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华语”的命名及其在海外的复兴

语言的命名方式历来没有统一标准。有以民族命名的，也有以国家命名的，随情况而变化。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也可能用同样的语言，国家也是如此。汉语的得名就是因为它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郑敏，1998 ） 。清代，满语也被称为清语、国语，许多文献都有这方面的记录。乾隆皇帝就曾经钦定《旧清语》和《新清语》。《榆巢杂识》下卷有这样的记载：

每岁经筵进讲，例春、秋仲月举行。近以秋狝木兰，惟行于春仲。凡进讲先书次经，书与经各先清次汉。每讲官一巡毕，即发御论一通，则以清、汉语分讲。

这大概是较早的用双语做讲座的实例了。《清史稿·志八十六》也记载：

满官不射布靶、不谙清语者，均不得膺上考。

现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仍然普遍存在。例如，朝鲜和韩国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时使用“朝鲜语”和“韩国语”两个名称。更有意思的是现在既有《汉朝词典》，也有《中韩词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的都是马来语，但在后一个国家，它的名称是印尼语。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就会把它们当成不同的语言。因此，在今天的社会里，“华语”和“汉语”并用是很自然的。

“华语”这个名称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早。刘知几《史通·通释·言语第二十》：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

《隋书》卷三十二：

又去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

西赢百里至咀逻私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

“华语”一词民国时代仍在使用。老舍曾这样写道：

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在偶尔练习一点翻译的时候，特别使我痛苦：找不着适当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毁了啊！我鄙视我的北平话了！

后来，稍稍学了一点拉丁及法文，我就更爱英文，也就翻回头来更爱华语了，因为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较，才知道英文的简单正是语言的进步，而不是退化；那么以华语和英语比较，华语的惊人的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的进步。22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国语”被“普通话”所取代，“华语”虽然还见诸词典，一些场合作为简称还在使用，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俄华词典》、《英华大词典》，但总的情况是日渐式微。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对180万字现代汉语语料的统计结果中，我们没有找到“华语”一词。以至于到了本世纪，当一些网友在某网站的BBS上提议用“华语”一词的时候，还有学者愤然指责。

而海峡的对岸，继续使用“国语”，“华语”也同样受到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代国语大辞典》（百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7月第二版）、《大辞典》（三民书局，1985年8月初版）这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均未收“华语”一词。

然而，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语”在世界上的另一些地方一下子活跃起来。“华语”何时在海外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高频词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自从独立后用“华语”代替“国语”、用“华文”代替“国文”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张从兴（2003）回顾了“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出现的历史，认为中国自从进入民国以后，基本上已不用“华人”这个词。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当中，却仍然在使用它，并在50年代赋予它新的含义。它源于华侨在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后的族群名称选择。这一结论对我们认识“华语”在海外的新兴是有启发的。因为华人既然成了族群，就有了“华族”，也就有了“华语”。因此，汪惠迪（1999）给华语下的定义是：

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

有必要谈及“华族”这个词。国内现有词典均无族群意义上的“华族”一词，中国台湾“教育部”重修《国语辞典》（1998）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简称”。而其“中华民族”下面的解释是：

构成中华民国各民族的总称。依体形、语系、宗教信仰等因素，约可分为十五系、五十多族，而以汉族为主干。经过几千年血缘、文化、思想等的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亦称为汉族、华族。

“华族”的这一解释我们没有得到文献的证实。曾长期在新加坡从事华语研究的汪惠迪从另外的角度解释了“华族”：

东南亚国家华人指自己所属的民族。

作者还特意加了说明：

在新加坡，“华族”是跟马来族、印度族或欧亚裔相对而言的，它和“汉族”不是同一概念。新加坡人在提到自己的民族类别时，不用汉族。据新加坡学者崔贵强先生研究，战后初期，一篇题为《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的署名文章（作者：屈哲夫）首次提出“华族”这个概念，作者认为应当用“华族”来替代“华侨”。

显然，汪惠迪、张从兴的论述是一致的，也是可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语”在海外的得名还是源于民族。它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些地方逐步社会化的。卢绍昌指出，“华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独立运动期间产生的新名词，流行起来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汪惠迪，1985）。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后来“华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华”字头词语，除“华人、华语、华族”外，又如“华社、华乐、华校、华小、华文、华教、华青等”。王慷鼎曾比较了“国字头辞汇”“侨字头辞汇”及“华字头辞汇”在1945—1959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和《中兴日报》的12094篇社论标题中的分布，从他的列表中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曾经大量使用“华字头辞汇”，到了1955年后却大量减少。我们认为这种减少应该是短时间的，因为当时“华”字头减少是因为“华”就是“中国”。按照我们的分析，随着“华”后来在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华”字头的复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台湾《国语日报辞典》（何容，1974）对“华语”的解释是：“外国人称我国的语言。”台湾《重编国语辞典》（1982）未收“华语”这个词条，但有“华文”条，解释是：“外国人称我国的文字。”国内学者谈到“华语”也就会想到新加坡，想到国外。周有光（1995 ）说：

汉语的共同语，大陆叫它“普通话”，台湾叫它“国语”，新加坡和国外华人叫它“华语”。这三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