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作者的工具 ^注24

回头看显而易见，达尔文关于自然进化与文化演化相似性的感觉值得“同伴的评判”。但在那个时候，有关文化的知识状况根本就没有为“大胆的假设”做好准备。所以他的直觉找不到“证据”。然而，他的直觉有资格成为波普尔所谓的“科学发现逻辑”的要素：

大胆的理念、无根据的预期和推测的思想是文明解释自然的唯一手段：我们把握自然的唯一工具。我们要大胆地使用这些理念、预期和推测，以赢得奖赏。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害怕遭遇批驳风险的人，就不能上场参加科学的游戏。（Popper 2002: 279-280）

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标记是前科学，而不是“证据”。如此，进化论遭遇了“批驳的风险”，但进化论的确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后起的发现（如基因、DNA、基因组编码）和一个多世纪知识的快速发展尤其生物科学的发展，往往都证实了他的物种理论。是时候了，我们早就该用波普尔所谓的唯一手段“解释”文化了；早就该让各种先行和现存的尝试去进行解释，以综合成一种方法论：不仅要给文化研究添砖加瓦，而且要重组文化研究的领域。

达尔文没有从事持久的语言研究。出于科学的原因，即“缺乏证据”，对他有关语言自然选择的直觉，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但鉴于那时的学术状况，以及宗派（宗教）和党派（民族主义）的学术用途，更加可能的解释是：他播撒思想种子的土壤肥力不足，难以培育他播下的思想种子。问题不在达尔文身上，也不在于他的大胆思想，问题出在文化研究者及其思想身上。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样的宣示可以用一条（自然选择的）规律来表达。这一宣示把语言及文化变成一套系统，这些系统的运行、变化和发展以内在规律和机制为依据。反过来，这样的构想似乎否定了人的力量（灵感、天赋、创造性），否定了精神或形而上的因果关系（来自外源的思想；超自然、精神或神赐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这个理念的表意功能——自然选择的意义——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思想更富有启迪意义，因为它们推翻了神和个人意识的中心地位；在意义、关系和身份的创造和发展中，在知识的发展和表达中，它们失去了因果关系的地位。倘若“受宠语词的生存或保存”遵循的规则是 “变异、选择、保持”的遗传规则，那么，它们的生存或保存和使用者的意志或意向就几无关系可言，和使用者的身份或意识形态更没有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