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校勘学的得失与当代古籍整理

校勘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序，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目前有些读者对我们整理的新版古籍抱有怀疑，认为校点者喜欢改动原书的文字，不一定可信；也有一些读者认为新版古籍的校勘过于拘谨，有些明显的错字也校而不改，还是一种墨守成规的做法。看来现代的读者对古籍整理有不同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解释。自古以来，古籍的校勘家就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如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所归纳的死校和活校两派。他说：

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版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

他所说的死校法实即对校法；活校法则不限于对校别本，还充分利用了他校法和理校法，而最后则“择善而从”，力求在正文上加以取舍，其目的在于校出一个定本。

叶德辉还指出：“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可见这两种校书的传统，早在汉代就已形成了。

汉代刘向父子校雠群书，广罗异本，定为“新书”，曾经整理错乱，定著篇章，正文字。如《战国策》一书中“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如此字者多”，都已作了改正。其功劳是很大的。然而有没有改字不当的地方，由于不加校记，就不得而知了。今本《战国策》当然不免还有错讹的地方，如《赵策》中的“触詟”实为“触龙言”之误，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杂志》卷二）已指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则可以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来加以校正了。可是到底是刘向校书时的失误还是后人传抄中的舛讹，还难以判断。

古书中出现的错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传抄和翻刻中无意的错误，一是校书者有意的改字。而有意改字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文献知识不足而妄改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韩昶之改“金根车”为“金银车”（见《尚书故实》及《玉泉子》）。另一种情况是校书者主观意识太强，凭自己的理解进行理校，甚至与原作者有不同的观点，不惜替古人改文章。极端的例子如金圣叹改了《水浒传》，还自称是古本，大谈其俗本如何如何不好。通俗小说的著作权往往不明确，似乎谁都可以改，因此好多小说名著都有不同版本。小说在钞本流传阶段异文更多，如脂砚斋批本《红楼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问题在木板印刷术初兴的时期就已出现了。后唐时官府刻印《九经》，负责校勘的太常博士田敏，就曾径改原文。据《宋史》卷四三一本传载：

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

因此，宋太宗又命李觉、孔维等重新校定经书。判国子监崔颐正又上书说：

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也。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传》）

他提出了一条校勘古书的经验教训，就是专通本经还不够，还要博览旁通，才能做好校勘工作。这就是怎样防止因知识不足而误改或漏校的问题。经书是封建帝王用以维护统治的理论武器，所以不惜付出很大力量来进行校勘，但是还不免出错，至于一般的书籍当然错误就更多了。

清代学者曾提出“书坏于校”的问题。如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说：

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经韵楼集》卷八）

顾广圻也在《书文苑英华辨证后》说：

予性素好铅椠，从事稍久，始悟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思适斋集》卷十五）

说“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未免有些偏激；说“坏于校者尤多”，这话很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像田敏那样“以独见自任”的校书官确是有的。这个问题在宋代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而且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跋》说：

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及后集录古文，得韩文之刻石者，如《罗池神》《黄陵庙碑》之类，以校集本，舛谬犹多。若《田弘正碑》则又尤甚。盖由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以碑校集，印本与刻石多同，当以为正。乃知文字之传，久而转失其真者多矣。则校雠之际，决于取舍，不可不慎也。（《欧阳文忠公集》卷一四一）

欧阳修利用碑本来校勘文集，应该说是非常可信的了。可是董逌《广川书跋》卷九又提出了不同意见：

余考《田弘正碑》，盖其杰然自出，拔乎千百岁之上者。永叔尝得此碑，以校集中误字三处，曰“衔训事嗣”，考其所出，杂比成章，错综而不乱，信其有得于此。又曰“降以命书”、“奉我王明”，必以集为误者，余则不得信于此也。“以降命书”，不得如集所传；“天明”施于君为不类，不若“王明”之切当而有据也。今碑为非是则不可，谓“天明”、“以降”为工于集所著而传则不可。碑虽定其辞而后著之石，此不容误谬。然古人于文章磨炼窜易，或终其身而不已，可以集传尽为非耶？观其文，当考其词义当否，然后择其工于此者从之，则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公谓是，人不敢异其说。况碑为当世所书，人岂可尽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遗稿与刻石异处甚众，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后窜改之也。

董逌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古人对自己的文章不断有所修改，刻到碑上的还不一定是定本。文集里也还有一作某又作某的校注，很难判断哪一个是作者自己的最后定稿。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如《文选》的李善注就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的不同文本（见李匡文《资暇集》卷上），今天见到的唐写本《文选》与刻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很可能就出于不同的注本。董逌提出了一个如何取舍的原则。他说：“当考其词义当否，然后择其工于此者从之。”这就是“择善而从”的办法，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不过在“择”的过程中有校勘者的主观成分，有可能不是作者本人的原意。古人确有给旧本臆改拟补的习惯，因此造成了各本异文。如周紫芝《竹坡诗话》所说：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如“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为正也。不知宋氏家藏为何本，使得尽见之，想其所补亦多矣。

不同版本异文很多，但不能确定哪个才是原文，异文越多就越增加了麻烦。有的学者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判断哪一个是善本，难免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如陶渊明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的版本“见”作“望”。沈括《续笔谈》和《蔡宽夫诗话》都认为“见”字好，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也说：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他们都认为“见南山”能表现出闲远自得之意，最有妙处，因此认定作“望”字的是俗本。但现存宋本《文选》正作“望南山”，唐人编的《艺文类聚》也引作“望南山”。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九有“时倾一樽酒，坐望东南山”的句子，可见唐代的陶集也是作“望”字的，恐怕不能一概斥之为俗本。所以王瑶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定作“望”字也是有根据的（参看《学林漫录》第二集，拙作《从“骥老伏枥”谈古书的异文》）。问题是古人对诗文集的校勘一般比较粗疏，重词章而不重考据，不大重视版本的源流，只在校注中说一作某而不说明出自什么版本，甚至改了字而不作任何说明。《东坡题跋》卷二《书诸集改字》条又说：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本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二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现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没”字下注“一作波”，大概就是从宋敏求的版本来的。

宋朝人编印书籍常有改动原文的习惯，不少学者反对这种做法。例如编《册府元龟》时删改原文，当时引起了争论，最后皇帝下令要改（见《枫窗小牍》卷下）。好在这部书本来不注出处，我们不必把它当作原文。清朝人根据它来辑补《旧五代史》，实在是有些危险的。宋代皇家编的几部大书，如《太平广记》的编纂者往往在唐朝人记的故事之前加上一个“唐”字，把某些人物的称谓改成本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删改的地方，对于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就无从核对了。《文苑英华》是一部诗文总集，其中问题很多。周必大在重校本的序言里指出：

国初文集虽写本，然雠校颇精。后来浅学改易，浸失本指。今乃尽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一也。凡庙讳未祧，止当阙笔，而校正者于赋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正值押韵，全韵随之。至于唐讳及本朝讳，存改不定，二也。元阙一句或数句，或颇用古语，乃以不知为知，擅自增损，使前代遗文幸存者转增疵颣，三也。

因此，彭叔夏在校勘了《文苑英华》之后，写了一部专著《文苑英华辨证》，提出了许多校书的类例。宋朝的学者对印本书都不大信任，往往指摘其妄改之弊，认为不如写本书可靠。如张淏《云谷杂记》卷四说：

近日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擅加改易，其类甚多，不能悉记。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为严州，今所刊《元丰九域志》乃径易睦州为严州。又《广韵》“桐”字下注云：“桐庐县在严州。”然易去旧字，殊失本书之旨，将来谬乱书传，疑误后学，皆由此也。

宋代印本书的错误，有的出于妄校擅改，有的出于传抄翻刻的失误，因此前人屡有宋本书也不可尽信的告诫。然而比起明代人刻的书，妄校擅改的错误还是少一些，因为宋代的学者很注意校勘。对于不同版本的异文，校刻者提倡并存不废的校勘法。这不失为一种严谨的态度。如王□《王氏谈录》说：

公（王洙）言校书之例，它本有语异而意通者，不取可惜，盖不可决谓非昔人之意，俱当存之，如注为一云、一作（一字以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公自校杜甫诗，有“草阁临无地”之句，它本又为“荒芜”之“芜”。既两存之，它日有人谓“无地”字以为无义，公笑曰：“《文选》云：‘飞阁下临于无地。’岂为无义乎？”

陆游《跋家藏造化权舆》也说：

右《造化权舆》六卷，楚公旧藏，有九伯父大观中题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废纸中，用别本雠校，而阙其不可知者。两本俱通，亦具疏于下。（《渭南文集》卷二十七）

“两本俱通”的文字一起抄入底本，这就是一种“考异”式的校勘。较早采用这种校勘法的代表作如宋人汪藻的《世说新语考异》，把不同版本的文字合在一起，而用阴文字或黑圈符号作为区别，其体例是：

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无者以白字别之，其用字不同者以注白字别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无者以黑圈别之。

他用不同符号来表示两种版本的差异，就是一种死校法。这在校勘学上是一大进步。

做得更为周密的还有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校刻者采用多种版本的韩愈文集互校，对异文作了几种不同的处理：

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益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而倒之，字须两有而或当旁见者则姑注于其下，不复标出。

方崧卿在刻本上加了几种符号，表示哪个字是当补当改的，哪个字是当删的，还有在注文里标明异文的。我们今天在排印书上加方括号表示当增、加圆括号表示当删的校勘符号，就是从这种校勘法承袭而来的。《韩集举正》对异文作了选择判断，哪个字当改当删，表明了校勘者的态度。这就不是机械的死校，也不是简单的活校了。

朱熹的《韩文考异》又在《韩集举正》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也对各本的异文作了不同的处理，作了详细的校记，列举各本的异同，又表明了校勘者的取舍抉择。这就为后世考异式的校勘法创立了完善的体例。朱熹对于中国校勘学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韩文考异》是古书校勘工作的一个里程碑，表示了宋代校勘方法的进展。朱熹对校书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答许顺之》的信中论校书方法说：

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旧来亦好妄意有所增损，近来或得别本证之，或自思索看破，极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当时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涂改耳。亦尝为人校书，误以意改一两处，追之不及，至今以为恨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朱熹的切身体会，深知其中甘苦，很值得我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借鉴。朱熹在《书韩文考异前》还提出：

故今辄因其书（指《韩集举正》）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详著其所以然者，以为《考异》十卷，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朱熹校书的确非常严谨，既作了明确的按断，又详著各本异同，使后之览者可以覆核参考。他对于版本的取舍惟求其是，而不偏信官本、古本，已经兼取了死校、活校两者的长处，而避免了两者的偏颇。他提出了一系列比较完整的理论，较之欧阳修校韩文之偏信石本就跨前了一大步。

这种“考异”式的校本确是详备可信，但是文字繁富，刻板费事，因而不易推广。有的删并为正文的附注，湮没了不同版本的源流。如洪兴祖的《楚辞考异》，现已分散在《楚辞补注》的各句之下，所存的恐怕只是少数残文了。

明朝人刻书很粗率，不仅不作认真的校勘，而且往往逞臆改字，造成混乱，历来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顾炎武曾深恶痛绝地指出：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鸩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意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日知录》卷十八《改书》）

鲁迅也曾说：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后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世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

清朝人整理古籍是有很大成绩的，然而作为最大工程的《四库全书》在校勘上却偷工减料，无所贡献，比起宋朝人校书的认真态度，只能说是退步了。首先是不重视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底本往往只说明是从哪里采进的，而不说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的刻本。其次是一般都不作版本校。《四库全书》的几次校勘都作得很草率，因此屡次被乾隆皇帝处罚。然而乾隆皇帝只能在通读中根据上下文义来发现错误，而奉命复校的官员又限于时日，根本不可能作认真的对校。他们所作的考证大多数是凭直觉的判断，用了一些他校法和对校法，真正考证的功夫并不多。王太岳等编的《四库全书考证》里所汇录的考证总数不少，但对于多数书来说，不过寥寥几条而已。最后，则是乱改原书。正如鲁迅在《四库全书珍本》里说的，“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其中故意的删改，鲁迅先生在《谈“激烈”》里举出了《鸡肋编》的一些实例《而已集》），张元济先生在《嵩山文集》的题跋里也举出了一些实例，陈垣先生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里又举出了不少实例，那都是涉及政治原因的。至于一般校勘上的问题，我还可以举一个非常新奇有趣的例证。《分门古今类事》的《十万卷楼丛书》本第六卷《群玉仙籍》条，其中一段有缺字，原作：

益□□□□□□高卧伊洛，国之故老，岂其仙也？公曰□□□□台贞人，况有寿，年九十三方还昆府。

《十万卷楼丛书》本的底本是蜀本，《四库全书》本的底本也是蜀本，但缺字都补上了。前面六个缺字文渊阁本作“曰诸公出入廊庙”七个字，文津阁本作“曰丞相苏易简”六个字；后面四个缺字文渊阁本作“真仙者皆玉”五个字，文津阁本作“苏公乃丹”四个字。到底是哪一本对呢？本书原注出《青琐》，取校今本《青琐高议》前集卷二《群玉峰仙籍》条，前六字作“曰丞相富公弼”，后四字是“富公自是昆”五字。富弼和苏易简两人不同，必有一误。按富弼本是河南人，熙宁五年致仕后确曾归洛养疾，与本书“高卧伊洛，国之故老”等话相合。苏易简卒年仅三十九岁，显然不合。还有令人奇怪的是《丛书集成》根据《十万卷楼丛书》排印的本子又分别补上了“曰某黼黻庙堂”和“某固是玉”十个字，不知又是根据什么版本来的。按理说，《分门古今类事》引自《青琐高议》，《青琐高议》现有传本（不全），如果要作他校的话，就应该拿原书来校补，否则应该照样保持缺文。可是竟出现了如此迥然不同的异文，恐怕都出自校书者的随意臆改。这显然违背了古人校书阙疑的传统。

《四库全书》的纂修，在校勘上贡献不多，然而对古籍整理还是起了推动作用，更推动了学者个人校书的风气。清代的校勘学大为发达，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注重版本。清代藏书家很多，古本、珍本逐渐集中到少数藏书家手里，他们对版本的研究比前人深入了。一是注重小学，结合文字、音韵、训诂的综合研究，对古书理校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所以郭嵩焘在王先谦校本《郡斋读书志序》中说：

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颛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究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

校勘学和训诂、考证相结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在改字问题上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以段玉裁为代表，主张要定其是非。他在《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说：

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也。（《经韵楼集》卷四）

又在《答顾千里书》中说：

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有其左证。自汉而下，多述古人，不敢立说擅改，故博稽古本及他引经之文，可以正流俗经本之字则改之。……故刊古书者，其学识无憾，则折衷为定本以行于世，如戴东原师之《大戴礼》、《水经注》是也；其学识不能自信，则照旧刊之，不敢措一辞，不当捃摭各本侈口谈是非也。（《经韵楼集》卷十一）

另一派以顾广圻为代表，提倡“不校校之”，可以说是慎于改字。他在《思适寓斋图自记》中说：

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误使人思，误于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误于校者而存不校之误，于是日思之，遂以与天下后世乐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于子才也。（《思适斋集》卷五）

又在《礼记考异跋》中说：

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思适斋集》卷十四）

顾广圻主张谨慎，他所说的“不校”，实际上只是不改字。他要“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还是要校、要思。段玉裁的主张比较激进，力求“当改则改之”。看起来似乎和顾广圻截然不同，实际上也不赞成随便改字的。他说：“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段玉裁认为校勘的目的是“求其是”，如果确知经字有讹就应当改正。不过他又说，必须像他老师戴震那样“学识无憾”才可以“折衷为定本”，“学识不能自信”则只能“照旧刊之”，“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段玉裁和顾广圻两人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确有不同见解，而且还有一些是意气之争。但在校勘上都提倡以“善思为适”，都反对擅改古书。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归纳宋代以来前人的经验教训，共同的一条还是要慎于改字。不论死校、活校，或偏重于版本的对校，或偏重于文义的理校，首先要有客观的依据，不能主观臆断。改字必须郑重，一定要说明理由，主要的一条是要尽量保存底本的原貌，如果改字，应当用校记或其他方式说明原本为何和改正的依据，即使改错了，读者还可以找出根源，把它改回来，这样就可以避免“书坏于校”的弊病了。

再结合我们今天的实际，申述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从校勘古书的目的说，应该是“求是”。因此我们赞同“活校”派所主张的，“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力求做到如段玉裁所说的“折衷为定本以行于世”。

二、“择善而从”，首先要定是非。而校书之难，就难在定是非，如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所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经韵楼集》卷十二）只有定了是非，才能决定取舍。因此改了字原则上都应出校，以便读者以及后来的校勘者进行覆核。目前新出版的古籍整理本，改字改对的还是多数，但改错了的也时有发现。有些书读者没有条件覆核不同版本，即使有错也很难发现。有些整理本是附加校记的，改错了字还可以追根溯源，找出原因；有些书不附校记，错了就很难找出它的失足之处了。因此，改字而加校记是宋代以来校勘学的一条基本经验，应该坚持。

三、不同版本可能有很多异文，有的义得两通，有的难以判断是非，是不是都要写入校记，或者说哪些应该写入校记，哪些不必写入校记，是一个非常难以掌握的问题。甚至有些异文，校勘者已经确认底本不误而他本误的，也可能有参考价值，不一定就毫无可取。从理论上说，“考异”式的校本详尽地胪列各本异文，又充分运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各种手段，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学术价值最高。但是从实践上看，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新印古书都作这样详尽的“考异”本，只能对少数价值较高而版本很多、问题也很多的书才作“考异”式的详校本，大量的书还是应该作经过选择、加以按断的校定本。也许，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和传播手段的不断更新，古书的详校本将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些书根据读者对象不同而有详略互异的各种校本，当然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四、从校勘的方法说，首先还是要重视以版本为依据的对校、本校和他校，对于理校则一定要慎之又慎。前人在古书的理校上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但不一定都是定论。我们今天很少能像戴震那样“学识无憾”的，因此在整理古书时还是慎用理校法为好。正如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指出的：“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例如一向以“不校校之”为标榜的顾广圻，曾在《资治通鉴》卷二六二的胡三省注文中把“不行”改成“不能”，以致改变句读而与原意相反。因此陈垣先生说：“鄱阳胡氏复刻《通鉴》，主其事者为顾千里，著名之校勘学者也，而纰缪若此。夫无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则有心校改，以不误为误，而与原旨大相背驰。”（《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举一两个实例来看。例如有一位学者在《重印本〈太平广记〉疑误》一文中，从文义上指出了《太平广记》书里的许多错字，绝大多数都是可信的，但有一条《太平广记》原文作：“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诣。”校读者说：“按：‘诣’当为‘请’，与‘副’相应。”（《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32期）这一条出自《摭言》，覆核以今本《摭言》卷九，原作：“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诣”实为“意旨”二字之讹，并不作“请”。可见如果有书可以作对校或他校的，首先还是应该校原书。

又如另一位学者在《〈明清民歌时调集〉校勘的失误》一文中，也是用理校法指出书中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原书页一八三“团圆儿共一篓”，校读者说：“当是一搂，言情人拥抱。”（《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24期）但原歌题作《叶》，上文列举了柳叶、藤叶、竹叶、红叶、荷叶，最后一句是：“怎能似荼（引者按：与茶通）叶儿和你团圆也，团圆共一篓。”这里的“篓”就是装茶叶的器具，谐音作“搂”，因此不能说是错字。又原书页四〇五：“你阿有萧山？阿有富阳？”校读者说：“两个‘阿’都是‘可’字之误，是问可有萧山和富阳造的纸。”（同上）按：山歌用的是吴语方言，在吴语里“阿”是一个疑问词，根本不需要改成“可”字。校读者不懂吴语，因此把吴歌里的许多方言词都当作错字了。像这样的理校法，如果作为一种质疑和探讨，问题还不大，如果真用来整理古书，那就是很危险的事。因此，当我们“学识不能自信”时，还是应该以对校法为主，慎用、少用理校法，那么也许可以做到“刻鹄不成尚类鹜”了。

当然，校勘的方法应该根据具体对象，因书而异。像敦煌写卷那样的书，错字缺文很多，异体字又不少，有的遗书并无别本可校，不能不以理校法为主。正因如此，所以敦煌变文和敦煌诗歌的辑校本，补校和勘误的论著日出不穷，也是不足为怪的。

前人或批评死校法“芜颣而无所发明”，或批评活校法“专擅而妄改古书”，不免各执一偏。我们主张博采众长而去其偏弊。在校勘的目的上应该采取活校派的积极态度，择善而从，惟求其是；在校勘的方法上要更多地学习死校派的严谨作风，务存其真，以善思为适。“求是”和“存真”本来应该是统一的，但任何人都可能有“自以为是”的时候，所以还要强调存真。当然，所谓“存真”也不是绝对的，即使作者的原稿也会有资料性或技术性的错误，校书者也不能熟视无睹，不过这主要属于考证和注释的范围了。我们力求克服主观主义的臆断妄改，又要防止客观主义的存而不论。为了谨慎从事，恐怕只能首先判断两类显然易见的错误，一是底本上显然易见的错误，积极地加以改正；一是别本上显然易见的错误，就不必一一入校。至于不易判定是非得失的异文，则只能根据书的具体情况及读者对象而斟酌去取，出校的详略，不必强求一致。在这方面，只能信任校勘者个人的判断。至于判断的是非得失，那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了。古籍的校勘成为一门学问，正由于它不同于机械的校对，因此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确定每一种书的校勘体例。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