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购买力的总配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这一切都不是抛弃价格机构的充足理由（虽然配给作为国家监督的一种形式来防止愚蠢的花费也许是正当的）。用赋税来征课额外利润比稳定产品价格要好些。它不会使潜在的“牟利者”变得更糟，而价格机构的一切好处将会保持下来。在花费太多和发生通货膨胀危险的时候，可以对一切收入或支出征税从而使剩余收入能够买到照老价钱供应的货物，以便将花费更合理地和更公平地保持在安全的水平上。赋税并不是真正的苦难，因为它不过是把物价稳定下来，决不致减少纳税人所能购买和消费的货物与劳务的实际数量。

像这样的情形是可能的，即货物和劳务的供给减少得这么多，如果要把花费削减到足够的程度，以防止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话，那就有必要征课极重的赋税。由于极重的赋税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和在国家紧急时期尽最大努力的愿望，它也许会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用不着靠配给、优先权和伴随而来的货物配置的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不论采取什么措施，货物的消费必定是低的。作为鼓励来说，我们只能做一桩事情，这就是答应在紧急时期过后将有更多的东西。一种叫作总配给^注9的措施可以最满意地做到这一点，它会限制目前花在一些稀缺货物上面的货币数量。人们能够花费的数量和征收比较简单然而负担太重的赋税（这可防止通货膨胀）后的剩余数量，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收入的一部分不是被赋税征课去了，而是留归个人，不过它不能在目前花在稀缺的货物上面，它可以花在不稀缺的货物上面，或者储蓄起来，在紧急时期过后再来花费。

这种“总配给”——看来这个措施不很像货物的配给——系遵循两条道路中的一条发展起来，它作为这条道路的标志来说是有意思的。配给制度的逐渐改进最后导向这一措施，除了名称以外，它是配给制度的全面否定。在英国尤其在德国，因许多不同种类货物实行配给而产生的对配置的干涉变得太浪费、太麻烦了。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食物、衣服等等都要按比例分配给每个人一个固定数量，这个比例必须是严格的，因而不能适应各个人的要求。它也变得过于复杂。于是在德国出现一种制度，它扩充了配给卡的项目。每个人不是分别按上衣、裤子、大衣、衬衣、手帕而有不同的卡，而是发给一张“衣服”总卡，对不同项目规定不同的“点”数，这些“点”数按照消费者最最满意的方式构成他的配给额。不难看出，管理方面的大大简化和货物分配的改进，是在一种有限的和隐蔽的形式中重新认可价格机构，这里“点”代替了价格，而配给票则是一种附属的通货。

在英国出现了类似的措施而方式更为明显。例如肉类是实行配给的，但不是按照肉的数量——这会在肉的质量方面产生非常困难的问题——而是按照货币费用。它让消费者每周在肉店花费一定数量的金钱来购买一小块昂贵的肉或一大块比较便宜的肉。

从这里走向“总配给”只有一小步了，这种“总配给”不限定一个消费者可以购买任一特定商品的数量，甚至不限定他花在一特定货物或一特定部类消费品上面的货币额。它限制花在一切种类稀缺货物上面的货币额；由于这一步骤，不仅富人不得出高价来同穷人竞争，而且通货膨胀的危险也消除了，货物的最适度配置也保持住了。实际上，人们能够花在稀缺货物上面的有限金额，要比不能用来购买这些东西因而必须储蓄起来或花在丰富的货物上面的金钱更宝贵些。前一部分钱实在此后一部分钱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措施实在是使收入更趋于平均的措施，它提高了一定金额的购买力，这对一个富人和对一个穷人大致是一样的。

“总配给”和配给本身到底是多么不同，这一点从它赖以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根源来看就更清楚了。其实这是卡莱茨基博士准备用来改进凯恩斯延期支付计划的。^注10为了制止因花费过多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凯恩斯先生建议把每个人的一部分收入（超过一定最低额的部分）延期到战后支付，那时候会有更多的货物，而花掉这笔钱也有助于防止萧条和失业。卡莱茨基博士指出；这不能制止富人用他们以往的储蓄来维持甚至增加他们的目前消费，于是他建议，在不宜用赋税征课足够多的钱来把支出压低到必要水平的场合，就对每个人的支出实行直接限制。要防止通货膨胀或制止富人消费为穷人或战争所必需的货物，到头来总是要限制支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