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妇女杂志》传播的理论和现实语境

从晚清到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来自各种力量的冲击和博弈，是被学者惊呼的“千古之大变局”。在启蒙与救亡的主题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找或是改良或是革命的方式，以期能够拯救积贫积弱的国家，给这个垂暮一般的老人注入新的活力和精神。因此，思想上的启蒙与行动上的选择就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问题。以康、梁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著书立说，身体力行，从政治到文化、从思想到行动，做出了一系列挽救民族危亡的举措。在历史的演进脉络中，呈现出新的理论和现实：启蒙和现代性成为重要的理论命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共同体国家成了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在这样的剧变中，文化始终是一个具有历史和现实关联性的命题，它所表征的诸多要素也在这个“变局”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性别关系成为变革之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的男性精英，他们以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去改变中国传统的性别结构关系，同时将女性置于和民族存亡相关的地位去思考。

任何一个关于女性解放的宏大意图，必须通过细节进入女性的身心，也必须将女性问题公共化为一个社会和时代的问题，才有可能发生变化。启蒙和现代性这样的理论命题渗透到女性日常生活和思想启蒙当中，报刊作为重要的载体，功不可没。借助于民初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雄厚实力，《妇女杂志》成为当时发行年限最长、发行量最大和影响力最广的报刊之一。《妇女杂志》存在的时段，恰好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政体、社会制度、思想和生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借这一“管”，可窥当时女性生活和女性解放问题的全貌。

一　女性——浮出地表的“现代性”的命题

《妇女杂志》创刊主旨的确立和内容的选择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语境，而肇始于晚清的“启蒙事业”成为杂志的内容、宗旨以及编辑立场重要考量的方面。将《妇女杂志》置于其存在的历史文化和理论语境中，考察它对时代的整体回应，可分析《妇女杂志》与历史形态之间的有力互文。

（一）不可回避的启蒙和现代性语境

第一，启蒙的语境。

首先，启蒙是对传统生活世界迷魅的祛除。启蒙语境中的祛魅，始终伴生着现代性的若干问题。“启蒙运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划时代地全面更改生活世界：它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了日戳。在启蒙时代，种种现代性问题才开始萌生，而种种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尝试亦随之出现。”20《妇女杂志》作为生活类杂志，从生活的基础层面进入女性生活，利用科学常识和实用新知祛除女性关于身体、生活以及传统习惯中的诸多迷魅，同时通过微物新知，使女性对于自然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新的认识。

其次，启蒙运动是一次生活世界的全面更改。这并不是依靠思想家的理论阐述就能够实现的，对于民众而言，只有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改变才是更加彻底的启蒙。晚清以降，特别是民初，以现代文明为主导的新生活方式和体验日益进入都会家庭，人们开始有了较为充分的现代文明生活的体验，生活世界遭遇着改变。

再次，启蒙运动中科学理性成为具有实践效能的变革力量。《妇女杂志》对实用科学和趣味科学的青睐，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改变生活的力量，这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启蒙了女性，科学因此具备了实践的效能。正如刘小枫所认为的，“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启蒙，则启蒙意味着：种种新型的（‘科学的’）社会知识具有直接的政治效能，社会知识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科学理念成为实在的政治力。”21 借助日益发达的印刷媒体，报刊和书籍成为至关重要的启蒙途径。“启蒙的主要目的既是要开启一般民众的知识，故知识分子采用了不同的手段来‘开民智’，包括出版、宣讲、讲报、演说等。”22 建立新的意识，塑造新的态度，诸多社会符号都被贴上“新”的标识，用以区别传统和习惯。政治、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诸多问题都被纳入到“启蒙”的语境中，这种“启蒙”多带有一种应对的策略和开智的功能。

中国晚清以降的启蒙运动是一次植入性的启蒙运动，这是学界的共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式启蒙运动在救国保种图存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下展开。政治上有康、梁的君主立宪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民族国家的共和政体；经济上封建小农经济体松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兴起，民族资本家开始出现；知识上经学传统被现代学科的系统划分打破；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日益进入都会家庭，科学和技术带来日常生活的改变，不断叠加人们的现代生活体验。晚清以及民初的知识分子，在“启蒙”的语境下，充当了思想家和立法者的角色，为这个民族和国家找寻传统时间概念断裂后的思想基础和合法性的依据。

第二，现代性的体验。

“现代性”这一舶来的概念，具有诸多面孔，要辨识其真实面目，并给出一个清晰的认知图绘，几乎是一件难以完成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中说：“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正是这一系列的情感与体验、理性与价值的冲突，使现代性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更具有社会经验的色彩。“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23这道出了在现代性的宏阔主题下，个体的觉醒和解放，以及个体的自我价值确立成了其中问题之一。面对这样一个线形的断裂以及人们生活体验方式的变更，个体越来越感受到“自我和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险性”。“胡适在1926年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演讲中说：‘在历史上我们首先觉察到一种新的态度，一种了解现代文明基本意义的欲望，以了解西方文明背后的哲学。我曾引用中国学者梁漱溟的作品，作为此一新意识的最佳范例。……他发出对新时代的思慕。……在这些讨论中，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一种完全新颖的态度，一种坦白承认我们自己缺点的态度，而这种缺点也是所有东方文明的缺点；另一方面，一种对这种精神率直、真正了解的态度，不只物质繁荣，而且也是西方文明精神的可能性。’”24 这和福柯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态度，异曲同工。“我自问，人们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25中国在遭遇历史变局之后，一种西方对于历史和时间的解释概念——现代性，成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急于用来解释中国在思想、政治、文化上合法存在的依据。

舍勒提出的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他认为“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26这对生活在民初的人们而言，更容易通过自身的经验体会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所呈现出来的现代痕迹，性别结构的调整也是通过生活世界的缓慢进程而逐渐改变。“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27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刊中呈现的女性的多种生活图貌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的确认和安身立命意义的寻求，恰恰是现代性语境中女性身体、心灵和精神结构发生了断裂之后重新进行的调整和接续。王一川也从这个角度阐发了“现代性是同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不仅以自己的政治活动去推动或阻挡现代性进程，也不仅以自己的思想活动去认识现代性转型，而且从根本上说，以自己的全部的生命和热血去体验现代性的痛感和快感，忧郁或希望，灾祸或幸福”28。杂志作为与读者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文本载体，不仅记叙了社会生活的细节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痕迹，也在包罗万象的文本中呈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细微之处显露的面对新的历史境遇时的诸多情态。杂志本身就是编者、读者和作者精神气度和风貌的一种彰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风度和地域文化特质的彰显。“启蒙”和“现代性”两个宏大复杂多义的主题都烙印在杂志上，或隐或显。

在“启蒙”的语境之下，女性传统生活样态在新的历史际遇中呈现多种可能性。“……‘妇女’身为新文化运动中改造的客体，又是推动的主体，正是五四论述中洞见与盲点的最佳呈现。当性别成为文明进化的象征，成为历史书写的隐喻，一时间‘传统’与‘现代’被赋予性别的色彩，抽象的历史阶段从而变得形象化。”29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成为现代性对于传统批判的切入点，并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回应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思想立场的选择，批判和研究她们并寻找解决之道，是建立新型性别关系的途径，也成为启蒙的重要任务。

（二）女性如何进入现代性的视域

启蒙话语引发了社会生活的革新与重建，女性也随着整个历史逻辑的演进遭遇和现代有关的各种思想和生活的变化。《妇女杂志》利用日常生活的科学来祛除传统生活中的诸多迷魅；在科学和伦理话语中重构女性的生活世界和生存标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关于“新性道德”和“自由恋爱”等命题的讨论，是对女性自身主体性的发现。个人被构想为一个具有社会权利、承担社会义务的法人主体，这是个人主体性的高扬，女性作为独立的人开始被纳入到社会思想和文化范畴中。《妇女杂志》既小心地寻求和社会现实相贴合的步履前进，又对新思潮辅以热情的拥抱，这样才能成为社会“时尚”话语的载体，以此来应和知识分子中男性与女性的共同要求。

但是，在整个现代性的语境中，女性并不具有充分自主选择的权利，其主体性的获得，更多的是黏附在一个又一个的“主义”或者“问题”之中。这些“主义”和“问题”，多是为了呼应男性知识精英的民族国家叙事和社会立场的选择。不过，没有民族和国家的宏大话语介入，女性自身的权利、欲望和诉求也很难实现，这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宿命。

雷蒙·威廉斯认为，形式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形态分析的基础上。因此，研究《妇女杂志》必须将之置于其存在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理论语境中，才能看出其对于这个时代的整体回应，无论主动避离还是主动迎向，都能见出形式本身与这个历史形态之间的有力互文。女性作为各种报纸、杂志、小说中的关键词，成为知识分子“批判的武器”，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武器的批判”， “我们似乎能够从对女性角色的迷恋中得出一窥现代中国社会的一条有意义之线索。因为女性是家庭社会结构的基本支撑，历史学家所记载的时代改变，最能够在中国女性地位改变之上显现”30 。

现代性对于个体有两个重大的意义：第一，个人主义带来了个体的解放；第二，个人凭借理性，通过自主自律的观念倡导自我负责的生活方式。从晚清开始的“不缠足”运动，是对女性身体的尊重，也是从身体上开始解放女性；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以及之后的“女性解放”，突出了女性的个体意义，女性可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理性选择生活，这是从思想上解放女性。这些都成为女性进入现代性视域的重要表征。女性不但拥有亲历现代性的体验，而且自身的生存标尺也因为启蒙而发生改变，尤其重要的是性别结构发生松动和改变——从附属和屈从过渡到独立和平等。

理性是启蒙运动用以代替上帝，作为价值之源批判现存事物的标准，对人的重释和对世界的理解依靠科学理性。理性是挑战传统神学的，是给予人类的最高的肯定，用科学理性来祛除世界的迷魅，进一步彰显人在世界中的价值。利用日常生活的科学化来祛除传统生活中的诸多迷魅，在现代性体验中实现生活世界的转型，是《妇女杂志》隐藏的意图。“现代性，标明的远远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思想转型，而是整个生活方式或生活世界的转型。它涉及的不仅有思想或认识而且有更为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规范、心理模式和审美表现等。”31启蒙话语引发了社会生活的革新与重建，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观念的变化，而新的社会观念的出现又引起社会的新变化。作为处在千古变局中的女性，必然会随着整个历史理性和历史逻辑的演进脉络而遭遇到现代性的挑战。从身体到精神，从家庭到社会，女性的生存时空和生活方式都遭遇到了现代性的拆解，这也建构了“新女性”这一理想的女性形象。

现代性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又具有价值诉求和规范意味。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断裂，更是激变和渐变相对应的过程。现代性谋求与过去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这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生动的体现。女性在性别文化结构中具有沉重的历史惰性，这成为现代性对于传统批判的切入点。“1919年，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开宗明义即点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该文稍后继续罗列了三个特定的任务，并在下述的评判精神指引下加以实践：首先是‘研究问题’。中国有很多具体的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学的等等——皆需要我们立即关切。必须评判地研究它们，才能找出解决之道。其次，乃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它们不但满足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而且在他们找寻中国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的过程中，提供给他们理论引导……”32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女性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批判和研究她们并寻找问题解决之道，以期建立新型的性别关系。在一个多元复杂的历史变动时期，文化选择的多源性、价值立场的多变性，给了传媒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女性，也成为不同选择立场中的样本，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以适应选择的需要。

二　晚清到民初的女性思想图谱

身处“千古变局”中的女性，在晚清到民初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构筑了自身的演进脉络和思想图谱。“历史本身就是事件，因为，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本身。离开了事件，历史只能成为被理性抽象演绎的历史。作为事件的历史才是鲜活的曾被体验或正被体验着的历史。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正是建立在一个个历史事件之上。”33女性思想地图的形成需要在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它的脉络，晚清到民初的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女性自身的演进的重要参照。

在戊戌变法（维新改良）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女性首先被维新知识分子阐释和改造，成为“强国保种”的重要承担者，开始进入对国家改造的重要范畴。以“废缠足”为始的女性身体的解放，改变了传统女性既成的生命轨迹，女性从家庭开始逐渐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中；“兴女学”成为女性启智的重要途径。“废缠足”和“兴女学”分别从“身”、“心”两个方面松动了女性对自身的固有认识。这是戊戌变法之前和变法过程中，女性解放方面取得的实绩。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话语召唤女性成为“女豪杰”，“勿以贤妻良母为主义，当与女英雄豪杰为目的”。在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中，他在“新潮之蠢动时代”里，以“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分期的标志。辛亥革命以前，出洋留学、为革命而牺牲，以及为恋爱而牺牲的女性成为“新潮蠢动”的表征。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家庭很难接受这些革命女性，一些革命女性或者背叛革命，或者堕落，有的甚至选择自杀，革命并没有许给女性一个“想见”的未来。女性在革命和救亡需要的时候担当和男子一样的分量，但是胜利之后，并没有得到两性共同创造的成果。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孙中山南京政府参议院颁布的《临时约法》并没有男女平等的规定。同盟会唐群英等人先后上书总统孙文，要求在《临时约法》“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中添上“男女”，据说在参议院敷衍之后，和参议院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最终经总统调停才得以平息。不过此后，“女子参政运动就同瀑布流于平地，打击了个漩涡后，再也掀不起风鼓不起浪了……这正暴露了维新十几年来女权运动的短处——浅薄、无实力、不彻底！但是它的贡献，至少可以使世人知道中国女子不再是从前那样驯服的了，这在妇女生活史上，实在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34。正是女权运动的陷落和低迷，使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所提供的依靠家庭帮助女性“生利”的方式，以及对女性文明生活的指导，成为辛亥革命之后女性追求解放遭到挫败时的务实选择和有效引导，这不仅符合当时社会环境中的指导思想，也是稳定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的深层决裂。以《新青年》为阵地，女性解放的问题再次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从对“贞操”的批判到“娜拉的出走”，再次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新女性”成为女性的理想的“想象”，“娜拉”成为重要的精神偶像。新文化运动回落之后，鲁迅认为，出走的娜拉不是回家就是堕落，觉醒之“惑”再次使女性感到无望。女作家陈学昭1923年在上海《时报》发表了《我所理想的新女性》，“新女性是有思想有追求，具有谋生一技之长的新一代，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很具时尚，与传统家庭妇女有着明显的角色差异。她们是社会进步中女性逐渐获得种种权利的受益者，体现女性自尊、自立的精神，是时代的产物。”35这是一个理想的“新女性”，而现实中，这个“新女性”层叠着各种矛盾，遭遇着“伤”和“殇”。

本书在勾勒晚清到民初女性思想地图的时候，基本上遵循了以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来勾连女性思想转型的脉线。在这个思想脉络中，女性的思想地图始终纠结着两个伴生的矛盾：想象和焦虑。想象和焦虑只是“浮出地表”的特征，在这个地表之下潜藏着巨大力量的制衡和角斗，即男性/女性、西方/中国、传统/现代、民族危机/自我拯救、家/国、自我/他者之间互相对峙的多重矛盾。

在巨大的文化网络中，女性作为一个连接点，不断地遭遇着各种力量的冲击，使整个文化结构发生形变，在历史意志作用下，不断地演进。正是有着这样一个女性地图的存在，《妇女杂志》中始终呈现出一种混音的特征，一方面是男性和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女性的理想预期，另一方面是在男性知识分子启蒙之下，女性自身的个体意识觉醒。男性书写与女性应和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偏差，同时也在不断修正女性的选择。

跌宕起伏的女性觉醒和自立之路，显得那么漫长和荆棘丛生。只有将《妇女杂志》置于这样的女性思想地图中，才能呈现杂志中的女性精神、生命、心理、生活层面的背景，才能显出《妇女杂志》的时代特征及历史意义。君平在《告读本周刊者》一文中说，“压伏在数千年，‘无才是德’……忽地十数年间，轩然醒觉，还我自由！可是久被束缚的，一旦去其绳结，虽能意志活动，起坐自如，但久受不规则的压缚，忽地弛禁，或不免反动的失当，措置的乖方，所以历年来妇女奔走社会，服务而徒劳无效的，也许和这理由有点关系吧！”36《妇女杂志》通过17年的变迁，呈现出女性命题在历史中的不断流转。

 三　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传媒的视角

大众媒介将女性从私人领域带入“公共空间”。本书在这里使用了“公共空间”这个词，是指女性已经走出闺阁，进入公众领域，成为公共活动中的参与者，也成为报刊媒介表现的主体。这里的“公共空间”带有汉娜·阿伦特对“公共”的理解意味，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广泛的公开性”。37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时曾经引用西人的话说：“报刊是‘国家之耳目，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女报是进入女性生活启蒙女性的重要途径。“一批主要以女性读者为对象的报刊应运而生，在近代报界别具一格，引人注目。近代报刊原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由传教士开始操办，到中国文人士大夫接续自办，早期主持人都是男性……而女报的产生，才是女性独立意识反映于报界的标志。”38晚清以及民初的很多女报，虽然仍是“小众”的，但却是女性启蒙的重要实绩。

1898—1918年出版的妇女报刊，已知的有五十余种，其中辛亥革命前创刊的有二十余种，比如《女学报》《女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从晚清到民初的二十年时间里，女报命运多舛，由于受资金、发行等限制，很多如昙花一现，但是女报中的“这些妇女文学作品，以其细腻的笔触，形象的描绘，表现出妇女的命运、抗争、苦闷与思索，其意义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尤其是具有妇女学、社会学的认识价值，弥可注意”39。在各种妇女报刊中，女报内容大体如下：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等。随着女性思想地图的不断变线，女性刊物中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偏重于“妇女思想修养、恋爱与婚姻的进行与抉择，再婚与再嫁的参谋，家庭关系的处理，夫妇感情的维系，妇女生理与保健，节制生育的理论与技术，性教育的实施，婴儿哺育，子女教育乃至妇女衣饰、化妆美容以及缝纫，烹调，家庭陈设布置的方法之类，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初视之，或不可免琐，其实恰能给予妇女读者具体的帮助与指导，亦借而可以宣传新观念，新思想，培养新作风，新生活方式，实未可厚非，其对于吸引读者，扩大报刊销路，意图，也是明显可见的，以故，这类所谓‘软性内容’向受青睐”40。保持日常生活世界的细碎和通俗以及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始终是《妇女杂志》重要的特色。夏晓虹认为：“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已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由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41印刷媒体形成女性话语空间，创造出新的读者群，并以此开启女性智识，女性从身体和精神的启蒙进入到“人”的发现中，这在《妇女杂志》《妇女周报》以及其他报刊等女性栏目中显现出来。“许多传播形式在晚清以前未必没有类似者存在……因此这里的‘新’并非是指在传播内容与形式上的与所谓‘传统’之间的断裂，而是指在新旧混杂当中，传播媒体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地位的新变动。其中当然有延续与继承的部分。”42从晚清到民初，印刷技术、出版机构、社会关系和文化变迁等对《妇女杂志》的出版发行以及对女性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人生诉求、主体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混杂着新旧过渡以及各种思想意识的轮换，这使杂志中的女性话语乃至性别空间构建呈现阶段性的变化。“《妇女杂志》在过去的十年间，对于妇女解放思想的改革，知识的启发，趣味的增加，曾经尽过极大的劳力，尝过不少的艰苦。务使《妇女杂志》完全成为浅易平近的软性读物，适合人人的趣味，不为少数人所专有，如有欠缺的地方，仍请读者随时赐教，力求改良。”（《妇女杂志》，1925年1月1日）“所谓的‘不同’或‘变迁’并不意味着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差别，更常见的情形是新中杂旧、或旧里掺新。”43

媒介也构建了一个“二万万女性同胞”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社会心理学上的“现实”，成为认同的开始。所谓“认同”，是指个人因拥有相近的取向和目标，从而产生了认同感，构成群体的内在聚集力。由于女性个体容易陷入湮没和孤立的状态，不同群体的诞生和聚合，为个体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点。“书籍对‘人类有心理和社会的影响，改变了以前的文化边界和模式’，‘印刷文化能容纳一切东西，使一切东西各就其位。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匹敌’。”44报纸、杂志等媒介通过对阅读者的潜在和直接的影响，使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结构也因此松动，为建立两性平等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女性会依据媒介中呈现的女性生活图景思考自身的生存处境和生活状态，男性也会因此反思两性之间的关系构成。《妇女杂志》恰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有了不可被遗忘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