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外围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
中心的动力不会深深地渗入到外围的社会结构中来，这是一种有限的动力。
与此相反，中心把它的技术、消费与生活方式、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向外围扩散和辐射。外围资本主义越来越从中心得到启示并趋向于完全按中心的样子发展。
这种模仿性的发展姗姗来迟，并在一种与中心已经演进的结构相比呈现出巨大差异的社会结构中进行。
技术由于资本积累而进入物质手段和人材培养领域。随着这个过程的进展，在社会结构中就发生不断的变动。社会结构包含着一系列由于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彼此联结的局部结构，诸如技术结构、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权力结构和分配结构等。分析这些变动是揭示外围资本主义复杂的内部动力所不可缺少的。
结构变动、剩余和积累
技术的渗入逐步形成体现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和效益的各个技术层次，超越生产率和效益较低的原有技术层次，尽管在这种技术结构中往往还残存着前资本主义的或半资本主义的层次。技术结构的这些变化又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因为劳动力不断地由生产率较低的层次向生产率较高的层次转移。但是，收入结构却不以和技术变化、就业变化相一致的方式演变。因为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以更高的生产率就业的大量劳动力并未因此而相应地增加其报酬。
这种情况是由于处在那些低生产率技术层次或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力的倒退性竞争造成的。技术进步的成果只有一部分被转移给为数有限的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他们的社会权力获得了技术所要求的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平。
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中未被转移的部分就构成剩余。它主要是被在物质领域集中了大量资本以及地产的社会上层所占有。这是一种结构现象。剩余不会由于企业间的竞争——即便是不受限制的竞争——引起的物价下跌而消失，而是会被保留并在企业中流动。这是一种结构和动力现象。
最终产品生产因资本不断积累而增长，这就要求提前增加进行中的生产，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最终产品。企业为此要付出更多的收入，由此而产生更大的需求，去吸收因生产率提高所增加的最终供给，而不致降低价格。因此，剩余除具有结构性质之外还具有动力性质。
实际上，由于创造货币，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付出的收入（包括剩余），要比为使物价不下跌所需要的多得多。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些收入中只有一部分立即变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另一部分则转为对市场的和国家活动领域内的劳务需求；在这些地方流动并逐渐地回到对产品的需求。除了付给生产要素的收入外，企业还购买进口产品。于是，出口商品的国家便收回在这些商品生产中付出的收入再加上相应的剩余。企业如果出口产品，则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
在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一致性，不过，二者之间的失调会自发地纠正，或者在剩余的分享权尚未得到发展的情况下由货币当局预先的和矫正性的干预来调整。
有利上层的、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推动这些阶层模仿中心的消费形式。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特权消费社会意味着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
这种浪费不仅表现在资本的数量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资本的构成方面。事实上，由于技术增加生产率和收入，并与资本数量和构成紧密结合，不断使产品和劳务生产多样化的技术被采用。当生产结构中发生这种变化，加上其他的投资形式，非再生产资本的比重就提高而生产率得不到提高，就业也没有增加，从而损害了推动发展所必需的再生产资本。
中心资本主义的内部逻辑所固有的这些现象，由于分配上巨大的不平等而过早地在外围发生。
此外，还加上中心、特别是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和中心的霸权过分地榨取收入，也有损于积累。
再生产资本的积累本来就不足并令人失望，又加上国家过分膨胀的趋势和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些情况主要地说明这个体系不能充分吸收社会结构的下层，也不能对付劳动力过剩的其他表现形式。这就是体系的排斥趋势。
上述社会下层在农业中占多数。由于对农产品需求几乎没有出现多样化，劳动力就趋向于往其他部门转移。然而，鉴于体系的吸收能力不足，于是献出现一种严重的过剩现象，引起农业劳动力的收入相对恶化。
只要这种吸收能力的不足还存在，农业的技术进步就不具备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扭转其相对恶化的能力。相反，当生产超过需求时，还会损害农产品比价，这是在农产品出口中尤其常见的趋势。它阻碍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从而损害发展。
权力结构的变动和体系的危机
在技术逐步渗入社会结构的同时，体现在权力结构方面的变动也随之而来。中层扩大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进展，中层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得到扩展，并日益和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主要是在上层——的经济权力相对抗。拥有社会权力的劳动力也主要是在中层。上层与中层之间的权力关系既表现在市场领域之中，也表现在国家范围之内。由此而产生一种要求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获得这种分享之后，对中心消费形式的模仿就逐步在社会上向下扩散，特别是在中层中扩散。不过，特权主要是集中在上层。
这种双重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的报酬表现出来，或者是为了改善劳动力对生产率成果的参与，或者是为了弥补某些因素、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地落在劳动力头上的财政负担的不利影响。国家用这些财政负担来对付报酬增长的趋势。
国家机器中的官僚权力和军事权力有其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以政治权力尤其是中层的政治权力为支柱。国家的活动正是借助于这个动力来开展，而不是从经济合理的观点来考虑，不论是在国家提供服务的数量与多样化方面、还是在对劳动力的虚假吸收方面都是如此。
因此，国家力图通过增加就业和增加社会服务来克服体系的吸收能力不足和分配不均。这一点是国家过分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情况可简要地表述为:体系的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成果的分配主要是权力关系变动作用的结果，当然并没有排除个人在能力与活力上的差别。
随着劳动力的分享权力加强，以及劳动力获得弥补财政负担及其他因素影响的能力，劳动报酬的增加便逐渐超过了由生产率连续增长所带来的企业成本的下降。于是，这个超过部分就逐渐被转移到物价上去，继之而来的是在人所共知的螺旋式通货膨胀中劳动报酬再度增加。
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使由更高的成本所加大的供给能够被吸收，就必须使需求以及产生需求的收入都相应增长。
假如货币当局为避免或抵制螺旋式通货膨胀而拒绝创造必需的货币，需求的增长就会变得不足以应付最终产品的增长。于是经济衰退就到来。衰退现象一直持续到货币当局改变态度和物价能够按照更高的成本而上涨时为止。物价上涨会使得剩余由于生产率新的提高而再度增加，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报酬进一步提高又会再度将它压缩。可见，分配斗争激化不但引起混乱，而且给发展带来种种不利后果，积累因此而被削弱。
然而，应当看到，这些现象是发生在劳动力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因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而在市场领域和国家领域日益扩展的时候，也是在国家的开支因其自身的动力而越来越高的时候。
在这样的条件下，螺旋式通货膨胀成为外围发展的固有现象。单靠货币手段的通常规律已不能避免或消除这种现象。
只有在再分配（分享与补偿）权力尚不存在或还很弱小的时候，这些规律才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只有在民主化进程还很微弱或受到统治集团牵制或操纵的时候，即只有表面的相非实质性的民主的时候，才会具备上述条件。
这就是在权力关系的专横作用达到一定的地步时体系的危机所具有的性质。这种现象发生在外围发展的深入阶段。体系的危机有可能推迟一段较长的时间到来，特别是在因开发某种不可更新的自然财富而拥有大量资金的情况下。
上层的政治权力原来似乎随着民主的进展而逐渐削弱，而一旦由通货膨胀危机引起的动乱造成经济混乱与社会分化时，这种权力就重新得势。于是就诉诸暴力，便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化为乌有。
假如那些手中握有军事权力的人们不是非处在上层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统治下不可，那么要问，他们为何要出面干预而为特权消费社会效劳?这里显然有多种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过，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上层既然掌握着这个体系的活力要害，即积累资本的能力，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让他们为恢复发展的正常秩序采取行动。然而，这样做除了政治代价之外，社会代价也是高昂的。
实际上，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不断盛行的同时，民主自由主义却被破坏。这是一种虚伪的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没有造成发展成果的扩散，反而大大地巩固了社会的不平等。
在拉丁美洲外围，民主自由主义尚未牢固地确立。我们很了解民主自由主义的变迁，它的令人鼓舞的进展和使人痛心的倒退。不过，过去恐怕说明不了一切。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的因素。使用暴力已具有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意义，即造成民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绝对分离，尽管这两者都产生于同一个哲学渊源。
剩余的巨大矛盾
从上述考虑中得出了很重要的结论，或许是我们阐述外围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结论。
剩余受两个相反运动的制约。一方面，它因生产率不断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它因来自市场领域和国家领域的分享压力而下降。当剩余作为这两种运动作用的结果还能不断增长时，体系就正常运转。
因此，上层由于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可以增加资本积累并进而增加其特权消费，他们掌握着体系的活力要害。
当不论在市场领域还是在国家领域权力关系的较量中，对剩余的分享是以生产率不断提高来满足时，这个基本条件就具备。即便速度减慢，剩余还是在继续增加。不过，分享不能超越这样一个限度，即剩余开始减少。
然而，在这个限度上，剩余和总产值相比可能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比例。为什么在通过压缩剩余仍有很大余地来改善分享的情况下却不能继续这么做呢?
这正是分配与积累制度的脆弱之点所在。因为分享压力如果超过生产率增长，产品成本的上涨就导致企业提价。
毫无疑问，总剩余从其数量上可以允许有更加大得多的分享，但在这个体系中却没有任何因素能促使人们这样做。可以设想，企业拿出一部分剩余并在不提高成本的前提下将它转移给劳动力，这将是对剩余的一种直接参与。然而，这个体系却不如此运转。报酬的提高超过了生产率增长就要提高成本，从而带来上面提到的那些后果。
那么，并非所有的分享压力都表现为提高报酬。如前所述，国家为分享剩余而求助于落在劳动力头上的税收，促使劳动力通过更高的报酬来得到补偿。但是，国家也有可能向剩余或上层社会集团的收入直接征税，而这些集团却没有能力来获得补偿。这些税收并不转移到成本上去，但是，如果税收量压缩了剩余，积累速度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从而加剧排斥与冲突趋势。
鉴于再分配权力在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阶段得到加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体系内部都无法解决。要么在分享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情况下陷入螺旋式通货膨胀，从而除了通货膨胀造成的混乱之外，还会破坏剩余的活力;要么直接占有一部分剩余，从而也带来不利的活力后果，而这些后果迟早还得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克服。即便费尽心机，外围资本主义的活动规律终究不能克服它的两大缺陷。它的排斥性不能克服，除非牺牲特权阶层的利益和转移给中心的收入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资本积累才有可能纠正。它的冲突性也克服不了，而且在不受限制的权力关系较量中还日益加剧。
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矛盾。当剩余增加甚至达到它的最高幅度、而要求分享的压力也继续增加时，体系就做出反应，力图继续增加剩余。为达此目的就求助于暴力。然而，使用暴力不是一种解决办法。除了改造这个体系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
体系的危机与使用暴力
鉴于这个体系的性质，在外围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阶段，已不能避免发生危机的趋势。因为在这个体系的内部规律中，不存在避免分享压力损害剩余的活力作用并注定引起螺旋式膨胀的永久形式。
恢复体系的动力——人们力图通过使用暴力来实现——会招致严重的混乱。在这些混乱中，理论上的某些不成熟和实践上的前后不一致往往结合在一起。
不过，如果这个体系被熟练地驾驭着，尤其是在外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很高的积累率和发展速度，给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阶层带来明显的繁荣，然而是以大大压低相当一部分劳动力的收入为代价。
但是，这远远不能彻底纠正这个体系的排斥性与冲突性。一旦民主化进程或迟或早得到恢复，分享压力又将逐步把这个体系带入一个新的、因生产结构变形而恶化的政治周期。生产结构的这种变形是为了适应特权消费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