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记得我在北师大图书馆阅读《妇女杂志》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一个阅读记录，1928年，一个女师学生阅读了这本杂志，并在借阅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面是一段空白。我小心翼翼地在她的名字后面写上了我的名字，还有“2008”。
就在那一刻，有一种莫名的机缘让我穿越了历史，就这样和从前的“她们”亲近起来。这也注定了这一次写作历程，除了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也要倾注生命体验和她们一起迷茫、沮丧、痛苦、焦灼、期待和希望。我想，无论是80年前的那个女师学生，还是80年后的我，都要对这本杂志以及商务印书馆表达深深的敬意。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现代知识传播和文化启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深深嵌入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伟大历史中。正是因为有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才能汇集在一起，翻译和传播、著书和立说，参与到中国现代性和启蒙的历史洪流中。任何宏大叙事都不能掩盖那些具体的甚至是微弱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努力。当我们掸落历史的灰尘，在那些老旧而泛黄的杂志中重返生动的历史现场，那些微末的甚至是在历史之外的内容，足以让我们着迷甚至兴奋，并且从中获得思考的力量、行动的勇气以及理论的价值和传播的意义。
任何一次研究的开始，一定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迄今为止，我仍旧能清晰地想起第一次遇到《妇女杂志》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场景。那时，我已经在国家图书馆连续待了很多天，查阅了很多书籍和史料，一直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能够贯穿文化、传播、性别研究的文本，使之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特别是在民国视域内。直到我看到《妇女杂志》，其发行时间、杂志内容、传播影响力、文本的保存都足以构成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对象，这令我如此的欣喜和振奋。大量的史料和文本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有些“胆怯”，因为要钻到一个文本内部做文本的细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定会有人认为，这种过于“封闭”的研究容易“走进去”而未必“出得来”。但是，对于一个还算有些遥远，并且对很多人来说仍旧陌生的有价值的历史的文本，即使“危险”，即使不够“讨巧”，也是有意义的，尽管这个过程充满艰辛。
商务印书馆的价值自不必说。
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也让很多人感兴趣。但是，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对女性话语的传播和建构却很少有人涉足，其中的风景自然也是“自美其美”，很少被人看到，但其价值却不会因为历史远去而被人忘记。那么，在中国现代女性话语传播和建构上，商务印书馆及其创办的《妇女杂志》有怎样的价值？这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贯穿在我的思考脉络之中。
191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那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那一年，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创刊。
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载体参与到中国现代女性话语的传播和建构中来。《妇女杂志》可以说就是一个“前景”，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背景，左右着《妇女杂志》的内容、表情、气质和风度。作为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女性期刊，《妇女杂志》在17年的时间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女性在社会结构和时代变迁中的变化样态，其内容不仅是一些关于民国女性基本生活、教育、情感的表达，还可以看到民国初年到1930年代，媒介对女性身份的形塑以及女性形象的流变，特别是这些女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思想变迁，形成女性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文表达。
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商务印书馆和《妇女杂志》才能够在“前景”和“背景”之间获得很好的解释？本书选择了从杂志主编更迭入手，杂志的内容、风格、价值观和主编有非常大的关系，主编实际上是杂志的“把关人”，关系到杂志整个编务工作以及编辑立场等问题，从主编入手，即从传播的“编码者”入手。主编的几次变更是不同文化立场、价值立场、思想立场之间的选择和博弈，也是新思潮、新文化和新思想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冲撞与和解。《妇女杂志》内容的科学性、工具性、思想性、趣味性都因每个主编编辑主旨不同而发生或是明显或是隐晦的改变，杂志的细节见出主编立场。
《妇女杂志》在17年的时间里共经历六位主编，分别是王蕴章、胡彬夏（女）、章锡琛、杜就田、叶圣陶、杨润余（女）。这六位主编的更迭形成三个主要时期，即王蕴章时期、章锡琛时期和杜就田时期。1915—1920年这六年时间里，主要是以王蕴章为主，胡彬夏女士挂名参与到《妇女杂志》的编辑中。有研究者指出，胡彬夏只是名义上参与了几期，真正处理编务的仍旧是王蕴章，并且二人在风格和立场上没有什么不同。1921—1925年，章锡琛接替王蕴章成为杂志主编。1925—1930年，杜就田成为第三任主编。1930—1931年这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由叶圣陶和杨润余先后接任主编，金仲华也加入到《妇女杂志》的编辑队伍当中，但是在风格和内容上，这两位主编复兴《妇女杂志》的努力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虽然邀请很多文化名人撰稿，比如巴金、叶浅予、丰子恺等，并且重新起用了章锡琛和周建人，但是，其着力改革《妇女杂志》的意图并不明显，而且延续了杜就田时期设立的征文内容，风格上也没有显著改观，直到《妇女杂志》停刊。叶圣陶主编不到一年的时间，没有形成非常独特的分期，因此本书并没有单独对其进行分析，而是将最后的一年半时间，在论述上划入杜就田主编的时期。这些主编和《妇女杂志》在历史的“前景”中生动地呈现了女性话语在时代中的建构、转型和传播，而商务印书馆则在“背景”中决定了其如何呈现。
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的显著特征，是以“微物新知”实现开蒙启智，并确立“新贤妻良母”的理想女性形象。杂志建构的女性形象已经从“分利”角色转向社会的辅助角色，不过，这个“新贤妻良母”也是从“旧式才女”过渡而来。虽然王蕴章时期“新知启智”与“文化保守”体现的稳健务实的价值立场受到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的诟病，认为这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甚至是落后和市侩的，但这也是维系稳定社会系统的应然选择，在商务印书馆经营策略许可的范围之内，也是主编无法超越自身的现实所在。杂志中涉及的科学趣味等文章以及现代文明生活的体验，诸如科学、生活、家政、学艺等，这些和女性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正是“旧式女子”向“新贤妻良母”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杂志以感性直接的方式渗入到了妇女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女性的心理以及思维方式。这是杂志从微观政治学的角度参与社会的改良，即通过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的改良，实现对女性的启蒙和新家庭生活方式的构建。
激进的性别话语，尤其是“娜拉的出走”和“新性道德”等，激荡着社会的情绪，甚至带有一种“蛊惑”的色彩，王蕴章的主编策略和立场显然已经不适应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人们的阅读兴趣向新知识、新思潮和新文化等内容转移，商务印书馆需要在审时度势中调整刊物的发行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因此《妇女杂志》主编也改由章锡琛接任，杂志从塑造“新贤妻良母”转向关注“新女性”，从妇女生活的指导进入到妇女问题的探讨，女性也由“家庭角色”被召唤成为“社会人”。章锡琛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新性别伦理语境中的新女性塑造，但是在“新性道德与贞操观转换中的性别结构调整”以及“时髦的表象与守旧的内核”并存的新婚恋关系中，可以看到家庭制度革新中两性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变革。在章锡琛时期《妇女杂志》的新性别伦理语境中，“新女性”作为一个符号是多义层叠的，也是不断游移浮动的。章锡琛主编时期是《妇女杂志》销路最好的时期，也是编读互动最充分的时期，其编辑策略和杂志主要内容呼应了“新文化期”的社会话语。正如吕芳上在“《妇女杂志》研究专号”导言上所写：“Jacqueline Nivard，王政或陈姃湲都曾对《妇女杂志》的阶段性，分别由内容、女性主义角度做过分期，她们对1920年至1925年‘新文化期’，印象深刻。”这些新思潮对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混同的“新青年”来讲，不啻为一种“蛊惑”，先进知识分子的舆论主张和希望，在现实中也并不是曲高和寡，但是沉重的历史惰性，导致精英式的内心希望遭遇了实现上的困难。新婚恋的“悖论”以及女性的“伤”和“殇”，是另外的一种现实，尽管如此，仍不失为一次对女性思想的重要拓界。
商务印书馆老成持重和敦厚稳健的风格，是很难接受过于激进的主张的，特别是章锡琛和周建人在《妇女杂志》上大谈“新性道德”，并且与陈百年展开论争，引起较大的社会影响，商务印书馆 内部和外部均有不和之音，之后《妇女杂志 》再易主编，由杜就田担任。有些人进入历史是一种偶然，但是，这种偶然往往因为时势成为一种必然，杜就田或许就是如此。杜就田主编时期的《妇女杂志》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感觉经验”，并由此出现了“准摩登女性”的形象。这一时期的特点有两个：首先，占据《妇女杂志》主要版面的就是“征文”，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回归到对妇女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学情调）的再现。女学的实绩使大多数旧式女子成为新文艺女性，这些征文，潜移默化地将章锡琛时期的激荡和新锐的问题平和化、深入化。其次，是新感觉经验。1926—1931年，上海的消费社会特征日益凸显，从器物层面带给女性新的感觉经验，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封面女郎都呈现出“准摩登”的模样。无论是征文中的女性情感，还是器物层面上的新感觉经验（现代性体验），都成为女性生活的现实观照。通过对杂志细部的分析，发现总有一种矛盾性的内容存在，那就是思想和器物层面的矛盾。当激荡新潮的思想回落、女性的情感受阻时，消费新经验促使女性个人感觉苏醒，使其积极地投入到生活的新感觉中。虽然生活器物层面的变化对女性自我认同的改变是潜隐的，但是她们开始对已然成规的历史惰性进行反叛，而这比悬设一个高不可攀的“想象”更能促使女性的转变。女性在器物层面上遭遇的现代性体验引起了比思想更先导的变化，女性在生活体验中形成了新的认同。杜就田主编时期女性读者增加，其在生活微观处呈现的女性生活成为社会动荡时期难得的女性日常生活叙事。
本书还针对《妇女杂志》的传播机制与话语空间构建进行了探讨。通过“通讯”与“编辑余录”分析《妇女杂志》建立的编读互动空间，通过“发刊词”与“征稿启事”来看《妇女杂志》的编辑议程设置，通过对图像中西方女性的分析来看新女性构建中的异质因素的介入和参与，通过对图书广告的分析来探讨文化广告如何模铸了女性的身份。《妇女杂志》建立的是一个性别话语空间，而不仅仅是女性话语空间，由男性编码的“女性世界”里的“男性”与“女性”始终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
从“微物新知”到“新性别伦理”再到“新感觉经验”，《妇女杂志》从日常生活、伦理道德和个体生命感觉三个方面启蒙和唤醒女性，并由此确立了女性社会辅助的角色、建立了两性平等的性别新观念，召唤出女性的个人感觉。媒介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到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中，通过播撒思想、展布情感经验、提供现代性的体验，参与了女性话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