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马来西亚是个多语社会，其中华人社会的语言状况更是复杂。马来语和英语是华人与异族交际时常用的语言（Asmah Haji Omar，1982），而华语、英语、区域方言和籍贯方言45则是华社内部经常使用的语言。其中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国语，也是唯一的官方语言，而英语是商业语言、工作语言（有一小部分的华人以英语为母语），在华社内部这两种语言主要是华社对外使用的语言，使用率并不是很高；而华语和方言则是华社内部经常使用的语言。

马来西亚华语是汉语的一种域外变体（郭熙，2003），其语音、词汇都呈现与中国普通话不同的特点，而与新加坡华语较相似。这里所说的方言，有些学者倾向于使用“地域变体”一词（徐大明，1997；陈松岑，1999），有的学者则使用“地域方言”一词（郭熙，1999）。而马来西亚的情况较为特殊，众多的华语方言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社会方言变体，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的地域方言变体已经成为不同言语社团的标志之一，例如吉隆坡的客家话是客家人这一言语社区的标志。陈松岑（1999: 65）曾以新加坡华社为例，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域方言不仅可能成为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共同语，甚至能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族际共同语”。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马来西亚华社，例如槟城的福建话是槟城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共同语，客家人与福建人交际时一定使用福建话，甚至马来人和印度人也会说福建话，我们说福建话是槟城的区域方言。因此，马来西亚的方言已不是单纯的地域方言变体，其社会功能已发生了转变，从性质上更接近于社会方言变体，所以我们还是笼统地称其为方言。

马来西亚社会中所存在的诸语言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就华社内部而言，语言竞争主要体现为华语与方言的竞争，尤其是华语与区域方言的竞争，这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当然，近年来随着政府对英语的重视程度提高，英语与华语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个课题留待以后讨论。

邹嘉彦、游汝杰（2001:221）认为语言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的使用功能竞争；二是语言的使用领域的竞争；三是语言结构的借贷关系。而语言竞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具体语言所代表的政治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经济竞争力、人口竞争力与文字竞争力。Sau-LimTsang （1985）在分析美国彻丽坞（Cheerywood）华人社区的语言状况时，认为一些社会因素如移民政策的改变、社会运动（如人权运动等）的兴起以及一些内在因素（如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等）都会影响该社区的语言变迁。就马来西亚华社的情况而言，华语与方言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使用功能与使用领域的竞争，二者之间互相借用词汇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也是导致马来西亚华语产生的因素之一。华语的竞争优势因素有文化因素（华人文化圈的影响）、教育因素（华文小学的教学媒介语）、文字因素（汉字）以及大众传播因素（传媒用语之一）；而方言的优势竞争因素有情感因素（对族群的归属与忠诚）、域外方言的支持（如广东话也是香港和其他地区华人的母语）以及大众传播的支持（如广东话）。

对于马来西亚华社语言状况的研究大多是宏观描述，如李如龙 （2000）、杨贵谊（2000）、邹嘉彦和游汝杰（2001）、王晓梅（2001）；也有定点研究，如郭熙（2003）对槟城语言生活的介绍；还有针对家庭的个案研究，如Karen Kow Yip Cheng（2003）对异族通婚家庭五代人的语言维持与语言转移的研究；Asmah Haji Omar（1982）和Lee Lam Hing & Tam Chee-Beng（2000）在他们的专著中也对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做了简略的介绍。本文重点讨论华社所使用的两种主要语言变体，即华语与方言（主要是福建话、客家话和广东话三大方言），研究范围限于西马地区（即马来半岛）的华社。近年来华社有关华语与方言的语言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各地区华语、方言使用功能的差异、华人对华语和方言态度的差异以及近年来的语言转移现象。而马来西亚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规划华社的语言，因此希望通过这次的讨论能够深入了解西马华社的语言状况，分析华语与方言在当今华社的地位及发展趋向，为将来的语言规划提供一些参考数据。

以下的内容分作调查方法简介、华语与方言在使用功能上的竞争、华语与方言使用领域的竞争、华语与方言的语码夹杂、语言态度与语言竞争、语言竞争与语言转移五方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