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

李泽厚试图在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围绕“人化的自然”这一词组，重新建构他的美学。他意识到这样的美学不应该把意识或艺术当作出发点，而应当从社会实践和“人化的自然”这个哲学问题出发。因为只是在社会实践或“人化的自然”中，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才具有真正的统一。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才有了真正的渗透、交融和一致。理性才能积淀在感性中，内容才能积淀在形式中，自然的形式才能成为自由的形式，而这就是美。美是真、善的统一，即自然规律与社会实践、客观必然与主观目的的对立统一。审美则是这个统一的主观心理上的反映，它的结构是社会历史的积淀，其中各种心理因素间的不同组织和配合便形成种种不同特色的审美感受和艺术风格。形式美（优美）是这个统一中矛盾的和谐的状态；崇高是这个统一中矛盾的冲突状态。艺术美则是对它的反映。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一样，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而也是人对自然不断征服的尺度。

如果说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李泽厚还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试图将自己的观点纳入马克思已有的一些概念和命题中，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当他自以为对当代社会与当代哲学的价值取向有了新的理解，当他觉得可以在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的基础上说一些自己的话，而且可以说得更为圆满的时候，便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中游离了出来。他声言在治学上不再采取“我注六经”的方法，而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他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普列汉诺夫、卢卡奇、阿多诺等由于时代的局限，仅仅从艺术对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实际效用出发，强调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摹写、反映、认识，把美学当成一种艺术与社会的功利关系的理论，一种认识论4。在他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中国或西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设精神文明，乃至人的文化—心理建构问题，即心灵塑造和人性培育问题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加倍重视、研究和解释的主要课题。同时，现代心理学和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接受美学有关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的理论、心理分析的无意识理论、格式塔心理学的感知理论、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对作品的客观分析又为这种研究和解释提供了大量的可供改造、利用、吸取的资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人类学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有所区别，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当然，他不能不借助于马克思，所以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称，叫作“后马克思主义”。

于是，李泽厚在后来的几篇收在《美学四讲》的文章中对于人类学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做了进一步新的解释。他说，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基本命题即是人的命运，“人类如何可能”便成为它的第一课题。它认为认识如何可能、道德如何可能，都来源于和从属于人类如何可能。人类以其使用、制造、更新工具的物质实践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即工具本体，同时也形成超生物族类的人的认识（符号）、人的意志（伦理）、人的享受（审美），即心理本体。后一个“本体”的特点就在：理性融在感性中、社会融在个体中、历史融在心理中……深层历史学（即在表面历史现象底下的多元因素结构体）如何积淀为深层心理学（人性的多元心理结构），就是探讨这一本体的基本课题。他并且认为，自古典哲学解体之后，19世纪曾经是历史学派（马克思、A. Comte、E．Durkheim等），20世纪是心理学派（弗洛伊德、文化心理学派等）占据人文科学的主流，那么，21世纪也许应是这二者的某种形态的统一。寻找、发现由历史所形成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如何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自觉地塑造能与异常发达了的外在物质文化相对应的人类内在的心理—精神文明，将教育学、美学推向前沿，这就是今日的哲学和美学的任务5。

李泽厚在这里做了一个重要的逻辑转换：与工具本体同时，提出了心理本体，并且把论题的中心转向“心理本体”。他明白地表述：人生问题永恒存在，它无法失去；失去了，哲学也就不再有动力，而成为计算机之类的科学软件。心理本体正是未曾失去问题并与人生之谜紧相纠缠的现代问题6。他认为，心理本体的关键问题是社会性（理性、语言）和个体性（非理性、生存）的关系，也就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工具本体通过社会意识铸造和影响心理本体，但心理本体的具体存在和实现，却只有通过活生生的个人，所以，个体对心理本体和工具本体不仅起着充实而且也起着突破的作用。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美学应该关注整个人类、个体心灵、自然环境，应该成为人的哲学，它的主题不应是对审美对象的精细描述，而是美的本质的直接把握；不应是审美经验的科学剖解，而是陶冶性情、塑造人性、建立新感性；不应是语词分析、批评原理或艺术历史，而是使艺术本体归结为心理本体，由艺术本体论演变为以人性情感为本体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