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书的标点

标点是当前整理古籍的一项重要任务。古代的版刻书一般没有标点，只有少数书上刻了断句，极少数的书上附有批点。但古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标点的作用。早在先秦的《侯马盟书》上就有表示断句的楔形横点，研究者认为这是现见最早的标点符号。秦汉竹简上往往有“”、“·”等符号，表示停顿或分段。再证以《说文解字》里对“”、“丶”等字的释义，足以说明汉代已有多种表示句读的符号，不过并不是普遍使用，而是在容易发生歧义的地方用以提示读者注意。古人读经凭经师传授，就包括句读在内，史部、子部的书也是如此。如马融从曹大家受《汉书》句读（《后汉书·班昭传》），高诱从卢君受《淮南子》句读（《淮南子叙》）。可见他们书上的句读是作为家学传授，轻易不能公之于世，所以句读也容易失传。唐以前的写本一般不加句读，只有通俗文学如敦煌写本《维摩诘经讲经文》（文殊问疾）在每一句下空一格表示停顿，大概是为了便于普及而设。但古人读书还是要点的，大多是边读边点，作为一种阅读能力的训练。所以唐人李匡文在《资暇集》中说：“学识如何观点书。”点书需要有丰富的学识，在古人就是如此。

皇家秘府的藏书可能很早就有了句读本。后魏孙惠蔚曾上疏请校补秘书，说：“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魏书》卷八十四）既然是“校练句读以为定本”，那么官府所藏的秘书就应该都已加上句读符号了。在雕版书流行之后，由于刻板的困难，一般还是不加句读的。因而引起一些理解上的分歧，也在所难免。后来对于经书的刻印，就有加圈点的尝试。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刻书有圈点之始》说：“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之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这个说法还可以商讨。相台岳氏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明白说到：

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

又说：

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监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瞭然，于学者为便，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惟蜀中字本、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

《沿革例》的话有含混的地方，前面说自“监、蜀、京、杭而下……皆分句读”，后面则说，“惟建（疑有脱讹）、监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圈点本，还不大清楚。据《五代会要》卷八记载：

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各业本经句度钞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

“句度”即“句读”，如李匡文《资暇集》说：“点书之难，不唯句度义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说：“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九经的句度既经国子监召集博士儒徒按所业本经钞写注出，显然就是为了刻板需要而加的。可惜现在见不到五代刻本的九经，无从印证。总之，刻本书之有圈点，可能还早于南宋，所谓“宋中叶之后”的说法未免太泛。至于元明以后，刻书加圈点的就逐渐多起来了。钱泰吉《曝书杂记》载有“元人标点五经”、“四书标点”，但未必是刻印时所有的。“标点”一词，始见于《宋史·何基传》。何基的老师黄榦，曾有《勉斋批点四书例》，元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曾引录其例，除了句读之外，还有点抹。点抹分为红中抹、红旁抹、红点、黑抹、黑点，那是用朱笔、黑笔加在书上的批点，提示义理章法，和标点作用不同。句读例则分别说明句和读两种点法，相当于现代的句号和逗号，而且还举了多种实例，可以看出当时人对于句子的语法概念。尽管宋代的馆阁校勘法，已经规定了：“侧点为句，中点为读，凡人名、地物名并长句内小句，并从中点。”但后世刻书，大多数还是只用句侧加圈表示断句，不分句、读，只有少量刻本加了中点或旁点，至于朱墨套印的批点本，更是罕见的精刻本了。

限于板刻的条件，古书多数还是不加圈点。有人为了指明句读的分歧或避免读者的误解，只能用文字来表达。如明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五《句读》条说：

尝观李彦平读《礼记》，“男女不杂句坐不同句柂枷不同句巾栉不亲授句”程伯淳读《孟子》，“至大至刚以直句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姚宽读《左氏春秋》，“故讲事以度轨句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句采谓之物”。又“闻（晋公子）骈胁欲观句其裸浴句薄而观之”。费补之读《汉书·卫青传》，“人奴之句生得无笞骂即足矣”。杨用修读《史记》，“（高祖）与父老约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是正沿承之误。（标点是引用者所加）

这些地方都只用一个小的“句”字旁注句下，表示停顿（不分句或读），就代替了标点符号。元人杨维桢在自己的文集里间或加几个小“句”字表示断句，以免读者误解，如《四库总目提要》所指出的：“观其于句读疑似之处，必旁注一‘句’字，使读者无所歧误。此岂故为险僻，欲使人读不可解者哉。”清初人钱谦益《跋淳熙九经后》说：

淳熙九经，点断句读皆精审。如《论语》:“《书》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又：“甚矣句吾衰也久矣句吾不复梦见周公。”又：“予不得视犹子也句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句未能也。”皆与今本迥别，学者宜详考之。（《初学集》卷八十三）

他指出了淳熙九经句读的独特之处，也说明了古书加句读的必要。要不是淳熙九经书上刻有圈点，又怎能知道前人和今人在理解上有什么不同呢。

除了用“句”字表示断句，古人对引文也有加文字说明的。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引书都说明以上某人说，例如卷一《廋词》条：

《太平广记》引《嘉话录》载：“权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廋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廋词何也？’曰：‘隐语耳。《论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已上皆《嘉话》所载。予按，《春秋传》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对曰：‘有秦客廋词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时问还无社曰：‘有麦麹乎，有山麹乎？'”盖二物可以御湿，欲使无社逃难于井中。然则廋一字虽本于《论语》，然大意当以《春秋传》为证。东坡和王定国诗云：“巧语屡曾遭薏苡，廋诗聊复托芎。”（标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书名号是引用者补加）

吴曾引书加了“已上皆《嘉话》所载”的说明，表示引文的下限，可以说是很精细的了。然而引文中还有对话，引文之后又有作者自己引的书，范文子和楚申叔两件事并不相关，而且并非都出于《春秋传》。如果没有引号，还是分辨不清。可见用文字说明引文的起讫还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此外还有用夹注一个“止”字表示引文下限的，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载吴越王唱《还乡歌》，在歌词末尾注一“止”字。

从上面引述的一些事例，就可以说明古书标点是文化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印刷技术进步的产物。清代刻书，除了句读，已有标示人名、地名之类的符号。到了民国初年，随着新文化的兴起和铅字印刷术的运用，才出现了新式标点。1919年，教育部根据国语统一筹备会的议案，颁布了新式标点符号，有句号、点号、分号、冒号、问号、惊叹号、引号、破折号、删节号、夹注号（即括号）、私名号、书名号，共十二种。这套标点符号，就为我们今天所用的标点符号奠定了基础。此后，还有人作了一些补充，如从点号“, ”分化出一个顿号“、”，专用于比较短暂的停顿。还有人把私名号分析为几种，如我手头有一本1926年扫叶山房排印本的《燕山外史》，就用——表地名，表国名，表年号。这种标点符号并没有得到推广。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9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著并公布了新的标点符号使用法，共有十四种符号。除正式增加了顿号之外，又新增了一种着重号，还有几种符号的名称改变了。新式标点符号是为现代汉语制定的，但是对古代汉语也同样适用，我们标点古书基本上就用这套符号，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变动。目前，为了减少标点、编校、排版工作中的困难，还有相当一部分新印古书没有用全套的标点符号，即省略了专名号，书名号改用《》排在行内。这只能说是权宜之计。

今天我们替古书加标点，当然有许多困难。因为语言文字上有不少障碍，而且不了解作者的原意，只能靠揣摩语气，代古人立言。再说，古书里本来有一些疑义，前人在理解上就有分歧，标点时既不能并存两说，也不能回避矛盾。不像校勘工作，可以只校异同，不定是非，或者只在校记里表示某种倾向性的看法；也不像注释工作，遇到难点可以老老实实地说是“未详”、“待考”，甚至避而不论。从这点上说，标点是古籍整理中最费劲的工作。这里不妨举两个实例来讨论。

《史记·儒林列传》有一段话：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版3125页）

《汉书·儒林传》有相似的话：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1版3607页）

两本书的标点不同，表明理解不同，到底哪个对呢？两种点法似乎都可以讲通，但追究起来，《史记》的点法是有根据的。王念孙在《读书杂志》（《史记》六《因以起其家》条）中提出：“起，兴起也。家，家法也。”他认为应该把“因以起其家”读作一句。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就采取了这个说法（《观堂集林》卷七）。当然，“因以起其家逸书”也可以和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一事相联系，解释为把家里的逸书献上皇帝。这本来是一件有争论的疑案，一时不易下结论。

又如《史记·留侯世家》中的一段：

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

这段文章一共有七个“未能也”，而张良还讲到“其不可八矣。”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举此作为“一人之辞而加曰字例”，认为：“此下凡不可者七，皆子房自问自答，至‘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始为汉王语。”（说本阎若璩《四书释地》）这个说法值得参考。从文字来看，写得非常精采，一层层分析，一段段追问，结构严整，不像是当时问答之辞的记录，有可能是司马迁摹仿枚乘《七发》等文而拟写的辞章。但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并没有采取这个说法，而把七个“未能也”都加上了引号，看作汉王的答话。那样标点当然也不能说错。然而古书里的确是有自问自答之辞的，标点时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

这两个例子都是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如果照自己的理解点了也不算错，所以不妨存疑。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有许多有书可以查证的问题，我们没有去查，或者不知道怎么去查，因而造成了一些“硬伤”性的错误。新印的古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标点错误比较多，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常识性错误，例如把诗点成了散文，把五言诗点成了七言，把一副对联点成好几截，把常见的人名、书名标错了，对常见书的引文不加查对而随意加上引号，等等，亡羊多歧，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经常引起读者的批评，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印的简报上也常有披露。批评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促进和鞭策，但收效甚微，新版书上的问题还是日出不穷。这说明我们编辑工作者粗疏轻率，把关不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当前古籍整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人才缺乏，知识结构不完善。

古籍整理可以说是一门边缘性的科学，涉及的面很广。除了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和古代汉语的修养之外，还需要多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目前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大多任务很重，没有馀力从事古书的标点工作。中青年同志一般地知识面较窄，或者说是专业知识太“专”，对古代文献缺乏广泛的了解。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同志，他们学有专长，在专业范围内已有相当的成就，写的论文或专著也有一定水平，但是在古籍整理上却不免捉襟见肘，特别在标点上往往出现一些出人意外的错误，不能反映出他们实有的水平。稍加推究，这不仅是知识局限的问题，而且还有工作作风不严谨的问题。粗疏臆断，掉以轻心，是造成失误的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虽然承担了古籍整理的任务，但对标点工作却没有认真对待，不愿全力以赴。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学术界不把标点古书看作一项科研成果，而个别整理者自己也不把它当作科研项目来对待。当然，对于古书，也要区分不同的类别和层次，如白话小说和五七言诗之类，就不能和经史文集相提并论。内容比较复杂的书，如果认真对待，精益求精，如尽可能地查对一下可以查到的引文和人名、地名、书名、官名等，点好了，其贡献并不在一篇论文之下。标点古书是“一人劳而众人逸”的美事，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不必再在“离经辨志”的句读问题上化费许多时间。中国的目录学、版本学是从校雠学分化出来的。尽管至今还有人不承认目录学、版本学的独立地位，认为还应该用校雠学来概举目录、版本、校勘的全部知识，但目录学、版本学终于从附庸而蔚为大国了。现在标点古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它似乎只是古籍整理的一道基本工序，但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将来未必没有可能会形成一门古书的标点学。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是一切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式标点是二十世纪出现的新事物，给古书加标点是二十世纪古籍整理者的历史任务。十八世纪的学者，在古籍整理上做出了不少贡献，他们主要在校勘和训诂、考证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十世纪的古籍整理，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首先要在标点上付出努力，认真提高质量，做到有功古人，嘉惠后学。鲁迅曾不胜感慨地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馀》）这在当时是有为而发的，不免有些偏激，但是对我们今天也还有一定的警诫作用。因为，正如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所指出的：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而标点则是整理的第一关，搞得不好，就难免有厚诬古人、贻误后学之讥。我们对标点古书的意义，对标点古书的难度和目前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估计，然后才能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提高古籍整理的学术水平。

（原载《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2期）

附记：1996年6月1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又发布了经过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有一些新的规定，以后应以此为准。

又：据陈尚君先生《〈宣室志〉作者张读墓志考释》披露，唐龙纪元年（889）徐彦若撰《张读墓志》碑文中有“句绝”小字夹注。作者在文中自注“句绝”以表断句，我所见似以此文为最早。2017年7月3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