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探索一种改造理论

改造的两种选择

从集体利益的观点看，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分配制度不服从于任何一种调节原则。如果说在市场规律占统治地位时占有是专横的;那么在政治和工会权力与市场规律相对抗的情况下，再分配也是专横的。

因此，国家必须调节剩余的社会使用，以便提高积累速度，并逐步纠正不同于职能差别的结构性分配差别。

实际上，国家能够采取调节行动的形式只有两种:或者把赖以产生剩余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按照集体的合理性使用剩余，而不把所有权集中在自己手里。

从其政治和经济意义来说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选译。我倾向于第二种选择，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体系的重大缺陷并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是在于对剩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资料集中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第一种选择和主要的民主观念以及这个观念固有的人权观念不相容，而第二种选择有可能使民主观念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和发展的活力及公平分配完全相容。

资本扩散和自治

对体系的改造必然要求主要以压缩上层的消费来提高再生产资本的积累速度。由于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所拥有的剩余，剩余的社会使用可使之做到这一点，从而把资本所有权扩散给劳动力。

在其他企业中，更高的积累将由企业主自身来进行，不过，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要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属于劳动力，以避免集中。

在大型企业中由此而逐步出现的资本社会构成的变化，必将伴随着资本越来越高的参与，以至于达到自治。自治的某些原则在国营企业所具有的特殊条件下也可以实行。

这些办法适用于那些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时，剩余的社会使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总之，不论是在这种还是那种情况下，都得要有适当的刺激，使这些改造能在不引起大的混乱的情况下实现。

这种担心可能导致中间道路，其表现形式之一可能是，即便在大型企业中，还是在当前进行积累的那些人手中去推动更高的积累，伴之以一部分剩余的再分配措施。

市场与计划

在新体系中，所有的企业，不论其性质如何，都可以根据由国家的调节行动所确定的、非个人性质的某些基本条件在市场上自由行动。这些条件既涉及剩余的社会使用，也涉及国家的其他职责。

国家的调节行动应当实现市场本身所不能实现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将允许市场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指导国家调节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民主的计划途径来确定。计划意味着集体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要求把剩余用于积累和再分配，以及用于国家的开支和投资。积累和再分配紧密相连，因为下层的劳动力以及体系虚假地雇用的劳动力以越来越高的生产率被吸收，劳动生产率和收入都将逐步得到改善。这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再分配，它还伴随着以满足紧急需要为目的的其他直接的社会改善形式。

制订计划是一项头等重要的技术任务，没有职能方面的高度自主性是办不到的。但这是一项技术任务，而不是一项专家政治的任务，因为它必须服从于以民主形式做出的政治决策。

所有这些都要求在国家机制方面进行体制改造，要求有新的竞赛规则，以保证剩余的社会使用方面的稳定性和适应实际情况发生重要变动的灵活性。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综合，权力结构

上面所说的改造的选择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集体决定、积累速度和纠正收入分配方面的结构性差别。这里说的自由主义是指，为适应需求而进行的资本配置将在市场上根据个人的决定自由地实现。经济自由与原始的哲学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种选择，如同那种把所有权和调节都集中于国家的选择一样，都要求在政治权力结构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在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社会中层的以至下层的再分配权力与上层的权力相对峙。而这种再分配权力终将在体系的动力中与上层的权力发生碰撞。不过，体系的危机为自身的改造开辟道路，因为它会再度削弱上层的权力。

权力结构中的这些变动不会超越外围的限度，因为在中心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主要活力中心的统治之下，外围和中心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仅仅通过外围的行动而得到彻底改造。如生物圈的严重混乱所证实的那样，中心的权力是巨大的，而且它又缺乏预见。正如历史上历次重大危机中往往发生的情况一样，难道这些严重混乱能使中心明白，它们在处理和外围的关系方面必须具有巨大的预见性，并懂得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我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活力中心倘能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出现国际货币的混乱。

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的神话，如同外围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神话一样，都已经消失了。市场规律的调节功能的神话也正在逐步消失。

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造，但要懂得，为什么要改造，如何改造，以及为谁而改造。也需要一种改造理论。由于深感有必要进行讨论和澄清而写下的这些章节，希望能有助于形成这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