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化的自然”作为核心概念的确立

李泽厚与蔡仪一样，漠视美学的历史传统，因此，对马克思讲的“人化的自然”的理解只停留在字面上，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研读了康德的著作后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和狂妄，并从认识论的框架中跳了出来。据李泽厚自己说，他接触康德有两个原因：其一，关于康德，国内已长期没有人研究，而康德在当代学术界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需要填补这个空白；其二，希望借助康德的研究，回应一下某些主观主义、意志主义、伦理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1。其实，李泽厚之接触康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在美学上任何有价值的探索都必须建立在已有的学术传统之上，必须得到相应的理论方面的支持，同时，意识到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审美活动，把美感解释为对美的反映，这种客观主义美学难以应付美学面临的挑战，需要像当年的康德一样，有一个类似“哥白尼式的转向”，即转向人本身。李泽厚在研读了康德哲学后写了一本书，叫《批判哲学的批判》，对康德哲学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批评。在他看来，康德思想的精髓和贡献主要是他“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主体性问题”。在认识论上，康德提出了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知形式，证明从感觉开始，人的认识就有一整套主观方面的因素在里面；在伦理学上，康德提出了作为道德基础的“绝对命令”，从而触及人类主体性行为的核心和道德教育以建立意志结构的重要性；在美学上，康德将人的审美愉快和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以及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区别开来，提出了审美判断这一概念。主体性问题，也就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也是现当代哲学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继康德之后，不同的科学学科似乎都在趋向这方面的研究。其中特别是结构主义者皮亚杰。皮亚杰强调主体的操作、思维作用于一个不可知和不确定的客体以构造知识，认为“认识是一种不断地构造”，这一点与康德极其相似。李泽厚意识到，无论在当代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乃至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康德哲学的影响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安息这个始终在游荡着的阴魂，对他所提出的问题做出时代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责任2。

康德哲学为李泽厚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使他有可能重新认识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讲的“人化的自然”。他发现在康德、席勒和马克思之间贯穿着一种哲学传统，这就是对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人性的关注。康德为了调和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矛盾，提出了“自然向人生成”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席勒则代之以“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化。在他看来，实现这种作用和转化的契机就是“游戏冲动”，主要是艺术。康德和席勒都是唯心主义者，不懂得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在人性或主体性的建构中的作用，主体性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虚拟或假设，只有在马克思提出“人化的自然”后才使其建立在真正现实的基础之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依存、渗透和转化，自然对象的主体化和人的目的的对象化，是在改造世界的长期历史实践中逐步完成的3。

李泽厚意识到，“人化的自然”不只是指结果，更是指过程。“人化的自然”与物质实践是一个概念。实践，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可以泛指一切人的行为和活动，而是指以自然存在为前提，使用和制造工具，利用自然客观规律的人类工艺学的物质生产活动。重要的是使用和制造工具。人所以是万物的尺度就在于他有工具。正是从原始石斧到现代自动化，开辟着使人类从动物式的生存、活动和“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的道路。物质实践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造就了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又改变了人类本身，使人类超越了一般生物族类，具有一般生物族类所没有的主体性特征。所以，主体性应该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组成的：外在的工艺—社会的结构和内在的即文化—心理的结构，与此相联系的是另外两个方面：人类群体和个体身心。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交错渗透，不可分割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群体的工艺—社会的结构。李泽厚认为，他的这种观点，作为一种主体论，有别于康德，也有别于把主体归之于个体的萨特；作为认识论，又有别于反映论的认识论，它是实践论的认识论，而实践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李泽厚关注的重心是作为社会实践的历史总体的主体性问题，所以，他更愿意把它称作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