还难免有一些可议之处，往往还要经过广大读者的纠正和多次的勘误，才能把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可见，“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

由于古书的情况复杂多样，各有特点，想要告诉别人标点应该怎么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用点错了的实例作为教材，告诉别人不该怎么点，倒还可以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鲁迅在《马上日记》中举过一些标点错误的例：

……那时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击近时印书，胡乱标点之谬的文章的，废纸中就钞有很奇妙的例子。

……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书影》卷一第四叶）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水浒续集两种序》第七叶）

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但上列的几条，却还不至于那么无从索解。末两条的意义尤显豁，而标点也弄得更聪明。

引用者按：前面还有两个例子，这里从略了。后两条“意义尤显豁”的例子，鲁迅并没有指明错在哪里。前一例原本只是断句，大概“其少作”三字应该连上一句“颇自悔”作一句读；后一例出于著名学者胡适的著作，在“著……诸书”中间插上“不出户庭”四字未免奇怪，看来应该把“不出户庭录”五字标作书名。

后来，鲁迅又在《点句的难》中说：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圈几点，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鲁迅在这里是有意要讽刺一下某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的，不过还没有举出实例，之后在《骂杀与捧杀》中却点了一下：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塌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喷喷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

后来，鲁迅在《“题未定”草》（六）中又提到了古文的标点问题：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惄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向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询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询。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似乎不大好。……

鲁迅对于这种标点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自误事小，误人似乎不大好”，这是从广大读者的要求出发的。鉴于当时重印古书的工作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他一再提出“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甚至还不无愤慨地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病后杂谈之馀》）。鲁迅先生的有些话，在当时是有为而发的，但它的基本精神，直到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启发作用。整理出版古书，是要为今天的读者服务的，就应该认真做好标点工作，不要使读者再发出“不可凭信标点”的慨叹。我们既不能知难而退，望而却步；更不能掉以轻心，乱点一通。如果学习了鲁迅那种为读者服务、向读者负责的工作态度，又对古书“断句的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勤学勤查勤问，做到像鲁迅所提出的“要认真，用点工夫”，那么标点古书的水平总是可以逐步提高的。

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作

（原载《编辑之友》198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