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致来说，对于西方自传而言，在呈现自传者的人生智慧与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总结、对话、忏悔、辩解以及反讽等构成了自传“晚期叙述风格”的主要特征。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其中的一种表现：反讽。反讽是一种修辞，在文本中，讽刺对象被置于特定语境下进行审视，他/她被塑造为自以为优于他人，但最终被发现了某些弱点和过失，丧失了优势地位；相反，原本表现得天真无知的人物则最终呈现为更具智慧和优势。反讽的目的是揭示，以达到特殊的修辞和艺术效果，如喜剧化，同时达到更深层的认知。根据不同标准，对反讽有不同的划分，如语词反讽、结构反讽、苏格拉底式反讽、命运反讽、浪漫反讽、戏剧反讽等。注9
反讽是自传的重要叙事方式之一，而且自传兼具其中的某些特征，如语词反讽、结构反讽、命运反讽等，但不论哪种风格，都与回顾视角有关。反讽依赖自传者的回顾视角，他往往只有在经过时间的历练之后才能发现过去的真实面目，揭示出真正的天真无知，暴露出被讽刺者的真面。如此，通过时间的折叠回旋，他将自己的当下视角投射到过去时刻，以呈现自我的成长与智慧发展。
在自传的晚期风格中，通过“反讽”来“修正、破解神话”，是某些自传的一大功能，其写作动机往往是“纠正性”的，即“修订事实与细节，或者用事实代替传奇”，这类自传会采用“去神话化的形式（demythologizing form）”，注10通过冷静成熟的语调、回顾时的理性眼光，于字里行间表明对人生经历或相关人物的反思态度，使其返归现实。也就是说，反讽修辞可以使自传者置于一定的高度来看待如戏之人生，其中既有超脱淡然之感，同时又包含了对过去事件的不满与批判，特别是将其中的夸张、做作、虚伪、无知等进行披露，这都是当时的自传者无法领会的。研究者要注意自传者给出的诸种提示，以理解其叙述目的。下文主要根据几部自传作品对此进行阐释。
在自传《文字生涯》（又译《词语》）中，萨特就依凭写作时的回顾姿态及存在主义思想对自己的童年生活进行反思，着意于人生的荒诞与偶然之感。他在此视角之下描写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个亲人，即外祖父和父亲时，反讽味道就显现于字里行间。在萨特笔下，外祖父夏尔的人生并不遂意，他不愿听从父亲的意愿去做牧师，结果跑去追寻一个马戏团的女骑手，但未能成功，不得已回来做了教师。萨特就此采用了一些反讽话语来描述自己的外祖父，说这一职业倒能“两全其美”，“既神圣又能跟马戏女郎厮混”；在结婚之后，虽然妻子对自己态度冰冷，但他还是“使她出其不意地生了四个孩儿”。注11正是这个外祖父对萨特比较宠爱，是萨特的引导者，而小萨特也有意迎合他，做家里的乖孩子，热心于阅读和写作，但显然他自己的人生就充满了混乱与无奈。对于自己的亲生父亲，萨特的话语之间更无一丝尊敬，反而带着嘲讽乃至幸灾乐祸的味道：“（父亲）征服了这个没有人要的高个儿姑娘，娶她为妻，并飞快地让她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我。从此他便想到死神那里求一个栖身之地。”注12在萨特出生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而在萨特的解释中，父亲的死是“很知趣”的，因为他的功能是给小萨特以生命，不愿接下来再承担养育的责任，并因此“负疚而死”，同时也赋予萨特个人自由，使他没有约束与压制地生活，“他的死给我的母亲套上了枷锁，却给了我自由”，“我没有超我”，“我幸亏属于一个死者。”注13显然，萨特的这类叙事话语是“喜剧式的”乃至“大逆不道”的，他从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重新审视成长经历，破除了传统的家庭伦常与亲情关系，代之以对人世之荒诞性、偶然性的处理，重新解释了家人的行为与动机，由此强调了自身处境的优势。
通过对家庭生活的童年叙事，重新认识自己的出身与起源，在反观中重新定义自我，这也是萨义德自传《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Out of Place: A Memoir）的基本功能，反讽恰恰构成了作品的主要特点。这部自传初版于1999年，是萨义德在得知自己身患白血病之后开始写作的。显然是这一特殊处境促使他对自身经历和命运进行反思与总结，以此试图对一生加以把握和定位，这也就使得作品更加真诚，在坦白自己、描绘他人时都没有太多的顾忌，也不回避矛盾与困惑，正属于萨义德所谓的“晚期风格”特征：“生命中最后的时期或晚期，身体的衰退，不健康的状况或其他因素的肇始。”注14只不过萨义德此时面对的是他自己的晚期风格问题，处在人生的晚年，由于思想的成熟、对世事的洞明，他在描述过去的某些不甚合理的现象时，字里行间流露出了“超脱与反讽”的语调。如萨义德自己所说：“这距离的结果之一，是在我重建一个遥远的时空与经验时，态度与语调上带着某种超脱与反讽。”注15而这种话语方式显然会伤害书中所描述的他人，特别是还活着的亲人，关涉叙述伦理问题，但萨义德首选的是真实：“我极不愿伤人，但我的首要义务不是亲切宜人，而是忠于我也许有点奇特的回忆、经验和感受。……我希望从中可以明白看出，种种反讽与令人难堪的叙述，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的我并未自免。”注15a
在《格格不入》中，反讽色彩最明显的是萨义德对父亲的描绘。萨义德告诉我们，他如同卡夫卡一样，在青少年时期长期处于父亲的威权之下，父亲事业上的成功，性格的果断、坚韧、冷淡等都给他巨大的压力，乃至鄙夷与斥责，并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父亲都给他圈定了界限，使他这个不自信的儿子愈加自卑，感觉格格不入。但是在书写自传的现在，萨义德对父亲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因为这时的他不再是顺从隐忍的儿子，而是独立的人，他在父母亲的规定之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他称之为“爱德华之外的第二自我”，即内在的、个性的自我。如此，当初看似威严高大的父亲形象也因此剥落、被“祛魅”，因为在父亲当初为了塑造自我形象而愿意讲述的故事之外和背后，萨义德找到了不太合宜的版本：“他的听众主要是他的子女和妻子。但这故事（即独自在美国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故事——笔者注）也集合并牢牢实实地安排了他娶我母亲以前他想让人知道，以及娶她之后他认为适合公开的情节。……他做我父亲三十六年，从头到尾只提他生平某些插曲和细节，将其余层面不是一概置诸脑后，就是否认净尽。”比如父亲告诉萨义德，他曾参加一个游泳比赛，并坚持到了最后，以此来教导孩子们“永不放弃”的精神。但事实是，他是最后一个游完的，这一点萨义德后来才知道：“瓦迪其实既慢，又顽固，延误了其他所有比赛。这不是值得称道的事。”可见，他父亲对不光彩的经历进行了颠覆性的修饰，而萨义德的修正恰恰暴露了他的虚荣与自傲，带有明显的反讽味道。
另一个例子是父亲吹嘘在法国参战时的英勇表现，特别是绘声绘色地给儿子讲述近距离射杀德国兵的生动情形。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萨义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他其实只是军需官，没有参加有案可稽的任何一场战役的记录。更有趣的是，在这确凿的官方证据面前，萨义德加了一句：“记录大概有错吧，因为我至今仍相信父亲的说法。”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到，萨义德此话其实正是反语，说明了父亲对他产生的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竟使他不愿去相信对父亲不利的证据。最终，萨义德意识到了父亲如此描述自我的意图：“久而久之，我发现他居停美国，和他后来的人生，其实关系着一种带有目的的自我塑造过程，他做的事，以及他要他周围的人——主要是我——相信的事，都朝着这个目的走。”注16用萨义德的话说，他父亲将在美国时期的经历描绘得近乎“传奇”，因为这一段生活是属于他自己的秘密，也取得了他自己的高度认同，而回归巴勒斯坦之后则好似换了一个人，故事直接而平常，这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父母对萨义德进行青春期性教育时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现在写来也是充满戏剧性，颇具反讽意味。对于萨义德青春期的成长和意识，父母并未进行有效的引导，反而采用一贯的压制手法，禁止他接触有关的书籍资料，对其疑惑不给予正面回答，大多采用欺骗小孩子的幼稚方式，使他对性的问题更加无知。如他们因为害怕孩子手淫，就暗中观察、窥探孩子的睡裤，当发现没有遗精的时候，就突然闯入萨义德的房间，要求他不要再“自我滥用”（self-abuse），他们用的是这个委婉的词，而非更直接的手淫（masturbation）；当被问到生育问题的时候，母亲的回答是：“我们写信给耶稣，他就送给我们一个宝宝。”但就是避免谈到“做爱”等词，“不提高潮，没谈射精，也不说‘私处’是什么。只字不提快感”。接吻也就只谈过一次。更夸张的是，有一次他的父亲拿着他的没有精液的睡裤使劲扔给他，“非常猛，我想，还带着夸张的厌恶。‘好吧，赶快梦遗！’”注17父亲竟然给他下达了如此“专横的命令”，而他们则认为是顺理成章，这个儿子就生活在“父亲维多利亚式的设计”之下。注18通过这些微妙的细节和生动的插曲，萨义德为我们塑造了在父母的“维多利亚道德”之下他的成长经历与生活处境，展现了被过度压抑的自我，而这种压抑也恰恰诱发了他“内在的第二自我”，以此与这一“外在自我”对抗，并最终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可见，通过自传的回顾性叙述，当前的叙述者与过去之我及其他人物拉开了距离，并取得了更加客观、准确的观察认知角度，也更容易辨清当时人事的心理和意图，其中的事实披露、话语反讽在所难免，最终是为了达到自传叙述者当前的目的，即对目前自我身份与意识的认同，呈现出自身的发展历程，符合自传的最基本模式：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