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梭反对“启蒙理性”
卢梭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理性精神，他甚至强调理性精神对于人类心灵的发展十分重要。他说过，人们无论在哪都不应该惩罚理性或者说理。cv卢梭反对的其实是“启蒙理性”，即由启蒙哲人们（philosophes）建立起来的、作为一切判断之最高标准的理性权威。他认为，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来刻画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状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不是理性精神不对，而是人们把它用错了地方。卢梭对此表示非常愤慨——“我又无法设想整整一代人都一直想要扼杀全部天生的理性，要侵犯法律的全部条例，侵犯理性的全部规则。”cw
尽管看起来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处处充斥着推崇理性的声音，但启蒙理性中蕴含着的矛盾与张力，使它无论从内在还是外在来看，都不是和谐一致的。启蒙哲学家们采用不同的进路来剖析理性，为它赋予了多重解释。17世纪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早期启蒙哲学家为代表的技术理性主义，与18世纪以休谟为代表的、来自经验主义知识体系的实践理性主义，就因为对理性的歧见而产生了一种相互对峙的关系。cx
关于这两种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解读。卡西勒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精神与17世纪的理性主义截然不同。后者建基于先验论，强调一种作为知识、规则、真理甚至教条的理性。而18世纪的理性精神则是一种对事物与问题进行分析、推理的实证与逻辑的能力。cy以理性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其主要使命不只是获取和扩展具体的知识，而是确立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培养一种后天获得的分析问题与事物的能力。它强调的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是理性力量的运用过程。按照卡西勒的意思，关于特定问题的解释可以有多种答案，只要解答的方式与推导过程是理性的就足够了。这体现出18世纪的理性精神内在具有的宽容态度。与卡西勒不同，欧克肖特指出，17世纪的进步理性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步入现代政治之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主要是在法国）是17世纪理性主义的延续而不是变革。现代政治体系的理性原则也是由17世纪的理性主义演化而来的。“理性主义的政治是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的政治”cz。这种政治强调确定性的政治技术，而“确定的知识只能在一个空洞的头脑中产生，研究技术适于理智的清洗”da。因此，理性政治的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彻底革命。由此可见，最声嘶力竭地高呼理性精神的法国启蒙运动，最终只能以法国大革命来作为启蒙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上述欧克肖特“理性导致彻底革命”的说法。
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无论是被看作实践理性的确立，还是被看作技术理性的延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卢梭不仅断定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用错了地方，还明确指出了启蒙理性具有的局限。第一，启蒙理性所带来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拓展，而是怀疑精神的蔓延。db一方面，这种怀疑精神使人们对其本来的自然面目产生了怀疑，而倾向于相信哲学家们灌输给他们的、以知识和智慧为名的教条，倾向于追捧能为世界提供确定性的科学技术，从而对人性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因此，卢梭不断地强调自己的任务在于：了解并揭示人们本来的面目——“分辨出人的天性中，哪些是原有的东西，哪些是人为的东西，而且能很好地描绘现在已不复存在，而且过去也许根本就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的状态。”dc另一方面，卢梭并不认可启蒙思想家们的以下说法：理性的怀疑精神，能够把人们的心灵从对自然对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相反，卢梭强调，正是这样的怀疑精神使人类的社会情感变得衰弱，容易陷入信念迷失的困境。dd
第二，理性不是人类的天性，拥有理性不是人们自然而真实的原初面貌，因此，人们对理智之爱会弱于对其他自然事物之爱。尽管人们拥有获得理性的能力，但人们需要以理性来启蒙这个假设的成立，就意味着蒙昧而不是理性才是人类的原初状态。这几乎是启蒙运动中每一个阵营的思想家们所具有的共识。理性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一种天赋的人类能力。人不是天生的理性动物。它需要外部的力量如知识、经验等来促使其生成并发挥作用。但不可控的外部力量会造成理性的不稳定性。当人们缺乏必要的知识与经验时，理性就成了一种遥不可及之物。例如，卢梭提出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就是以理性的发展为特征的一种能力。“人的可完善性、社会道德和种种潜在能力需要的偶然外因，综合作用才能发展。它们在完善理性的同时也使人类败坏了；在使人变成合群的一个人时，也使人变成了一个邪恶的人。”de正是因为受到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几乎是无可限量的特殊能力，反倒成了人类一切痛苦和根源。”df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理性就体现出它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启蒙理性的诉求就是要使人们意识到每个个体都是自主的，自主的个体能够独立形成一种原子式的理性判断。dg另一方面，在不可控外部因素所导致的不稳定理性的前提下，人们又不必然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理性自主的个体。因此，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人们能够普遍地形成一种稳定的理性规则意识。事实上，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脉络中受到一种决定论态度的支持，即理性作为一种对人们的意志与行动起指引作用的力量，它是外在于人类的，而非来自于人类的天性。卢梭正是针对这种态度来批判启蒙理性的。他认为，人们过度依靠理性，就必然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必然失去过上自主而自然生活的可能。理性这种外在的力量，只适合用以建立一种人为的政治社会，而不适用于培养自然的习性与美德。这也是为什么卢梭在彰显其自然思想的论述中，一直强调自然情感作为内心的良知，是人们形成自由意志的主要动力，而在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论述中，他又以一种异常理性的姿态来建构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社会的原因。
第三，作为一种外在的决定力量，理性的不稳定性衍生出了它的脆弱性。由于理性不是自生自发的，它既可以通过外部力量生成，也可以瞬间被外部力量剥夺。也就是说，当既有的知识体系受到冲击、价值体系遭遇颠覆、生活遭遇挫折经历时，人们的理性观念体系也容易瞬间崩溃。所以，理性相对于情感这种人类的内在天性而言，就显得更加脆弱。理性可以被剥夺，而情感却不能。当理性遭遇意识形态，这种脆弱性会更加明显。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知识、教条为支撑，并依赖于政治经验的熟稔而加以塑造的强有力的观念力量。dh当脆弱的理性观念与强势的意识形态遭遇时，不仅容易被意识形态扭曲它本来的价值与内涵，还会被意识形态同化。当理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时，它所造成的恐怖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就把法国的启蒙运动界定为以理性的意识形态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她指出，理性的意识形态造就了那个时代对理性的狂热崇拜，这对于导致后来大革命及其后续恐怖统治，是负有部分责任的。di
彼得·盖伊在以评述性的文笔重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纷争时，指出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崇尚古典文明；第二，崇尚科学；第三，反对宗教迷信。dj18世纪启蒙运动崇尚以智慧和理性为精神诉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崇尚由笛卡尔、牛顿等人创立起来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及科学思维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破除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宗教魅惑、改变欧洲几百年来宗教占据国家统治地位的格局。这种意义上，启蒙理性还是免不了要承担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革命”责任。这样，启蒙理性也就具有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一切弊病。不过，假如不可避免地要把理性当做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那么这种在当时树立起自由平等的旗帜、力图营造一种宽容的政治氛围的理性精神，总比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专制意识形态要更加可取。正如所有承担改革重任的信念一样，启蒙理性也会陷入偏执的泥潭。但相对而言，理性本身所具有的中立、客观的内涵，使得它的偏执能够具有一定的可控性。
即便在启蒙运动的情感——理性之争中最不遗余力地捍卫情感立场的思想家们，都不反对理性精神的重要地位。就卢梭而言，他从来没有声明反对理性，反而呼吁人们在社会中应该拥有一种遵从内在良知的理性——“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就被赋予前此未有的道德性。唯有当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的时候，此前只知道关怀一己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dk
卢梭思想脉络中的理性与启蒙理性具有显著的区别。当然，卢梭自认是把理性用对了地方，需要努力纠正的是启蒙理性的谬误。
首先，卢梭的理性在不同语境中的性质是有区别的。一方面，卢梭认为，既存人类社会体制中的理性，包括人的可完善性、社会道德和人类种种潜在的能力，既使人类趋于完善，同时也使人类败坏了。dl另一方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建构起的道德理想国当中，能抵消人类本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理性，是使人得以“成为自己主人”的要素，是得以体现人类意志自由和行为之道德性的要素。它不仅有助于建立起美德社会，而且符合人性、符合“自然的目的”。dm而启蒙理性则是自17世纪理性主义兴起到18世纪理性精神盛行一脉相承的产物。它以科学的形式为人类生活带来突破性的成果，促使人类的创造力水平大幅提升。在启蒙理性论者的眼里，理性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益处之大，甚至可以使人们对它的负面影响忽略不计。“哲学家——历史学家们所肯定无疑的乃是，全部人类的经历都会证明理性和常识的正确性。”dn
卢梭和启蒙理性论者（以法国的启蒙哲人为主）对待理性的不同方式，促使现代政治大致分流为两种具有显著区别的发展进路。卢梭对理性的审视与区分，促成了一种在现实政治中拒斥实践理性却又尝试以超验的理性来为理想政治生活进行全方位设计的“拟乌托邦政治”。在拟乌托邦政治中，道德化的情感代替饱受诟病的理性，成为主导政治过程、化解现实矛盾、使政治共同体成员联合起来共同朝向理想社会目标迈进的重要工具。拟乌托邦政治并不过度采取不现实的形式来实现政治目标，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待人们，并采用人所熟悉的方法”，“能给予人以即将取得成功的感觉”。do而最为人所熟悉并最容易使人们从政治共同体发展与改革中获得感官刺激的，非“情感”莫属。“理性”在此便相形见绌了。以聚集情感资源作为政治共同体之基础与动力，是非理性政治的重要特征；而革命运动常常是快速聚集情感资源的重要途径。相比而言，启蒙理性论者对以科学为阐释方式的理性的推崇，催生出一种以专业化、程序化和保持价值中立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政治体制建构和发展路向。在这种理性政治路向中，情感仅仅作为人们观察自己“跟其他动物共同之处”的经验材料，来为政治体制的建构与发展提供参考因素，而不像使人们“超越其他动物之处”的理性那样，足以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dp在现代理性政治的建构与运行过程中，情感必须让位于理性。现代理性政治往往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宏伟的民族理想；它的建制以符合最基本之人性作为底线要求，而在此之后便在经验中以体现理性内涵的各种技术手段、制度化方式对政治体制进行逐步调整。现代官僚体制就是现代理性政治的典型特征，但它一直以来也饱受道德冷漠、非人性化的诟病。像阿伦特就对官僚体制所呈现出的“平庸之恶”发出了激烈的抨击。即便如此，也不妨碍理性政治成为现代政治的主流发展路向。正如柏林所评价，尽管18世纪理性论者的主要梦想，“即证明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按照力学的方式运动，所有的灾难都能通过适当的技术步骤而得到消除，在人类灵魂和肉体上都存在着工程师”被证明是“虚妄不实”的，但“这种理想与19世纪通过同样错误却在理智上和政治上更为不祥和和更具压迫性的论证而对它发动的攻击比较起来，却更少引人误入歧途。”dq
其次，卢梭十分注重阐明理性与情感的发生顺序，强调理性后发于情感，因此理性对人类之作用必须以情感为基础，政治共同体的最终归宿也应当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卢梭在谈论爱弥儿的教育时就指出，经验是先于人们进一步获得理性能力的教育。这些经验，也就是关于人类及其所处社会的“一般的知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甚至是在未达到有理智的年龄以前获得的”。dr毫无疑问，这些“经验”就是来自感官的经验，就是情感。在理性后发于情感这一点上，卢梭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休谟认为，“印象先于观念”。印象，指的就是“一切感觉、情感、情绪”；观念，则是“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即最初的理性。ds欧洲大陆的启蒙理性论者认可了休谟的研究成果，也同样强调感觉、情感作为人性之源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在延续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试图以牛顿主义的科学原则来使之优化。他们始终对情感和欲望怀有警惕和审慎的态度，理性的地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被大大提升了，目的之一就是用于“促进知性的发展”。dt
启蒙理性论者与卢梭之间的张力，似乎是古典斯多葛主义思想家试图以理性来冲击柏拉图奠立的以情感（eros）作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基础在现代启蒙年代的重演。对于卢梭而言，要认识、分析和完善人类社会，必须如柏拉图哲学主张“由表象到本质”的研究进路那样，强调回到原初、回到人性的源头——情感——来寻找线索与核心依据。du对于启蒙理性论者而言，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情感作为一种起点，它的作用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而现在与未来则属于更稳定、更有潜力、并且能激发出更多可能性的理性。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启蒙理性论者的政治主张较之于卢梭而言会更为激进，那就错了。由于以主张对政治体制进行持续矫正与规范的洛克与休谟式经验主义，和强调世界万物是由与有规律所主宰的牛顿主义为理论依据，启蒙理性论者倾向于在维护既有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主张对不完善的体制进行逐步改良。这实际上为现有体制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体现出一种相对消极的政治态度。dv而卢梭强调回到作为源头的情感所体现出的“复古”政治情结，不仅蕴含着返璞归真的政治理想，而且透露着对现实社会的几乎全盘否定。于是，卢梭的情感政治似乎必定会成为现代政治中极端保守的政治力量与政治理论的参照系。最为典型的就是被标识为“极右”的施特劳斯学派用以批判现代性的一系列政治理论。施特劳斯从卢梭的政治哲学中看到了“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信赖哲学或科学的无限进步，相信其成果的广布能推动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无限进步。”dw施特劳斯派以卢梭的政治哲学作为重回古典政治哲学的引子，批判以理性和进步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宣扬一种回到德性优先于自由的古典政治生活态度，并强调由具备最完美德性的“哲学王”式的精英来统治国家的正当性。可以说，施特劳斯学派在现代政治中夸张地渲染了卢梭思想中的柏拉图主义色彩。作为一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声名卓著的旗帜性人物，卢梭的“榜样人生”及其政治思想也成为众多施特劳斯学派学者极力引介并用以增强自身理论号召力的重要对象。
再次，卢梭试图在融合理性与情感、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上来探讨理性的问题。这对于以马基雅维里为开端的、把政治与道德严格区分开来的现代政治传统而言，也是一种叛逆的举措。在卢梭的眼中，理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只有理性才能教导我们认识善和恶。使我们喜善恨恶的良心，尽管它不依存于理性，但没有理性，良心就不能得到发展”；另一方面，理性让原始的自爱之心变成了虚荣和自私，让人们对身外世界与社会的了解及由此激发起来的欲望，远远超过了自身的能力和地位所能达到的程度——“理性不断发展到终于窒息天性的时候”dx。因此，不像启蒙理性论者所强调的那样，要以理性来克服情感的缺陷，卢梭反过来指出理性需要受到情感的约束，尤其是需要受到道德情感的约束。按照卢梭的观点，能够体现内心良知的情感，能够体现道德情感的社会意识与社会行为，才是理性未有偏离人性的体现。若任何社会行为与意识违背了道德情感的要求，即便积累了再多的知识、具有再审慎而明智的判断力，也不能看做理性精神的真正体现。在此意义上，人类在社会状态中发展起来的理性应当是为情感服务的。
就理性与道德之间关系的问题，英国的道德哲学家们（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为主）有着不同的论证思路。休谟认为，因为道德准则刺激的是情感，由此产生或者制止某种行为，因而情感必须成为确定道德准则之内容最根本的依据，而“理性自身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无力的”dy。因而，他得出结论，道德上的善恶之分不是依据理性而得来的，这与卢梭认为理性教人分辨善恶的观点是互为张力的。但是，这也不妨碍英国道德哲学家们强调理性与情感、政治与道德之结合的必要性，从而在建立美德共同体这一点上，与卢梭形成基本一致的立场——“理性和情感在几乎所有的道德规定和道德推论中都是共同发生作用的”，“道德情感虽然发源于可能乍看稍显微小或嫩弱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社会性的和普遍性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人类反对罪恶或混乱这一人类之共同敌人的联盟（party）”。dz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把英国的启蒙运动称为“美德的社会学”的原因。ea
相比之下，启蒙理性论者承接马基雅维里开创的进路，试图在严格区分政治与道德、理性与情感的基础上来凸显理性的重要价值。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要破除原来政教合一体制遗留下来的宗教偏执对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全方位影响。区分政治与道德、理性与情感，即是要把注重理性谋略、统治技艺与利益导向的政治，与强调原罪与赎罪、奉献与博爱之具有道德情感导向的宗教区分开来，并以对二者作用范畴的划定，作为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开端。其次，在厘清情感与理性之边界的基础上阐明理性的重要性，是为了凸显以科学原则为指导的理性所具有的专业性、客观性、精确性和标准化的内涵。主观的感性判断等情感所固有的不稳定特质因此得以从理性中有效排除。换言之，启蒙理性论者以区分政治与道德、理性与情感的方式，在现代启蒙背景之下为理性赋予全新的诠释，目的就是要凸显一种从程度与性质上皆与此前的体制变迁完全不同的变革进程，即凸显一种“现代性”政治的成型。然而，却正是因为启蒙理性论者对科学技术与确定性的过度依赖，反而使得本应呈现出更加丰富与多元之内涵的现代性，具有了排斥性并趋近单一化。这就导致了自18世纪启蒙运动形成的理性政治传统，被批评为过于尊崇技术知识和技术规则、只听从“政治科学家”建议、荒谬地相信政府只是“公共管理”、毫无经验与长远眼光的“书本政治”。eb
随着科学技术在当代世界的迅猛发展，狭隘地以科学技术手段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万能药，并错误地以此凸显理性政治传统的现代性特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自从政治科学的兴起逐步取代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地位，人们把运用科学技术误认为是研究现代政治唯一可靠的方法，从而导致一种研究误区的形成：倾向于依赖实证研究及相关的数据统计来使政治系统、政治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定量化，并以量化后建立起来的测量评估体系作为形成对现代政治的本质与过程之基本判断力的依据。ec对现代政治中情感因素的研究，也难免受到这种研究误区的影响。尤其在以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广泛影响下，加上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的推波助澜，情感研究愈加带有浓厚的生物学色彩，并充斥着大量的实证调查结果与临床实验数据，然而却逐渐疏于探讨如何以情感凸显政治中的正义、平等、自由等诸如此类的大问题。ed正如美国哲学家索罗门所抨击的那样，所谓的“情感科学”把情感从它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文主义语境中驱逐，并导致我们倾向于用化约主义的眼光来简单而粗糙地看待情感，这显然无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情感在现代政治生活的根本地位与重要作用。ee正如卢梭所言：“物理学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些感官的机械作用和形成，至于说到意志力或选择力以及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我们发现，在其中起作用的，纯粹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是不能用任何力学法则来解释的。”ef同样，“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这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的。”eg通过卢梭的政治哲学来呈现情感与现代政治的关系，目的就是要还原被理性所化约掉的、具有丰富而多元内涵的政治中的情感。以一种勇于面对而不是消极逃避的态度来接受情感所具有的“厚”的特质，在努力澄清而不是试图简化现代政治之复杂性的基础上，探寻一种真正显现人性光辉的情感规则，便是卢梭的政治哲学之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
正因如此，卢梭始终没有正面地宣扬理性精神，并一直把以情感为动力的良知置于理性之上。他尤其拒斥由启蒙哲人们所推崇的、充当一切判断的权威的启蒙理性，转而将启蒙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的天然情感——“对幸福的判断，是一件从理性的角度少于从感情的角度考虑的事情。”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