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受宠的语词：社会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研究甲壳动物和加拉帕戈斯地雀，颇为著名，但在语言方面，他却没有进行系统的田野考察或实验。虽然他依靠已有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有关语言形成和演化已被确认的经验证据，他却没有得到。^注20 彼时，语言学只不过是描述性的学科，根本说不上科学。语言历史变化的研究即语文学主要归因于宗教文献的注解（为宗教目的），也仰赖欧洲语言文学源头的研究（为民族主义和帝国的目的）。自然进化和文化演化中的“奇异的相似性”颇为有趣，时人却没有接受，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人忘却，至少在人文学科里已被人忘却，也许原因就在于语言学不成熟吧；如今在人文学科里，达尔文的名字仍然可能因人厌恶而使人不寒而栗，这是20世纪中叶拒绝法西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后遗症吧（Hofstadter 1944）。

达尔文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解释人类（man）从“低等”（lowly）动物进化（descent）而来的历史。他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是，人是“高等”动物；和他所处的文明社会相比，“野蛮”（前现代）的部落是“低等”（在物质发展的早期）人，比如他乘贝格尔号（图1.1）考察时在火地岛遇见的土著就低等人，其道德意识就不那么发达。《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压轴的一节里就有这样几段文字：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人起源于低等的有组织形式；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令人厌恶的野蛮人——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遗憾。在一个蛮荒而破碎的海岸边初次遇见一群翡及安人（Fuegians）时，我非常震惊，没齿难忘，因为那一刻涌入脑际的念头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祖先。（Darwin 1871: 618-619）

低等……令人厌恶……野蛮人……蛮荒而破碎……祖先——这一逻辑似乎需要一种原始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解读。但达尔文实际上是在尝试提出相反的观点；换言之，一般认为的“低等”动物可能比人更高贵。他提出人起源于猴子或狒狒的观点，与之相比的是：

……一个野蛮人，他乐于折磨敌人，搞血腥的牺牲，杀婴而不悔恨，把妻子当奴隶，不知羞耻，身陷最粗鄙的迷信。（Darwin 1871: 618-619）

图1.1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达尔文乘“贝格尔号”（Beagle）考察时曾遇翡及安人（Fuegians）。这幅画由康拉德·马腾斯（Konrad Martens）作，画中有7人（含一婴儿）、一只狗、一间棚屋、食物、小船和渔猎工具；表现一种文化或一个基本亚部落单位（见第三章“亚部落”），而不是表现一个人。翡及安人状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家长，突显他的“野蛮”状态。

如果达尔文认为，上述折磨、牺牲、杀婴、奴役妻、淫邪、迷信仅限于翡及安人，不见于开化的文化里，他就大错了。因为自那时以后，一切都很清楚，他在南美“一个野蛮人”身上人格化的暴行其实是人类行为的典型特征，跨越了种族和宗教的边界，战争期间尤其如此（见第四章“抛石机”：恶邻）。

但显而易见的是，达尔文在抗拒这样的设想，“虽然并非通过自己的努力，人还是上升到有机体阶梯的顶端”，还是逃离了这个阶梯的源头：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人有高尚的品质，对低贱者同情，对他人仁慈，对低贱生物慈悲，尽管人的智能渗透到太阳系的运动和构造里——尽管有这一切高尚的力量，人的躯壳上还是承载着不可磨灭的低等源头的印记。（Darwin 1871: 619）

这就是《人类的起源》结尾的一席话。如此，尽管他豪言人“高尚的力量”，他还是摒弃了斯宾塞 ^注21 、马尔萨斯^注22以及他的表亲弗朗西斯·高尔顿^注23，不接受他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条。注意该书结尾的两个词“低等源头”。但他相信社会推进的自我改良，这一信念使他设想，“社会本能”是野蛮本能的矫正剂：

社会本能想必是人在原始状态下获得的，甚至是由他类似猿类的祖先获得的，社会本能给予人最善良行为的冲动；不过，在更大程度上，他的行为是由同伴明确表示的希望和评判决定的，遗憾的是常常又是由他自己强烈的自私欲望决定的。（Darwin 1871: 109）

达尔文对“人性”进行进化分析，这一详细讨论的教益是，“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并不包含灭绝人中间的“不适者”；相反，它要求同情他人，审慎地向他人学习，尤其向“低贱”者学习。它要求人清醒而乐意地看到，进化“难以磨灭的印记”是同情、仁慈和才智等现代、自由的品质生成的条件。关键的进化特质不是自私的竞争性，而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学习”（Konner 2010: 350-351; 500-517）：

由于爱心、同情心和自律在习惯中加强，由于推理的能力越来越清晰，人就能恰当地珍惜同伴的评判；除了短暂的苦乐，他感觉不得不走为善的路子。（Darwin 1871: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