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笔记》《文始》中侧重点不同的同族词
《笔记》《文始》两书虽然都从《说文》出发，但两书性质不同。《笔记》是太炎讲授《说文》的课堂实录，《文始》是专门研究语源学理论的实践著作，所以虽然两书中都存在大量同族词实例，但侧重点却不尽相同。《文始》有自己的系统，每条都设立一个语根，然后从语根出发，义上按照变易、孳乳进行系联，音上按照《成均图》进行系联。而《笔记》不设语根，虽然也有一定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右文的系联上），但却是随着《说文》字头出现的顺序进行讲授，同时不仅局限于语源学，也包括经学、史学以及小学的其他方面。
（一）因为对核义素选取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语族
分析一组同族词的意义关系，核义素的选取往往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音近义通才能称作同族词，而所谓的“义通”就是在核义素相同的情况下进行词义的引申。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笔记》与《文始》对核义素的选取往往着眼点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语族，下举一例，即以“玄”（幺）为语根的同族词：
朱二：NB33C（一切隐曰NB33C）、幽（在山隐曰幽），其实一字。（NB33C部，169页）朱一：幽，本有黑暗意，故与黝相通。……玄，幽远。黑而有赤色者。黑色之玄当从玆。（NB33C部，170页）‖《说文》：“玄，幽远也。象幽而入覆之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玄字兼有县、牵之义，……孳乳为弦，……玄次对转支孳乳为繫、NB33E。……系又孳乳为NB33D，……NB33E又孳乳为纸，……亦得孳乳为繫。……幽远复引申之为黑而有赤色，犹幽衍为黝也，孳乳为玆，黑也。为袗，玄服也。（阳声真部乙，245页）
按：《笔记》《文始》从同一语根“玄”（幺）入手，却因为核义素选取的不同，从而得出不同的同族词。《笔记》以“黑暗不明”为核义素，故以“NB25E：幽：黝：玄：玆”为同族；《文始》提取了两组核义素：以“悬/牵”为核义素，故以“玄：縣：牵：繫：NB260：弦：NB25F：纸：系”为同族；以“黑暗不明”为核义素，故以“玄：幽：黝：玆：袗”为同族。
此例说明了同一语根可能系联出差别较大的语族，而差异的关键往往在于对核义素的提取。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二）《文始》以分析同族词为主，而《笔记》是全面地分析字头
因为性质的不同，所以《笔记》与《文始》的侧重点肯定不同，表现在具体方面即《文始》以分析同族词为主；而《笔记》则是全面地分析字头，包括经学、史学、小学、校勘等方面。下举一例，即以“賏”为语根的同族词：
朱一：賏，与婴同，颈饰也。（贝部，273页）朱二：缨。纮，不结者；缨，结者，皆冠络。（糸部，545页）朱二：缢，经也。段妄改为绞也。（糸部，550页）朱二：蚬，音转为磬。《礼记》“磬于甸人”，磬，缢死也。先有此字，音转为蚬，为缢虫。（虫部，553页）‖《说文》：“賏，颈饰也。从二贝。”……变易为婴，颈饰也。孳乳为缨，冠系也。……对转之孳乳为缢，经也。……旁转阳孳乳为鞅，颈靼也。鞅又变易为缰，马绁也。缢次对转寒于虫为蚬，缢女也。（阳声清部乙，270页）
按：《文始》以“賏：婴：缨：缢：鞅：缰：蚬”为同族，七字中《笔记》收五，为：賏、婴、缨、缢、蚬。按照《笔记》所言，我们可以系联出两组同族词：一为“賏：婴”，二为“蚬：磬”，后一组同族词可以补充《文始》。而关于“缨”和“缢”，《笔记》则不是从同族词的角度去进行分析的，在《笔记·糸部》中，太炎分析了缨、纮的异同，“缨，纮，不结者；缨，结者，皆冠络”；在同部“缢”字条中，太炎纠正了《段注》改《说文》“缢，经也”为“缢，绞也”注117的错误。而《文始》则系统系联了以“賏”为语根的同族词。讲授《说文》，关注同源，亦关注其他方面，如正字、分析异同、考证史料、纠正前人之说等等，都是《笔记》讨论的内容。如果说《文始》集中体现了章太炎的语源学理论以及在其理论指导下的语源学实践，那么《笔记》则更全面（但不如《文始》深入）地体现了章太炎的各种学术观点。
另外如以“NB261”为语根，《文始》系联出“NB261：乖：觭：觢：觤：咼：NB263：竵：錗：NB264：奇：踦：诖：误：NB262”为同族，而《笔记》系联的“NB261：诖”只占《文始》的一小部分，但《笔记》针对“NB261”的正字、方言、外国语上都有所涉及，因为篇幅原因，就不具体分析了。
（三）《笔记》与《文始》自相矛盾之处
在比较过程中，我们发现《笔记》与《文始》虽一脉相承，但偶尔也有自相矛盾之处，而这一类往往会被研究者所忽略。下谨举一例：
以“丁”为语根的同族词（因篇幅所限，只列出矛盾的地方）
朱二：丁，或云即今钉字……朾从丁，即敲丁也。引申为丁实，敲丁则最实也。变为
（丁），万物丁壮成实。象形也。”……丁为伐击之声，故变易为朾，撞也。（阳声清部乙，272页）
按：《笔记》与《文始》都认为丁、朾同族，然而《笔记》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孳乳，而《文始》则为变易。两者谁更合理，我们需要对“丁：朾”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比较。首先看形：变易、孳乳皆要求字与字的形不同，这一点丁、朾皆符合，但变易偏向于异体，而孳乳则不仅仅局限于此。所以在形上，“丁：朾”趋向于孳乳。再看音：虽然变易和孳乳都要求音同或音近，但是变易偏向于同，而孳乳偏向于近。丁上古端母耕部，朾上古定母（澄母归定）耕部，两者是音近而非音同。所以在音上，“丁：朾”亦趋向于孳乳。最后看义：丁的本义为钉子，朾的本义为以此物撞出彼物、撞击，这两者在本义上是不同的，但仔细分析是能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联系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同源，而丁、朾更多的是区别。所以在义上，“丁：朾”亦趋向于孳乳。通过以上分析，“丁：朾”的关系当为孳乳而不是变易，这说明《笔记》较之《文始》更为合理。虽然《文始》是一部系统的语源学理论与实践著作，而《笔记》只是章太炎讲授《说文》的课堂实录，但《文始》在分析字与字之间的变易、孳乳关系时也是会出差错的。其实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很多具体的系联中，变易与孳乳往往是很难明确区分的。但从另一方面也能说明《笔记》的科学性以及研究它的重要性。
（四）《笔记》多以右文为线索进行系联，《文始》多以声韵为 线索进行系联
同是对《说文》中的同族词进行系联，《笔记》与《文始》的方法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笔记》往往以右文为线索进行系联，这样的系联大多可信，但往往又会出现绝对化的问题。如：“凡从厷声字皆有深意”“凡从求声多有圆意”“凡从肖声字皆有小义”等。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分析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毋庸讳言其中存在绝对化的问题注118。当然，这是和《笔记》的性质有关，《笔记》为课堂实录，讲课往往随意性较强，严谨性较低。而太炎后来的语源学著作《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文始》等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问题。
如果说《笔记》在利用右文系联同族词方面表现出极端性，那么《文始》在利用韵转系联同族词方面亦表现出极端性。太炎为了避免右文说的极端性，最终选择摒弃右文说，通过因声求义来分析文字变易、孳乳之途径。他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陷入“无所不转”的沼泽。由右文作为线索进行系联，往往会囿于同一声符的形声字，而太炎在《文始》中以463个初文与准初文为语根，以语根之音义来进行同族词的系联，这样就可以脱离右文系联的弊端，于是他摒弃了右文学说。但是这样的摒弃是极端且可惜的，因为《说文》9353字中，有8000多的形声字，其来源最为明显，也最成系统，而这也是研究汉语（汉字）最为宝贵的财富。但是在《文始》中，太炎却基本放弃了形声系统，而转战通转的阵地。针对此，其弟子沈兼士也深感遗憾和疑惑：
章先生以后作《文始》，殆即动机于此。惟舍八千余形声字自然之途径，从廿三部成均图假定之学说，其方法复改弦更张矣。今《文始》全书取本声者，才及十一，将谓二十三部之通转，胜于声母与形声字自分化之为可信邪？注119
放着好好的体系不用，而以一个假定的学说（以《成均图》韵转理论为主）作为研究同族词的依据，显然是另起炉灶，大费周章。客观地说，《文始》中有的音转只有一两个例子（甚至没有直接的文献例子）作为支撑，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对此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中指出：“人们往往不满意于章氏的《成均图》，因为他无所不通，无所不转，近于取巧的办法。”注120其又在《清代古音学》中说：“章氏的成均图，是主观臆测的产物。韵部的次序和地位，都是以意为之的，因此，由成均图推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可靠的。”注121刘又辛在《“右文说”说》中更是直接指出：“《文始》中可信的部分还只是那些应用右文材料的地方。”注122虽然言之有过，但亦不无道理。
可见《笔记》与《文始》在系联同族词时各有利弊，如果在具体实践中能做到沈兼士所说的“诚能以右文为主，再辅之以章先生之说，纵横旁达，以求其流衍之势，则语言文字之变虽多歧路，庶亦可以无亡羊之虑”注123，兼取两者之长，那这样的同族词研究才是最为科学的。但这只是理想上研究语源学的方法，在具体实践时往往是无意识的顾此失彼。兼取众长，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