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自然与文化对立？

在达尔文的时代，世俗思想家和精神领袖都认为，文化是某种“高级”力量的表达形式，而不是生存斗争的渐进产物。在那些岁月里，听到“文化”一词时，他们可能会把手伸向《圣经》或莎士比亚。换言之，他们把语词的“适应力”归因于上帝或艺术，而不是归因于进化；在那个时期，艺术本身真正被神圣化，艺术与“文明”相对，也就是与产业、现代性、城市生活和政治相对。这一路径把文化视为宗教的现代替代物，在“高”文化理论家里很流行，从马修·阿诺德到肯尼斯·克拉克 ^注25，理论家们无不青睐这一路径。他们认为，文化是“思想和话语最优秀的精华”——不容与世俗的获益和赚取混淆，而在日常事务中，你能期望的却是“适者生存”的证据。

彼时的理论家构想与文化相对的自然时，可能不会像托马斯·哈代^注26为泰坦尼克号创作诗歌（1915）那样发挥想象力。泰坦尼克号沉没了，那是异化、冷漠、虚荣的制造——是哈代所言“丑陋、黏湿、无声、冷漠”的怪物，却与“生命的骄傲”绝然对立。如此构想的自然与人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自然冷漠而敌对，需要人去驯服、开化、驾驭，在“蛮荒”的非洲、澳洲、美洲和亚洲殖民地，新获得的土地和人民尤其需要被驯化和开化。与这一观念对立的是神圣和艺术灵感的人类文化；在人类文化里，生存“斗争”的形式是哲学、艺术等想象力的发挥，其成果是独步天下的才俊创造的，目的是为“启蒙”和“完善”（Arnold 1869）。

自然选择的观念不仅把上帝排除在它描绘的画面上，而且把“思想”拉下马。至少自文艺复兴起，个人身份的观念就位于西方知识的核心，并透过笛卡尔 ^注27 的自我观念而被广泛接受。个人身份的观念与进化的观念是不可调和的。进化与个人不能混合。进化需要种群；个人及其观念和想象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只不过是适应的随意载体而已。看来，初期的理论家认为，虽然个人有语言、文化、生命的骄傲，有各自的意义、身份、社会关系，有自己的技术、制度和网络，有各自想象、描绘和论辩的表达，但个人是不能用进化手段“被认识”的。达尔文笔下的“崇高的伟力”（exalted powers），包括社会的和思想的伟力，竟然是个人脑子之外的机制引起的——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达尔文的精神导师、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假设，文化使进化驻足不前。他生造那句颇为流行的话：“思想高于物质”（mind over matter）。

可以说，在地球生命的地质期里，地球绝不只有物质的倾向，感知、本能、高级哺乳类接近理性的智能被引进地球，最后是人类可改进的理性被引进地球——这样的假设给我们提供的是“思想日益宰制物质”（ever-increasing dominion of mind over matter）的画面。（Lyell 1863）

达尔文关于物种和语言“奇异相似”的进化机制的直觉没有落地生根，这不足为奇。人们难以接受生物进化的意蕴，难以接受文化演化的观点；1860年，牛津主教质问赫胥黎那段话颇为著名。他问，达尔文的猴子血统是从祖父那边遗传传下来的，还是从祖母那边遗传传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