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与《妇女杂志》

民国初年，言论的相对自由和印刷工业的日益进步，使得民族报业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女性也在强国保种和女权的话语中进入了媒介制造的“公共空间”，成为国家、民族、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中被叙述的对象。晚清民初的女性从传统家园生活模式被强行带入一个现代性与国际化的语境之下，遭遇着从身体到身份，从个体到社会，从家到国的转变。女性话题成为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显性表现，社会舆论塑造的理想女性，也成为理解历史以及阐释文化结构的重要参照，正如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认为的：“女性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群体不是单纯的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充实，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1自从陈撷芬创办第一份《女学报》（也称《女报》）之后2，女性杂志和期刊也如雨后春笋3，进入到民众的视野，成为精英男性和早期知识女性介绍新知识、表达观点、抨击问题的空间。由于报刊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办报人以及经费等问题的影响，这些女性报刊寿命普遍很短，但是其对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唤醒，功不可没，成为研究者进入历史现场和找寻女性生活经验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发现和探寻女性解放之路的重要坐标。

中国早期的女性大众媒介，担当着女性教育、女性生活指导、思想启蒙以及争取女权的重要责任，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生活、情感表达、问题彰显的重要载体，并且参与了女性身份建构和形象塑造。《妇女杂志》作为民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其在历史变迁中的不同特点和风貌，呈现出女性乃至性别在社会语境变迁中的诸多样态和情状，其所涉及的女性话语也回应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思想变迁，成为不可多得的女性话语的媒介现场。

一　《妇女杂志》的基本情况

《妇女杂志》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一份重要期刊，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等著名期刊并列为商务印书馆八大刊。《妇女杂志》1915年创刊，是一份面向女性发行的综合性杂志，至1932年1月28日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而停刊，前后长达17年（1915年1月至1931年12月），其发行地区除了上海，还包括国内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奉天、保定、吉林、龙江、济南、太原、开封、南京、西安、杭州、芜湖等地及海外的新加坡等地。在近现代中国，无论发行时间、发行区域、发行量，还是读者群、社会影响，都是其他女性刊物难以比拟的。从1915年至1931年的17年中，《妇女杂志》每月一期，共计出版17卷204期，被当时的读者称为女性报刊中的“第一把椅子”4。

《妇女杂志》创刊之初意图推广女学和辅助家庭之实用，而后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成为女性解放和新性别伦理探讨的重镇，参与探讨女性解放、新女性塑造、两性伦理等诸多问题。1926年后，《妇女杂志》的内容再次显得中规中矩，不过，在文本的罅隙中却可见女性在特定时代的新感觉经验，特别是杂志中的女性情感与广告中出现的张扬、现代、时尚的女性气质构成了反差，这是很多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研究者对1930年代后期和194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关注比较多，比如《现代》《生活》《良友》等文学和生活类的杂志，也有专门对女性杂志进行研究的，比如对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研究5。本书把上承晚清女性解放和下启都市摩登消费女性这一中间时期的《妇女杂志》作为研究重点，意在通过对《妇女杂志》不同时期的考察来复现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女性话语，探究“过渡时期”媒介如何通过自身的内部细节和外部环境形塑女性身份、制造女性的想象，以及媒介如何参与建构了现代两性关系。

《妇女杂志》在17年的时间里历经民国初年的洪宪复古、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等重大社会事件。它与这些历史大事件之间既保持适当的距离，也有选择地参与。这本被定位为家庭生活类的杂志，兼具阅读趣味、科学普及、人文感悟、生计寻求和思想启蒙等方面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女性安身立命的意义以及女性的启蒙和解放。《妇女杂志》的“微物新知”帮助女性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小叙事呈现了女性日常生活的图景，女权和新性道德伦理着力唤醒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而刚刚兴起的都市消费体验召唤着女性个体的新生活感觉。《妇女杂志》在时代流转中呈现出不同的风度和气质：《妇女杂志》开始像是一个新贤妻良母，转而又是一个具有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潮流女性，继而又是一个 “准摩登女性”。《妇女杂志》的多样景貌，就像一个舞台上走出三个不同风度的女性，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不同的气质和风情，赢得时代的青睐和女性的认同。

这种变化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话语环境，也与主编的更迭有关。

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清晰地呈现了女性现实生活图景，诸如女学、女性家居生活、孕养子女、女性职业教育、科学常识、卫生与健康等，特别是《妇女杂志》中的家政、学艺等内容给女性提供一种走出“分利”的可能途径，即“皆可执一业以自养”（梁启超语），科普新知帮助女性祛除日常生活中的迷魅，帮助其建立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也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新身份。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是通过微观生活的角度进入女性生活，参与到女性的启蒙和新身份构建中来的。章锡琛时期，肇始于《新青年》的女性解放话语被《妇女杂志》承接过来，成为当时女性报刊讨论妇女问题的 “第一把椅子”，“新性别伦理”在跌撞中“启蒙”着“新青年”，时髦的观念和潮流也成为新锐的“蛊惑”：女性解放、女权（恋爱、婚姻自由、独身主义、生育、职业等）等话语重构着女性传统的生命路径和精神图谱。杜就田时期的《妇女杂志》中刊登了大量的征文，这也成为杜就田被诟病的主要原因：回归保守，缺乏新意，甚至有应付之嫌，个人能力值得怀疑等。不过在阅读文本时可以发现，大量的征文以更为亲近社会生活实际的方式，提供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女性的感觉经验，女性用自己的笔写出了女性在“过渡时期”的压力、焦虑、彷徨和苦闷，以及艰难生活中异常珍贵的小快乐。特别是广告图片和封面女性再次印证了，所谓“回归保守”的杜就田时期的《妇女杂志》实际上隐藏着女性在情感与新生活感觉之间的矛盾，“新消费经验”实际上对女性的个人感觉是一次极大的唤醒。通过对《妇女杂志》三个明显时期的主流取向和特征进行分析，可呈现《妇女杂志》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的女性话语，并在矛盾中探寻女性解放自身的力量，以及在这样的一条启蒙之路上，女性是如何在生活的细节里找到了解放的可能和力量。

从《妇女杂志》编辑立场和内容风格的变化来看，这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新旧生活方式之间的隔阂、家庭伦理和个体价值之间的分歧、保守和解放之间的犹疑等，诸多矛盾处于同一本杂志当中，正是社会多重矛盾的一种彰显。《妇女杂志》涉及多重内容：以科学启蒙的方式提供女性新生活的体验和实践；以艺术的方式提供女性新生活的精神支撑；以教育的方式告知女性学习的目的是寻求独立和平等，以及有尊严的生活和社会对女性的认可；以新性别伦理重新确立两性关系等。社会过渡时期，当新思潮和新社会价值观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时，市民（女性）的生活才能凸显出在平缓渐进社会形态中所没有的意义。《妇女杂志》就像一个身着现代服装的温柔敦厚的传统文人，一方面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因为稳定的价值体系有助于延续和保证稳定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又不能对日益激进的新思想观念不闻不问，否则就会受到指摘，导致“失语”，不被读者认可的杂志，其思想、目标和宗旨就很难实现。所以，1920年后，面对营销和舆论压力，《妇女杂志》进行了改革，一向温和、保守、中庸的面貌也不断呈现激进的色彩，言论也颇近似《新青年》的风格，适应了五四新文化时期关于女性解放运动的舆论倾向。

《妇女杂志》的气质仿佛是黏液质和多血质并存，时而体现出沉着、稳定、平和、内敛、冷静的特点，时而又表现出活跃、激进、灵活、新锐的特点，这和主编的趣味、价值观、办刊立场以及杂志的内容特色分不开，也和社会整体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但是贯穿始终的仍是开蒙启智的杂志精神与多元杂陈兼收并蓄的杂志风度。《妇女杂志》用生活叙事的方式一点一点将民族大义中的宏大叙事和崇高说辞用最切实的方式渗入到女性自身价值选择中。《妇女杂志》的内容和历史纵深性，使其成为时空流转中把握女性状貌和谱系的重要文本。“《妇女杂志》作为时代的见证，它不一定可以主导时代潮流，但一定可以看到它介绍西方新知的种种。本来期刊有期刊的个性、风格，有些想法、学理、主义，看似抽象单调，但涵义深远，影响可及于数载甚至数十载。杂志之‘杂’在此，研究意义也在此。”6《妇女杂志》在17年中，其或是隐晦或是显明的内容都在提示人们，一切都不应该简单地被定义。

二　《妇女杂志》在商务印书馆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价值

近些年来，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研究非常多。这大概是由于法国年鉴派“从阁楼到地窖”式的研究给了史学研究者不少启发，把报纸杂志作为返回历史现场的重要途径。《妇女杂志》作为民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颇大的女性杂志，自然吸引着学者们的诸多关注。学界对《妇女杂志》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了。近些年来，《妇女杂志》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其中尤以中国台湾学者以及日本、韩国的海外汉学者关注度较高，这些学者大都是从事近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妇女杂志》中涉及女性生活史，诸如女学、医事卫生、婚恋、文学、艺术、娼妓等问题都被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关注。这些研究一方面给本文的研究诸多启发，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另一方面，也给本研究制造了诸多困境，如何在以往的基础上将《妇女杂志》的研究更进一步？

以往关于《妇女杂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及海外汉学界从史学、文学和性别分析入手，侧重研究《妇女杂志》中的女性问题，集中、细致、深入，具有拓展性。

从目前《妇女杂志》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妇女生活史的较多，周叙琪的《一九一○～一九二○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是第一部研究《妇女杂志》的专著，该书以《妇女杂志》为研究入口探讨1910—1920年代都市妇女生活史，通过杂志反映的五四运动前后都会女性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变迁中教育、家政、职业、社交和婚姻的变化，指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经历了由家庭主妇到社会人的转换。

2000年，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主持成立了“《妇女杂志》研究会”，2001年该研究会获得了日本丰田财团的年度资助，将《妇女杂志》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深入而多角度的研究，并在2005年结集出版了《〈婦女雑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一书。这些来自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妇女杂志》进行了研究，比如陈姃湲的《〈妇女杂志〉（1915—1931）十七年简史——〈妇女杂志〉何以名为妇女》，对妇女杂志17年的演变进行了历史的分期，其他成果还有胡晓真的《文苑·多罗·华鬘——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的“女性文学”观念与其实践》，江勇振的《男性为“人”、女性为“别人”——〈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许慧琦的《〈妇女杂志〉所反映的自由离婚思想及其实践》，前山加奈子的《从全部女性定期刊物中看〈妇女杂志〉——思考近现代中国性别文化的一点建议》等，并出版了《〈妇女杂志〉总目录·索引》。《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妇女杂志》研究专号”上的文章，部分收录在村田教授主编的《〈婦女雑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中，涉及自由离婚思想及实践、娼妓问题、医事卫生问题、节育思想等，并且与日本及韩国的相关女性问题做了对比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无论从史料的考证还是问题意识，都能够看出研究者的功夫和对问题的纵深思考，使1910—1930年代的妇女问题从更细微的视角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拓展了研究领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正如吕芳上所说：“……重要议题，恐怕不是一时的、一味的现象，而是可提供长期、世界的两性关系共通的思考。”这些研究者从史料的细节求证入手，为笔者提供了更加细微的参考内容，也成为本书研究的重要参照。

第二，内地学界对《妇女杂志》的研究涉及妇女生活史的多个方面，内容相对较多，但是深入性还显不足。

内地学界对《妇女杂志》的研究虽然尚缺系统的学术专著，但是有硕士学位论文从职业、教育、城市女性、社会角色建构方面进行研究，此外也有从女性启蒙、离婚问题、女性美术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特别要提及的是刘慧英的三篇文章，她的《被遮蔽的妇女浮出历史叙述——简述初期的〈妇女杂志〉》一文认为，1915—1920年的《妇女杂志》不仅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品格，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拓荒工作，这是对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的新定位；她的另一篇文章《“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认为，《妇女杂志》时期的“妇女主义”“是一种男性话语对女性乃至女权主义的建构，而不是妇女自己创建和从事的事业” ；刘慧英的第三篇文章《从〈新青年〉到〈妇女杂志〉——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妇女问题》认为，两本杂志都是从男性知识分子的视角来关注妇女问题，呈现两者之间的内在继承逻辑。后两篇文章，问题集中在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上，对章锡琛时期杂志的定位符合学界主流的看法。这三篇论文是内地《妇女杂志》研究方面很有价值的成果。

《妇女杂志》作为一个开放式的文本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高度关注，从这些文献中管窥到了目前关于《妇女杂志》研究的一个基本面貌：中国台湾以及海外学者无论是文本的细读还是问题的提出，以及证史的资料，都非常充分。《妇女杂志》尤其被近现代史研究者关注，他们从妇女生活史的角度入手，通过杂志提供的文本，来厘清和发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生活；或者从杂志提供的某一视角进入到杂志中，比如研究女学问题、自由离婚问题、节育问题以及医事卫生问题等。这些《妇女杂志》相关问题的研究，再次印证了《妇女杂志》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也给本书另辟蹊径的分析留下了可能。

新旧过渡的转型时期，诸多传统价值被重新评估。传统社会是以“贤妇”、“贤母”、“贞女烈女”、“贞妇烈妇”、“闺秀才女”等为女性理想身份的表述，将女性牢固地限制在家庭内。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女性身份也经历着从传统的“贤妇”、“贤母”到“国民母”再到“女国民”，从“闺秀才女”到“女豪杰”，从“贤妻良母”到“超贤妻良母”，从“女学生”到“新女性”、“摩登女郎”，从“小布尔乔亚女子”到“革命女战士”、“女同志”等一系列变迁，女性也经历从他者命名到自我命名的转变，从社会“分利”角色成为社会辅助角色，进而被询唤为和男性一样的“社会人”。

作为创刊于民国初年的女性杂志，《妇女杂志》见证并且记录了1915—1931年民国女子生活的样态，呈现出特定时代的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和情感、职业和学习、恋爱和婚姻、自由和权利、平等和解放、时髦和消费等复杂社会语境下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妇女杂志》中有关女性的培养和塑造、女性情感的叙述、女性生命的体验、女性形象的呈现以及社会对女性的想象和期待等，构成对现代女性的多重表述。杂志关于女性家庭生活、妇女问题、职业选择、婚恋和性道德等问题的介绍、指导、探讨、争鸣，成为杂志中具体的女性话语表述，《妇女杂志》在17年中的主编更迭、编辑立场转换、杂志内容调整等，是杂志对社会思潮和文化变迁所做的呼应。《妇女杂志》虽是以女性命名的杂志，但是女性问题始终是和男性纠缠在一起的，特别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以及主笔都是以男性为主，涉及的问题也都是和两性有关，因此，《妇女杂志》这个媒介空间实际上是以“女性”命名的性别话语空间。杂志的内容表现、整体风格、编辑思路和议程设置与外部环境形成呼应关系。本书对《妇女杂志》的研究，是将其置于社会、思想、文化、女性解放的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不被研究者关注的通讯、征文启事、阅读书目、广告插图以及杂志中的西方女性等内部细节，分析杂志如何参与了女性话语的生成，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新历史语境下，女性是如何从传统话语表述中被带入现代的。

《妇女杂志》在17年中是如何变迁和转型的，每一个时期的主导问题和主要特征是什么，在不同历史阶段，女性是如何在杂志中被表述和书写的，杂志塑造了怎样的女性形象？杂志如何通过女性话语的变化引发女性身份危机并形成新的认同？男性主编的女性杂志建构了一个怎样的女性（性别）话语空间？杂志如何通过文化转型时期新旧知识分子在两性问题上的态度映衬出现代女性话语的转换？ 杂志如何通过细枝末节的内容（广告、插图等）呈现女性形象的流变，以及这些细节与主体内容之间存在哪些明言和隐喻的矛盾？这是杂志原生态现实直逼给我们的问题。今天的女性习以为常的“两性平等”、“先恋爱后结婚”、“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两性贞操观”等伦理观念，在民国初年经历了怎样的思想争夺？从三寸金莲到高跟鞋，在这个隐喻中，女性的身体和身份乃至整个生命经历了怎样的疼痛？有多少女性在新性别伦理的鼓噪下成为新思想的实践者，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媒介文本给我们一个回溯和思考的可能。女性话语在大众媒介中的流转和传承虽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却是女性不能被抹掉的集体想象。杨念群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反对空泛地标榜发现问题意识的重要性，而强调在解读史料的过程中磨砺对历史的感觉和想象力，并使其起到凸显问题意识的作用。7本书对《妇女杂志》的研究，意图找出潜藏在文本罅隙中的问题，也希望在文本资料的阅读和思考中磨砺自己对民国初年女性的感觉和想象力，尽可能从心灵上穿越时空，体恤到她们的心情。

三　商务印书馆的立场——文化与商务

只有将《妇女杂志》置于商务印书馆的背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妇女杂志》各个时期的主编更迭和杂志改革。创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经历了晚清民初的发展之后，逐渐从一个小型印书房成为与中华书局抗衡的大型图书出版商。“它拥有一个涵盖教育、文学、时政、妇女、儿童等诸多领域并且发行多种刊物的杂志社；它的发行所不单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几十家分支机构，还包括一个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力量。” 8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期刊的《妇女杂志》，从商务那里获得的资金支持，使其能够如期出版并且历时长久。在17年的时间里，《妇女杂志》的发行量从创刊时的两三千册，到最高时候的一两万册，既有基于读者阅读偏好的改变而获得的增加，更重要的一点是，商务印书馆良好的发行渠道使《妇女杂志》能够发行到多个省、市、地区，并进入到南洋等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商务印书馆对文化事业的倚重，使《妇女杂志》成为女学的好帮手，致力于女性教育和女性问题的探讨。“商务的期刊带有群体‘长寿’现象。这种旺盛的生命活力固然与商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商务母体把自由、自治的学术精神与大度、稳健的学术风范注入了其每一个产儿之中。”9

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在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文化与商务”的发展基调，这确保商务印书馆在任何社会、文化变迁以及诸多政治变革和时代动荡面前，能够屹立不倒。“他（张元济）又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社会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丝毫没有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现代化”10，“与康、梁等人相比，张元济奉行的是更为稳健的文化救国之路，反对任何稍显激进的变革举措。他认为，教育是富强的根本，中国人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民智不开，任何改革都没有希望。……反对激进，是张元济一直坚持的思想。……他所希望的是通过循序渐进的努力以求开通民智，最终达到使中国富强的理想。……张元济稳健的文化救国方案与立宪派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革命的观念正相契合。”11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定下的发展路径，也影响着商务的整体出版战略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英国出版家斯坦利·昂温说：‘图书出版工作是一个很有个人色彩的行业’，‘出版商个人的爱好决定了出版社出书的质量。这些爱好似乎对事业的特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12一般来讲，杂志的风格总是与出版人和主编的风格相一致的，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出书办刊的整体思路，才使《妇女杂志》稳健循序地启蒙女性、开启民智、辅助女学、帮助家政。《妇女杂志》中对“新知”的推崇，迎合了大众对新知识的明显需求。在迎合中引导，在引导中建设，这种渐变式的方法也和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确立的“通过知识来实现现代化”的诉求相吻合。但是，张元济并不是一味求新，放弃传统，而是保持各自文化上的优势，相互调剂，从而建立了商务印书馆“趋新”和“念旧”的双重文化价值观。商务印书馆对杂志实行主编负责制，给予主编独立创办刊物的思想空间，后来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对《妇女杂志》过于先锋的言论，实行了干涉。从主编的立场讲，这是对主编负责制的一个破坏；从商务的角度讲，这又是商务一贯的稳健立场和调和态度使然。

商务印书馆的商业理念、文化诉求、精神指向等决定《妇女杂志》呈现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呈现。“书籍是流布和传递思想与知识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总体文化的指针和具体表征。……但从反面看，文字产品一旦成为市场商品后，出版社需要充分考虑生意，以至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主动迎合大众的口味。”13基于坚持与迎合、经济与文化相间的立场，商务印书馆不断影响着《妇女杂志》的风格、宗旨和内容，也不断通过这种改变来反映知识分子阶层对女性新问题的态度和策略。郑振铎说：“我希望192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1919年的弊病，能够保持它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14变革和守持之间，商务只能按照资本逻辑来前进，当“求新”和“新文化”俨然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商务就在新潮时尚的大众欲求和迎合阅读者口味之间做出了恰切的选择，这就是1920年的改革。

在《妇女杂志》17年的出版历程中，每一次对主编的调整都是基于商务印书馆所遭到的一些争议。为了符合市场和文化的需要，商务就会很自觉地进行内部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文化诉求。“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各种文化思潮，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有涉及。这种不偏不倚的做法，使商务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就备受责难。”15在今天看来，这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处于新文化浪潮中的商务印书馆，其不偏不倚的态度和渐进改良、持重谨慎的改革，遭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商务印书馆坚持的“文化与商务”的立场，一方面，使之能够坚持文化启蒙的事业，提供给读者书籍和期刊；另一方面，商人的逐利性又使这种文化担当始终与经营利益相结合。无论是急先锋式地参与新思潮的讨论，还是缓进的不温不火的态度，都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和一只“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着，“看得见的手”就是商务印书馆，而“看不见的手”就是文化和历史前进的内在逻辑。商务印书馆的价值立场和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也成为性别表述不断转换的一个内在原因。

《妇女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用来推广女学和“新知”的重要阵地，也是商务印书馆商业营销的细分市场，借助于这种市场细分，它形成了巨大的销售宣传网络。商务印书馆实行的广告营销策略，实现了“书”和“刊”的互相借力。借助期刊对书籍的推广，实现其刊发图书广告的策略，同时也借助图书的推荐，增强读者对于杂志的依赖。这种以杂志售书、以书养杂志的营销模式是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发展中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此外，商务印书馆集结的一批文化精英，共同创办同人杂志，尤其是编译所大量的西文翻译，为《妇女杂志》提供了重要的作者和文章。比如，编译所中的胡寄尘、周建人（乔峰）、杜就田等，都在为《妇女杂志》撰稿，1915—1920年，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多次为《妇女杂志》撰文，并作国文范文，可见商务印书馆旨在通过《妇女杂志》振兴女学，进一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诉求。

四　关于女性话语

本书中的“女性话语”，在使用过程中往往用“表述”、“言说”、“书写”、“叙事”等语词代替“话语”使用。这里对“女性话语”做一简单的说明。

首先，“话语”一词翻译自“discourse”，话语与符号、意识形态、神话一样能够建构并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也能帮助实现某种认同。李小江在《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兼论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一文中认为，“几乎每一种称谓背后都带着它特有的语境和意识形态背景，言谈话语中，已将女人定位在某一个时代所要求于她的特定社会位置上。” 16女性话语成为女性表达自己、建构自身的一种语言权力。笔者在使用“女性话语”这个语词的时候注意到其包括的两层意涵：一层是女性自己的发声，女性运用语言，书写、表达、言说自己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情感、思想、体验以及与社会构成的某种关系；另一层是有一套男性的“女性话语”，是男性站在自我和女性的双重立场上对女性的书写、言说和表达，《妇女杂志》中很多男性作家使用女性的名字，比如“飘萍女史”等，以女性的口吻说话。男性通过主导社会话语对女性施加影响，包括理想女性的建构、女性的解放立场、重建两性之间的关系等。因此，女性话语就具有了“女性说”和“替女性说”两种意涵。女性对自我的言说带有依附性、体验性、个体性和异质性的特点，比如《妇女杂志》中女性撰写的关于女性问题的论说文章，多带有附和男性关于女性解放的话语，并且带有自我批判和救赎的意味；征文中女性作者的表述，不属于宏大叙事，多是日常生活，涉及个体的情感、生活、学业、家庭、婚恋、社会等方面，带有很明显的个体性和异质性的特点。男性言说女性或者“替女性说”，则具有主导性、整体性、同质性和抽象性的特点。自晚清以来，男性一直主导女性解放的话语，并且将女性同质化和抽象化，缺乏对社会各阶层女性实际处境的考虑。从《妇女杂志》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男性的分析一般是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和性别关系的历史沿革、中西参照等角度分析女性问题和呼吁妇女解放的，这个女性往往是抽象的。《妇女杂志》中的“女性话语”主要是男性对女性的发声，其中也夹杂着女性自身并不强大的声音。

其次，本书在使用“女性话语”的时候加了一个限定，就是现代女性话语，用以区别传统女性话语。蒋原伦先生认为，“一种新话语的产生对已有的话语构成威胁，话语之间具有排斥性。”17新的女性话语的出现不仅使社会对女性的身份、角色、气质、认同发生了改变，也形成对文化新的构型。任何一种话语都表明一个时代对于女性的期望、理想以及整个文化结构中的性别关系。“一种话语就是一种对文化的阐释。”18不同的话语环境以及不同的话语类型，都表明一个时代的需要，从传统女性话语到现代女性话语的过渡和转型，正是文化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显现。“新话语的生成，毕竟依赖于以往所有话语提供的养分。”19因此，从《妇女杂志》这个话语空间来看，始终是新旧杂陈、矛盾迭生，这也表明新旧话语之间的博弈。本书中的女性话语是在一个话语场域之中的实现，比如社会启蒙、伦理重建、新文化、科学和民主、女性解放等，《妇女杂志》就是这样的话语场中的一个话语空间。

比如，王蕴章时期的“新贤妻良母”女性话语，造就的是新知、新能、新观、新识的贤妻良母，这与造就新国民是一致的，因此就形成一套“新贤妻良母”的话语系统，这是在启蒙、科学以及社会体制转变的话语下实现的。章锡琛时期的“新女性”话语与“新性别伦理”和女性解放是分不开的，这个“新女性”与“新贤妻良母”最大的不同就是女性可以为自己命名。这个“新女性”是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女性，是在男女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女性话语表达，并且通过科学、社会、历史的论述来强调男女平等的可能和现实。章锡琛时期的女性话语是自由主义和女性解放相交错的一种话语模式，恋爱、结婚、离婚自由都是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逻辑基础的，也是女性对自我权利的要求。新女性已经开始具有自主追寻和实现个体独立意义的意识了。杜就田时期的“准摩登女性”就是从“广告话语”中寻求对女性的新表达，“准摩登女性”代表了女性从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要求转入到“商业”中来。杜就田时期的女性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还具有了消费主义的味道，女性不断展现其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摇曳多姿。都市女性对现代生活方式不仅适应，而且迎合。“准摩登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女性气质和美感的放弃，现代、时尚、自信、张扬、消费等特质呈现出1920年代末商业社会来临时女性对时代的呼应。

从王蕴章到章锡琛、杜就田，每一个时期的转变也是时代话语的转变，虽然只是短短的17年，这些新话语一方面包括思想表达的新话语，另一方面也包括日常生活和消费的新话语，《妇女杂志》三个时期的时间分布也恰好呼应了现代女性话语在不同时期的主要论调。“过渡时期”的话语总是带有多重面相和多个方向，不同的“主义”和“思想”以及不同时期的官方话语都在影响和制约着女性的表述和言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主、科学、进步、解放、平等、个体价值等诸多话语都旨在“唤醒”女性，但是也不能排除时髦潮流的“蛊惑”，这使女性滞留于语词表面，缺乏深度的思考、理解以及明确的自我意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