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袁宏《后汉纪》十：

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

三国时的佛经翻译家支谦亦名越，字恭明。其家世，《祐录》《高僧传》所记颇有不同。或谓本月支人，或谓本大月支人。其父或祖于汉灵帝之世来到中国。支谦“生于汉土”，又翻译了佛经，各书所说则是相同的。《高僧传》一《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

《祐录》十三《支谦传》：

越以大教虽行，而经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华戎之语，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

在支谦之前，佛学和佛教翻译大师安清，字世高，安息王正后之子，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来到京师洛阳。《高僧传》一《安清传》：

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

“汉语、汉文”，也可以称为“汉言”或“华言”。不过“汉语”和“汉文”是语文的名称，而“汉言”或“华言”是对“汉语”的一种称述。后来还有称述为“夏言”的，例如《周书》四一《异域传百济传》：

王姓夫余氏，号於陆罗瑕，民呼为鞬吉支，夏言并王也。妻号於陆，夏言妃也。

“夏言”就是华夏之言，就是汉语。从历史上看，常用的还是“汉语”。《世说新语·言语》：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刘孝标《注》引《高坐别传》：

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传云国王子，以国让弟，遂为沙门。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

这一点，《祐录》十三《尸梨蜜传》、《高僧传》一《帛尸梨蜜传》与《注》引《高坐别传》略同。郑奠先生在《汉语词汇史随笔》一文中说：“‘汉语’这个词的意义，最初指的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高坐道人虽然是在晋永嘉中始到中国的，所以还是可以说他“不作汉语”。也正是因为他于晋永嘉中始到中国，所以又说他“不学晋语”。晋语，就是晋代的汉语。汉语和晋语的意思固然是共通的，可是又有不同。不同在于晋语限于晋代的汉语，而汉语却不限于汉代。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鸠摩罗什之学历》一节有一个按语说：“按丽本《祐录》传云：‘鸠摩罗什，齐言童寿。’此传原作于南齐之世也。”晋语限于晋，齐言限于齐，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不能超越。

郑奠先生又说：“以朝代的名称称它一代的语言，不止‘汉语’，在‘汉语’以前，有称‘秦语’的。”举的例子是《后汉书·东夷传》：“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觞为行酒，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接下去还说：“译语里也有称‘秦言’的，‘言’字可作动词解，义微别。”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晋《肇论》下：“经称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者，秦言无为，亦名灭度。”二是宋《翻译名义集》十三：“波陀秦言句，句谓句逗。”紧接着就说“汉代之后，有称‘晋语’的”。这是把《后汉书》里的“秦语”和《肇论》《翻译名义集》里的“秦言”当成一回事，认为都是“‘汉语’以前”的了。“秦语”在“汉语”以前，是不错的。《后汉书·东夷传》关于秦语一段，郑先生的引文不全，因而不容易看出时间的先后。现在补全重引如下：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 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后汉书》里记叙的“秦之亡人”“有似秦语”当然在汉代之前了。可是《肇论》和《翻译名义集》里的“秦言”，不能在汉代之前，只能在汉代之后。

《肇论》是僧肇（公元384年—414年）的论文集。僧肇所处的时代正当历史上的后秦。《开元释教录》四：

秦姚氏。起姚苌白雀元年甲申（公元384年）至姚泓永和三年丁巳（公元417年）。

《辞海》说僧肇是“后秦高僧”，《高僧传》六有《僧肇传》。《传》里也记有上引《肇论》里的话：

乃著《涅槃无名论》，其辞曰：经称有余无余涅槃。涅槃者，秦言无为，亦名灭度。

不言而喻，“秦言”的“秦”，不是汉代之前的秦，而是汉代之后僧肇生活的时代—后秦之世的秦。

《翻译名义集》里的“秦言”跟《肇论》里的“秦言”完全相同；只要把《翻译名义集》五的文字多引几句就可以证明：

波陀，秦言句，句谓句逗。逗，止也，住也。《大论》云：天竺语法，众字和合成语，众语和合成句。如菩为一字，提为一字，是二，不合则无语，若和合名为菩提。《大乘入楞伽》云：句身者谓能显义，决定究竟。《成唯识论》云：句诠差别，如名为眼，即诠自性，若言佛言天眼，乃显句诠差别也。

《大论》是《大智度论》的简称。《大智度论》是后秦高僧、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公元343或344年—413年）翻译的佛经。鸠摩罗什生于龟兹，本天竺人。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来到长安。弘始四年（公元402年）夏天开始翻译《大智度论》，弘始七年（公元40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翻译完毕。鸠摩罗什的弟子、翻译的得力助手僧叡在《大智释论序》（《祐录》十）中说到翻译《大智度论》的情形：

法师（指鸠摩罗什）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法师于秦语大格。

《祐录》八僧叡《大品经序》又说到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的情形：

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法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

这“秦语、秦言”的“秦”，指的当然是后秦。《翻译名义集》一：

梵语多陀阿加陀，亦云闼阿竭，后秦翻为如来。

已经说明“后秦”，可见“秦言”的时代是确定的，不能有任何别的解释。如此看来，要确定词语或名称的时代，好像并不困难，实际上可又真不容易。郑奠先生说：“唐代以下，称‘华语’‘华言’的都有。”举的例子是唐、宋、明等朝代的著作。但是唐代以上就有“华语”“华言”。“华言”已见前引《高僧传》一《安清传》。“华语”见《祐录》十三《安世高传》：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政后之太子也……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世高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语。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

《祐录》，梁僧祐撰，《高僧传》，梁慧皎撰；梁在唐前，因此不能说“唐代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