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情感启蒙：现代政治的浪漫主义诉求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在能够意识到启蒙理性之限度的思想家当中，能够提出最具批判力度的理论的，便是卢梭和以休谟、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他们共同采取了“同情”这个切入点来矫正以理性作为道德判断之最高权威的启蒙观点，并主张以同情替代理性来作为启蒙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致力于以同情而不是理性来为大众启蒙的启蒙情感论者。虽然都致力于寻求理性的“完美替身”，但启蒙情感论者并没有一味否定理性精神并把它抛诸脑后。像启蒙大家庭中人见人爱的“好叔叔”——休谟，与启蒙理性论者甚至可以说相处得非常融洽。虽然休谟强调道德是被感觉到的，而不是经由理性分析获得的，但他并没有否认理性的重要性。他认为，理性是帮助人们发现真与假、联结因与果，并为人们正确地运用情感提供衡量标准的重要因素，它在人类动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ei亚当·斯密则把同情与理性视为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一对要素。如果说他的《国富论》是基于理性人的视角来分析国家经济的理想运行模式，那么，《道德情操论》则是从情感的，尤其是同情的角度切入来丰富人类个性的内涵，以一种基于情感的自然正义原则来引导和保障理性发挥积极的效用，来弥补人类理性之有限性产生的缺陷。他指出，正因为情感是正常人都具备、都能感受到的自然因素，同情就是一种符合自然正义的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即使是受到理性主导的自私动机驱使、努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们，也会将增加的利益部分以特定方式分配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即便他们的分享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出于情感的本能，但也“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ej。
如果说苏格兰启蒙思想脉络中的情感诉求尝试与启蒙理性相互妥协，那么卢梭以同情启蒙的论述进路，以丰富的想象力还原了同情的原始状态，似乎是在尝试摆脱理性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情结。这种浪漫主义情结，体现了卢梭作为一位“孤独之人”的苦难与抱负，是一种通往救赎之路的情结，也是一种创造出不需要依靠社会就能够勾勒出和平与繁衍景象的情结。ek要是把卢梭定位为以情感和想象力作为其政治理论之驱动力的浪漫主义者，那么他以同情来启蒙的诉求便体现出浪漫主义的固有特质：
第一，在浪漫主义思想脉络中，朴实自然的情感具有超越甚至改变事实的力量。在保守的、精于计算和分析的“理性”面前，激进的“同情”对于不平等的、充斥着苦难的现实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浪漫主义者把启蒙界定为“提出一种具有活力的世界历史来代替此前广泛传播的固有观念”的过程。el能够激发起人们澎湃思绪，并能够把这些思绪直接转化为行动的情感，显然比冷静、浅白的理性更具力量。因而，情感也成为人们打破旧观念、改变现状、创造具有活力的崭新历史观的最佳启蒙工具。而且卢梭认为：“怜悯心是纯粹的天性的运动，是先于思维的心灵的运动。”em这意味着同情能够独立于理性来发生作用。换言之，在浪漫主义的理念框架中，人们并不需要寻求启蒙的外在助力，仅凭天赋的、内嵌于原始人性的同情的力量就能够实现启蒙。情感与理性的二分在浪漫主义者眼里也就毫无必要。浪漫主义者认为，让理性与情感一直进行激烈的遭遇战，并使象征着教条的理性最终能够受到情感的全面主导，是实现启蒙的必要过程与应有结果。en
第二，以同情来启蒙的浪漫主义意味，体现在它所呈现的一种基于情感本能冲动的创造性奇思妙想。对于擅长凭借想象力来还原人类起源境况的卢梭而言，“人类历史就是想象性的重塑”eo。美德共和国的建立，也是卢梭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结果。同情的来源，正是对处于不幸之中的同伴的总体境况进行设身处地地想象，从而产生的感同身受。同情的想象动力，使它能够内在地为人们划定创造性奇思妙想的空间。但卢梭强调，这样的想象并不是毫无根据和毫无条理秩序的乱想或者随想，也不是运用夸张渲染等修辞术而形成的过度想象。这种想象是可以使“特定的、可欲求的真理从对不确定和神秘过去的想象性展现中进行传递”ep。但如果不对浪漫主义的想象做出必要的限定，不仅会出现卢梭所担心的——想象力使人们的欲望膨胀，以至于超过人们的能力范畴以及现实对欲望的满足底线，由此形成客观现实与主观期望之间的背反与张力，而且还如白璧德（Irving Babbitt）指出的那样，浪漫主义的情感想象有可能“为了寻求冒险而违背了正常的因果关系”eq。
第三，以同情来启蒙是卢梭驳斥启蒙理性后提出的一种替代方案，这一方案与浪漫主义对普遍性和现代性的反思与反抗，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卢梭认为，由理性发展出来的可完善性，虽然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却也是社会腐坏的根源。“人的可完善性、社会道德和种种潜在能力需要偶然的外因综合作用才能发展，他们在完善理性的同时也使人类败坏了；在使人变成合群的一个人时，也使人变成了一个邪恶的人。”er尤其当启蒙哲人们还要把理性作为现代政治社会的唯一权威与基础时，理性之于人类社会的负面作用就进一步加深了。浪漫主义同样不满人们把理性作为至高无上的教条来崇拜。如果说卢梭因为反对启蒙理性而具有了浪漫主义的气质，那么其实浪漫主义在对待启蒙运动的态度上，要比卢梭更为激进。更确切地说，浪漫主义是反对整个启蒙运动的——“启蒙主义的整套理念正在扼杀人们的活力，以一种苍白的东西替代了人们创造的热情，替代了整个丰富的感官世界。”es伴随着启蒙思想百家争鸣而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更坚定了欧洲浪漫主义者反对启蒙运动的决心。他们认为，嗜血的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就是以理性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及其现代性诉求所导致的。于是，被认为是理性的相对物的情感，就成为浪漫主义驳斥启蒙运动试图使理性高于道德、高于宗教、高于一切理念的有力武器，也成为浪漫主义帮助人们寻求宗教慰藉、形成内心虔敬并最终实现个人救赎的重要寄托。卢梭以同情来启蒙是对社会文明的想象性重构。他设计出的关于现代政治社会的理想与理念框架，是以一种直白的方式来重塑人们的情感与道德基础。传统的浪漫主义者则是试图重新为现代社会注入中世纪黑暗时期的神秘因素，来激活其对人类精神的控制权。“这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正面反击，是对建立在非神秘性的认识论和逻辑推理之上的井然秩序的信念的反击。”et从这个意义上看，卢梭与浪漫主义者虽然重视情感的诉求一致，但实现诉求的进路显然有所不同。
第四，卢梭的启蒙同情之所以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还在于同情蕴含着道德的特质。伯林指出，浪漫主义革命是一场在道德领域进行的全新的动荡变革。eu浪漫主义的道德诉求是通过展现一种为真理、信念与信仰而殉道的坚定决心来表达的。其目的在于颠覆启蒙运动把理性与宗教及其具备的道德化情感区分开来，并使理性凌驾于宗教与道德的观念。浪漫主义者与休谟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虽然对情感的道德特质有着同样的重视，但由于对待理性的态度迥异，因而他们的价值立场也完全不同。休谟认为，情感是道德感的基础，但他不否认理性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理性来修正情感，把这视为合宜道德情感形成的重要前提。ev浪漫主义则竭尽全力与理性，以及理性所代表的所有在他们看来十分呆板、无趣、过于强调利益得失和实际效用的事物与观念撇清界限。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正是理性使人们失去了敬畏之心，也失去了由敬畏之心衍生出的道德感。在宗教因素的影响下，浪漫主义的道德诉求具有神秘性，除此之外，还常常伴有文学化的忧郁与神经质特点。加上对理性的拒斥，这些因素的综合直接促使浪漫主义的道德诉求走向了非理性的一端。由此可见，当浪漫主义谴责为理性摇旗呐喊的启蒙运动，声称它需要为法国大革命负责时，殊不知，正是自身的道德诉求与对理性的拒斥相结合，为非理性的暴力革命提供了道德正当性。
卢梭提出以同情启蒙，同样是要打破理性与道德情感的二元划分，但他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拒斥理性。从这一点来看，把卢梭界定为浪漫主义之父就显得有些草率了。卢梭是苏格兰情感论者与欧洲浪漫主义者之间的协调人。一方面，卢梭认为情感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基础和纽带，同时也承认理性的重要性。但他否认休谟所说的需要以理性来矫正情感，而是相反，要以情感来矫正理性。“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而且正如前述，“对幸福的判断，是一件从理性的角度少于从感情的角度考虑的事情”。ew另一方面，卢梭对道德情感的重视，并没有把自己推向非理性的境地。他无不强调在重建现代道德社会的过程中理性的重要作用，而且认为经由情感矫正、道德化的理性是一种具有积极作用的必要因素——“让我们以新的知识来开导他的理性，以新的情操来炙暖他的心灵吧……有了强劲的灵魂和正直感，那为人类之敌就终于会放弃他的仇恨及其错误的，引他误入歧途的那个理性是会重新带他回到人道上来的……他就会变得善良、有德，明智……”ex卢梭思想与浪漫主义诉求在道德层面上的差异由此得以凸显。
要为卢梭的浪漫主义启蒙诉求追根溯源，就必须了解他身处的启蒙年代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在知识上追求精致、优雅的沙龙文化，是法国理性主义者们日常学术生活的精神写照。卢梭早年也心向往之，希望能够跻身学术圈中的上层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仿佛找到了与启蒙哲人们共同关注的核心价值——美德。但是对于卢梭来说，“改革的含义远远超过对于美德的欣赏”，他“虽然已经和这些典型的哲学家接触过，并受到他们深刻的影响，但是他不能接受他们那种轻松愉快的自由改革”。ey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来宣泄他的英雄主义情怀，来满足他的孤傲感和保护弱者、与不公正抗争的欲望。显然，被理性精致修饰过的“理智”与“智慧”，难以满足卢梭的要求。只有更接近自然的、不加任何矫饰的同情情感，才能成为彻底的社会改革的真正动力。追求在痛苦中获得涅槃的愉悦，期待在摧毁后得以重建的焕然一新的美感，正是卢梭以同情启蒙的浪漫主义诉求。在卢梭尝试以同情超越理性，并赋予同情以启蒙的重任时，就像是在提醒人们：以社会精英自居的哲人们其实并不适合作为启蒙改革浪潮的引领者，他们离普罗大众太远；而卢梭自己却不一样，他出身卑微，在上层社会中摸爬滚打过，又喜欢接近弱者。“世界上的弱者对他意味很多，他们是他力量的源泉……”，因此他“热爱那种保护弱者的正直情感”。ez更重要的
是，卢梭对弱者的认同提醒了他不要忘记自己真正的社会地位，不要忘记自己出身卑微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他觉得自己比启蒙哲人们更加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对于客居的法国社会，卢梭自认具有一种“陌生的外来者特有的清晰眼光”fa。渐渐地，不仅是卢梭，处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需要底层人民力量支持的改革派，都倾向于相信只有强调以同情将人们团结起来的浪漫主义式的改革举措，才能对不公平的、腐化的现行社会体制造成强有力的冲击。而相比之下，“温吞水”的启蒙理性，只能是精英们自娱自乐的玩物罢了。
事实上，如果不只是把卢梭的浪漫主义看作文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同时理解为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那么这种浪漫主义情结就不全如同它所声称的那样，摒弃现代理性主义原则，对现代性进行清算，而是与理性精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样的关联表现在：
首先，浪漫主义的启蒙诉求体现了一种以个人不受权力束缚为核心的自由意志理念。自由意志论比一般自由主义理论更强调个人权利在道德上的正当性以及免受任何干涉的个人自主性。浪漫主义诉诸一种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与自我释放（self-expression）的立场，与自由意志是内在一致的。而这样自主性以及自主性的正当性，必定蕴含着一个肯定人类理性能力的前提，即人们有能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fb其实，浪漫主义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强调人性之善、情感之美时所重视的自主能力，其实就是理性精神的内涵。而他们所痛恨蔑视的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只是被革命滥化的口号而已，毫无理性内涵可言。
其次，浪漫主义以接近自然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客观性。以自然作为人类生活与行动的标榜，使人们在浪漫主义的启蒙诉求中尽力摆脱各种不合理的束缚与偏见，努力呈现最合乎自然的人性状态。这种接近本真、接近原初之“善”的做法，某种程度上遵循的是关注人类自然平等的自然法则。而自然法则又必定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在卢梭所处的启蒙时代，随着苏格兰情感论者进一步发掘出理性概念的谬误，以自然法来解释国家合法性问题的方法论基础虽然已经趋于薄弱，但是自然法中所蕴含的理性与普遍性目标却没有因此被否定。卢梭在其重建政治社会的诉求当中，无不强调希望人们有意识地把自然情感之善延续到文明社会中来。这种“以正义代替本能”、扬自然之善避自然之恶的道德性的形成过程，事实上就是理性能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最后，浪漫主义的启蒙诉求反映出一种从情感上进行自我反省与自我完善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查尔斯·泰勒认为，这种真实性是浪漫主义在其起源时就具有的特性。“它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儿童，对超然合理性和不承认共同体纽带的原子主义持批判态度。”fc它也是人始终忠于自己内心的真实体验，而不盲从于外部压力的结果。这意味着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休谟的情感论将理性工具化并使之为感性服务的论证进路，体现的是以感性为基础的理性。这样的理性在政治浪漫派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施密特在界定德国政治浪漫派时就指出，他们的核心诉求就是要把国家的情感基础建立在公民个人内心对国家的情感体验上，由此形成一种以奉献、忠诚和责任感为核心的公民——国家情感纽带。卢梭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梦》与《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也是通过自我对话的方式来呈现出同样的、基于内心体验的真实性。人们也许会担心，这种注重自我内心情感体验的真实性会像政治浪漫派那样走向神秘主义的境地，这与关注他人价值的正义原则是不可调和的，但事实上，在一个包容差异从而重视以“对话”的形式来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自由政治共同体中，真实性与正义原则是可协调的。fd这就意味着，在浪漫主义的启蒙理念中实现一种兼顾自我与他人的理性诉求是完全可能的。
之所以有学者把卢梭视为现代浪漫主义之父，不仅是因为他随性创作的经历、多元化的写作体裁以及激昂澎湃的文风，也不仅因为卢梭为浪漫主义者打开了重视情感、美德与内心体验的理论大门，而且还因为在卢梭身上明确显现出现代浪漫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理解理性、对待理性与运用理性的奇怪态度。这样的态度，也隐含在卢梭的浪漫主义诉求与柏拉图主义的关联之中。fe卢梭的浪漫主义启蒙诉求强化了一种在想象力中以理性还原事物与建构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反对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唯物论与相对主义理性基础之上的理性能力，是旨在改变道德与政治社会基础的理性能力。说卢梭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正是因为他试图保持一贯以来的怀古作风，从被奉为西方政治思想绝对经典的柏拉图思想中汲取形而上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上的理性原则，来作为重建政治社会道德基础的依据。卢梭这么做显然有复兴17世纪唯理主义的先验理性诉求的企图。卢梭在其论述中所体现的接近自然、揭示人类的本真面目，以及“说出真相”、“还原事实”的意图，就是柏拉图主义先验理性的最佳写照。
与所有政治浪漫主义者一样，卢梭强调把内心情感作为政治责任之核心的启蒙诉求，尽管是在极力声称拒斥理性，事实上却没有撇开理性。而是以一种更加正统的面目和立场来捍卫自古希腊时期业已形成的、在17世纪欧洲大陆得以发扬光大的先验理性。虽然这样的理性早已在休谟的人性论与道德原理探究中被证明无效，但仍然无损卢梭和后继浪漫主义者对这种以情感为面纱的“正统的理性”的狂热信奉。以抽象观念来理性建构国家与政府的做法也因为法国大革命导致的恐怖专政而招致人们的普遍质疑。正如柏克所言：“法兰西在根本上不同于一切没有计划、依持习惯而存在的、人民及其他们复杂的追求浑然一体的政府。目前法兰西的政府是一擦即生的火花。它的设计是邪恶的，不道德的，不虔诚的，压迫性的；然而，却非常活泼，大胆，系统连贯，在原则上简单有着完美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个性不在他们的政府安排之中，国家重于一切。”ff
也许连卢梭自己都没有预想到，在他如同柏拉图那样尝试以先验理性，甚至超验理性的方式来描述与设计一幅浪漫唯美、激动人心的社会新画面时，付诸的却是情感的手段——这也是卢梭与启蒙理性论阵营被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而这往往会在现实中促成非理性的结果。从本质上看，非理性与理性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绝、相互对立的。非理性正是先验理性思维的激进形式，“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通常都是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再上层楼的结果，并且整个是靠理性思维来支撑的。”fg换言之，理性与情感在卢梭浪漫主义诉求中是不加区分地合而为一的。浪漫主义强调以内在情感（inner sentiment）作为政治责任之核心的“另类”理性政治路向，成为现代非理性政治的源头。但是，它对于现代政治的无效性也被20世纪的实践与理论证实了。
从实践上看，20世纪纳粹政治被认为是浪漫主义革命在德国发展至巅峰的结果。纳粹政治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宏大建构：简洁高效、整齐划一、饱含民族精神、注重政治美德。对于极为看重美感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而言，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政治典范。纳粹政治不仅追求政治美感，也强调以内在情感为核心的责任诉求，但这种对人类纯粹理性能力的极端重视却带来了种族屠杀、民族侵略战争的结果。随着希特勒的倒台，纳粹政治成为泯灭人性、盲目狂热、非理性的代名词，浪漫主义的革命之焰也逐渐火烬灰冷。同样，20世纪对纳粹政治的理论反思，也成为理论上证实浪漫主义中非理性因素的无效性的重要途径。无疑，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像在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中，浪漫主义所强调的解放式自由便是积极自由的核心内容。而伯林指出，这样的自由并不是政治自由的真正内涵，它只不过是以创造的名义把道德和政治目的、把特定生活方式强加于个人身上。像阿伦特从一种注重“行动”而主张无支配的共和式自由立场出发，认定极权主义无疑是一次认为人性可以被改造的人类理性能力的狂妄实验。它公然取消了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对特定人群进行毫无人道的集体标识、改造与屠杀，走上了一条空前的人性毁灭道路。正是浪漫主义及其产生直接影响的极权政治对现代性和人性的最终反叛，使得浪漫主义革命这场被以赛亚·伯林称为“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终究没有能够成为现代政治的主流观念。
说到底，无论是卢梭还是其他启蒙哲学家（康德除外），在理论上运用和剖析理性问题时，都没有专门区分唯理主义的先验理性和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也没有努力澄清自己主张和信奉的究竟是哪一种理性。这相应地使他们思想中与理性密切相关的情感问题容易招致误解，情感在政治思想史中也因此一直难以受到公正的对待，它为现代性政治提供合理性的积极作用常常被轻易忽视。无疑，卢梭著述所呈现出的充满激情的画面，使人们很容易把握他所要阐释的核心问题——情感，尤其是同情，是人类能够卸下现实社会中的伪装、找回最能体现真善美之人性光辉的核心要素，是使人们找到平等共通之处、改变不平等之社会现状的关键因素。但却也因为情感的画面如此丰富，以至于卢梭每一句关乎理性与情感之间联系的解释都显得微不足道。在卢梭的反对者眼里，他似乎总在为政治生活中的“感情用事”提供最佳辩护。在急于从卢梭思想中寻求行动指南的人们那里，卢梭对良知与理智的强调往往被湮没在改变现状的迫切诉求以及满怀希望的激动心情当中。当这样的启蒙诉求被付诸实践，尤其是被付诸需要快速见效的暴力革命实践时，要么卢梭政治思想中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固有联系，被为求目的而不计代价的“美好愿望”所割裂；要么情感中积极有效的作用被先验理性追求纯粹与完美的目的所遏制，成为制造狂热、暴力与恐怖的元素。于此，阿伦特对革命中的同情有着精到的见解：“当‘同情的热情’系于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的单一性似乎满足了同情的前提条件，而它的无限性同时又与纯粹情感的无限性遥相呼应时，对多数人的怜悯就容易与对一个人的同情相混淆。罗伯斯庇尔曾经将民族比作大海，其实正是无边苦海与从中产生的海一般的深情，同心协力地淹没了以自由立国的目标。”fh
当源于追求艺术之美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遭遇以残酷权力争夺为目标的现代政治，两者的结合不一定会带来唯美的结果。卢梭美好的政治理想，在涉及权益的保障与分配的现实政治中，并不一定会产生所谓的“神圣同盟”。以同情来启蒙的浪漫主义诉求，试图抢夺以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为原则的启蒙理性话语权，因此它必须发出更具力量感的革命号召。然而，正因为卢梭以同情启蒙的浪漫主义诉求遵循的是唯理主义的先验理性原则，这使得它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一样，更容易产生不稳定、不可控的政治结果。为了给予卢梭足够公正的对待，应当提炼出卢梭论述情感，尤其是论述同情之积极作用的理论精华，把它与更稳定的、更符合人性与现代性诉求的启蒙理性结合起来，使二者相得益彰。虽然与卢梭同时代的休谟，试图完成这项工作，但休谟对待理性的怀疑与悲观态度似乎成了他的理论推进的绊脚石。后来的康德虽然在哲学上搭建起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坚固桥梁，相对而言却在政治哲学理论范畴对此论述较少，不能不说是政治哲学史上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