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自述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桐城县的一个山旮旯里，离县属乡镇青草格不远。只因世代集居的多是田姓，山里山外的人都把这里叫做田家老屋。

在老屋，我们这一房格外兴旺，祖父是三弟兄，父亲是五弟兄，到我这一辈又是五弟兄。祖父田仁和，清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生人，是个标准的中国农民，他身高一米八，体形松瘦，说起话来声如洪钟，走起路来脚底生风，七十岁时担百把斤南瓜走百十里山路如履平地，年近九旬头发也不见白，耳聪目明。平日上田间地头干活，他老爱哼个山歌，唱起来声若铜锣，余音经久不息。祖母田王氏，清光绪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生人，出身耕读之家，娘家的秀才举人指不胜屈。桐城人“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素有“耕读并重，砚田墨庄，人人知务”的乡风。祖母之所以嫁给祖父，许是看准他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

父亲田先贵。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生人，身为长子，他小小年纪就要帮家里上山打柴放牛。一次，他到青草格卖柴，用卖柴的钱买回了一头濒临气绝的牛犊，找人抬回家后，他从山上采来一把让人叫不出名的草药硬往牛嘴里塞，不几天，牛犊活过来了，一番精心饲养，羸弱的小牛日见膘情。小牛长大后，脾气不小，撒起野来，四蹄腾空，横冲直撞，势不可当。无奈，父亲只好将其牵到青草格的交易市场，想把它卖掉，牛出手时，父亲对买主说：“这畜牲不安分，你要当心点！”那人见这牛膘肥体壮，并不在意。谁知，父亲前脚到家，牛儿后脚就跟着回来了，准是乱蹦乱踢挣脱缰绳跑脱的。父亲看看天色已晚，便将牛牵进牛棚，打算第二天一早去集市找失主。可牵去牵回，一连三天都没找到那个人。老屋里有个算命的先生于是对父亲说：“你救了它一条命，这牛命中归你。”那就先养着吧，可后来这牛在一个山崖上吃草时滚到冲沟里摔死了。父亲闻之，提着屠刀赶到现场，目无全牛，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工夫就把那牛解了。骨头埋在山脚下，牛肉牛皮换了几个钱。有了钱。父亲便想出去学门手艺，祖父知道留不住他，就让他带着这笔钱出了山。

到了安庆，父亲正在码头上转悠，见一伙搬运工在洋人的皮鞭胁迫下往洋船上运面粉，当得知这条船是下南京的，父亲机灵地上前扛起一袋面粉，将沾有面粉的手往头发上一搅和，夹在搬运工的人流中混上了洋船。就这样一分钱没花到了南京。山里人上大都市谋生，没有三弯刀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父亲特意乘学皮匠的机会，拜南京静安寺的和尚学了点防身的武功。父亲斗大的字认不得半升，但人很聪明，由于生在荆艳楚舞之乡，受吴歈越吟熏染，不仅听得懂古文，还能之乎者也地来几句文言，吟几首像模像样的古诗。他下南京、上汉口、到广东，辗转江湖间，见多识广。在南京时，他还是京戏票友，逢年过节上庙会，拉开架子演起老生来，那一招一式还真是那么回事。父亲对方言土语很有研究，讲起粤语沪话来，连本地人也点头称道。令人吃惊的是，他在教堂门口摆皮匠摊子，洋人来修鞋，他居然用英文有声有色地同对方讨价还价。有个叫汤姆生的英国教父很欣赏他，回国时差点儿把他带到大不列颠。

父亲在外谋生，养家糊口，肩上的担子很重，混到三十岁还是光棍一条。一天，他挑着工具箱路过枞阳，走到长江边向一打鱼女子问路时，萍水相逢，两情相悦。当父亲知其双亲早逝，做了人家的童养媳，便表明心迹，约其私奔。从此，两人一生相伴，同舟共济。这位江南女子就是我亲爱的母亲王玉莲，伊枞阳人氏，渔民出身，为人贤正，一生勤劳，临终前仍不辍劳作。

民国三十四年（1945）农历正月初八，一束松油火把划破长空的黑暗，沿着大沙河畔通往山外的沙子路缓缓地向前移动，沙地上留下轮廓清晰的车辙。开冻的沙河水裹着泥沙和冰块，吼叫着向东奔泻而下。这天是我们全家正式下海的日子，父亲早在山外邻县潜山野人寨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我们匆匆地赶路，在前头举着火把的是我的五叔，父亲拉着板车，车上坐着已怀了我九个月的母亲，堂叔田高远担着一对箩筐跟在车后送行。两个箩筐，一头里坐着我四岁的哥哥，一头放着做皮匠的工具箱。车过砂子路，进入枞树林，走近一棵大枞树时，只听“啪嚓”一声，五叔手上举着的火把被打落在地，晨光熹微中，但见一彪形大汉从枞杈上一跃而下，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横在父亲面前，说时迟，那时快，父亲顺手从车上抄起一条榨木扁担，只一转身，就听到“当啷”一声，寒光一闪，砍刀被打落老远。那大汉好不恼怒，一拳朝父亲的心窝打来，父亲早有准备，身子一闪，机灵地出现在那人的左侧，对着他的左肩猛击一拳。“好拳！”那人没有防备，忍着钻心的疼痛扑过来，两人你来我往，打了几十个回合，那人趁着父亲一个空子，扬起右腿，向父亲的胸脯猛踢过来，父亲一个趔趄，几乎站不住了。吃了这个亏，父亲知道这个拦路打劫的汉子绝非等闲之辈，硬打硬拼敌不过，便使出师传的绝招——点穴术来。父亲看看天色，尚未过寅时，遂盯着对方左胸上部的中府穴，佯作招架不住，步步后退。那人开始大意了，拳出手也变得慢了。父亲瞅准他疏慢的瞬间，猛地竖起右手食指，直朝那人左肩下刺去。只听见“哇”的一声，那人仰天倒地昏迷过去了。

这时，东方已出现鱼肚白，天蒙蒙亮了。父亲回头望望大沙河，提起车把、弓着腰带着家人，一声不吭地径直走了，脚下沙地上留下了一个偌大的“！”。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由那个坐在箩筐里的小孩，用小轿车将他和我母亲的遗骨送回桐城田家老屋奉安。

日落西山时，我们到了潜山县野人寨三祖寺。父亲的旧交、寺里的老主持款待了我们全家一顿饱饭。我家就暂且安顿在三祖寺旁边，房子是父亲事先租借的。因路途劳顿，来野人寨才一个礼拜，也就是当年正月十五上元节这天夜里，母亲生下了我。当我哭叫着来到人世时，老主持前来向父亲道喜：“好日子啊，三祖大师望日圆寂，二相公望日出生，阿弥陀佛！”我这个田望生的名字就是借老和尚的吉言与生俱来的。

老主持说的三祖，就是《祖堂集》卷二上说的“大隋三祖”，即中国禅宗三祖僧璨（？—606年）。僧璨大师“入山唯恐不深，逃名唯恐不彻”。常以避世高蹈，隐姓埋名的姿态出现，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其尾，留下的一段无法捉摸的史料，给后人太多的疑窦。然而，禅宗却是从三祖开始，才完全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光芒与精神。唐代天宝年间的神会大师说“璨大师自罗浮（广东）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潜山）建有三祖墓”。这里说的舒州，即今安徽省潜山县。潜山宋时为舒州府地，府治辖桐城、太湖、怀宁诸县。王安石曾在这里任过州府通判。南宋史学家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二朱诗词》说“朱载上，舒州桐城人，为黄州教授”，即知今桐城当时属舒州管辖。三祖墓在潜山，也是不争的事实。据浙江省博物馆馆藏《隋僧璨大士塔砖铭》说：“大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僧璨大士隐化于舒之皖公山岫，结塔供养，道信记。”道信乃三祖高徒，为禅宗第四祖，世称“东山法门”，唐代宗时，追谥“大医禅师”。这里说的“山谷寺”，即位于天柱山的山谷寺，后三祖僧璨承二祖慧可所传达摩衣钵，云游至此宏法，扩建寺院，遂成江南名刹——三祖寺。

风景奇绝的天柱山，古称潜山，今潜山乃以此名。天柱山又名潜峰、潜岳、霍岳、霍山、皖山、皖公山，安徽省简称“皖”，即源于此。天柱山是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她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八米，南望如云中古堡，北望若长剑倚天，东望像飞龙昂首，西望似巨柱擎天。史载：隋朝之前，天柱山一直被帝王尊为南岳。历代游览天柱山的文人骚客，如李白、王安石、黄庭坚等都在此留下了大量的赞美之词。天柱山确是一大奇山，松、石、水、洞雄奇江南；天柱山又是一座通灵之山，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她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了一朝又一朝的文化。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故事，《陌上桑》中罗敷的故事，三国时二乔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三国乱世才子王蕃、晚唐诗人曹松、宋代大画家李公麟、京剧鼻祖程长庚、现代天字一号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杂技皇后夏菊花、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等都出生在天柱山下。

解放后，我们合家从野人寨迁进潜山县城——梅城镇。进城后，由于父亲手艺精巧，经营得法，第二年便在城里打出了“田吉祥鞋店”的招牌，从此，我家的经济情况渐入佳境。生活是好了许多。但父亲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关照几个弟兄，手头难免拮据，这也许是我到了学龄不能上学的原因。我幼性顽皮，因顽慕勇，爬树乘屋，探鸟鷇、放风筝，捕蝉弹雀，聚群儿打仗，玩心足野。父亲见我九岁了，这样下去不行，便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将我送到梅城天主教堂上了小学。小学六年，我照样是个孩子头，什么少先队大队长、少年红军团副团长、班长、勤工俭学小工场场长都让我当着。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我被梅小保送到安徽省潜山中学，潜中是个百年老校，学校大门上的牌子是大手笔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当时的初中部在城内后东街，高中部在城内西南角的雪湖边，离著名的天宁寨很近，风景秀丽，环境优雅。校内的小环境也不赖。教室外是个比足球场还要大一倍的操场，四周翠竹葱茏。校园围墙外成片的水田，属学校的田产。还有一头水牛和一头黄牛，由专职校工仰师傅负责饲养、使用。每年春耕秋收之际，师生们在老仰的带领下享受劳作，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别提有多带劲。这种氛围使我的玩心日渐收敛，开始知道要好好学习了。在先生的调教下，我焚膏油以继晷，尚能刻苦。初中时任班上的学习班委兼俄语课代表。到了高中，刚上高一，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又老病缠身，家境从此衰落，我只能靠寒暑假替人做小工挣钱读书，学习成绩也随之下降，读高中时只剩了个俄语课代表。不知为什么，老师们，尤其是文科老师十分喜欢我这个学生。地理兼英语老师黄绪潜、俄语老师王子鹍、语文老师周明易还时不时对我解囊相助。富有艺术才华的化学老师黄可久、李孝洁夫妇甚至说我是个“活宝”，这话一点不假。读小学时，为配合国家合作化、公社化的宣传，我曾与同学胡名己（后改名胡太平，弃学从艺，官至潜山黄梅戏剧团团长）走街串巷演对口相声，胡是逗哏，我是捧哏。中学也多次登台演单口相声《糊涂县官》，还与女同学结伴上台跳火炬舞。应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开心最难忘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夏，“文革”肇始，我虽已高中毕业，仍留校“闹革命”，任母校红卫兵《韶山兵团报》主笔，为保皇派援旗呐喊。这段经历，是我此生处境最为艰难窘迫又最难忘的。母亲早先去世，老父病重，为减轻家庭负担，一度蒙生自学中医的念头，并把借来的一本《中医学概论》从头到尾翻阅了好多遍，以致“韦编三绝”。我喜欢生物、化学，学医兴趣十足，常往小城名医慈生爷家里跑，慈生爷个子矮，还是个驼背，上门问医，我只好弯腰屈膝聆听。也曾背着老爷子斗胆给患者开过药方。我家对门范大妈的老毛病因吃了我抓的药，病情居然好转。为此，我还笑纳了她送来的一篮鸭蛋。后来，有人说这是非法行医，弄不好要坐班房的，吓得我忙将借来的医书还了人家，洗手不干了。一九六八年开春，正当“文革”动乱愈演愈烈之际，我的父亲因心肌梗塞猝死，亡母故父，生活无着，遂投笔从戎。这时，有人说我“好样的！告别父亲的遗体踏上革命的征途”。实际上，我当时的思想境界没有这么高，全国大学停止招考，不当兵便下乡，当铁道兵去川南渡口（今攀枝花市）参加三线建设，实属无奈之举。我在自己的绝句《从军道中》就说：“西去巴蜀频回首，望断皖山泪双流。莫言攀枝三线苦，书生华山一条路。”然而，一旦投身到火热的三线建设中，开山的大炮一响，心灵上确是“爆发了一场革命”。入伍之初，我被编入铁道兵第二十三团第七连第四排第十六班（木工班），班里主要任务是在隧道施工中立排架，安模板。那时终日拉大锯，锯原木，做模板供工地急需，虽一身臭汗，两臂酸痛，可当一座隧道建成，又转战另一座隧道时，便有一种成就感，热情奔放，不可羁勒，豪言壮语也就夺口而出：“少壮豪气冲九霄，勒马横刀雅砻桥。驰骋沙场是男儿，建设边陲亦天骄。凯旋才见百花落，出师又望攀枝笑。三线未捷无子规，我以我血荐金涛。”在连队的两年摸爬滚打，我不只敬业勤敏，还乐于助人，如利用官兵就餐的机会给大家读读报，帮文盲战士写写家信，但凡战友有事，无论何时，有求必应。于是，我这个“臭老九”顿时变成了“香锅巴”。为发挥我的特长，连长邱忠和、指导员吕良洲一商量，将我调到了连部，任文书。尽管在连部工作要比在班排劳动松活得多，我却不因此而偷闲，总是抽空主动打扫饭堂和厕所卫生，往工地送水送饭，连队上下有口皆碑。一九七〇年元月入党时，连队党支部五十三名党员五十四人举手同意我入党。当时连长的妻子来队，她是共产党员，也到场举了手，把大家都逗乐了。我是个不安生的人，在连部工作之余，结合自己的施工经验写了一篇长篇工作通讯《搞好安全工作的九个怎么办？》。没料到稿子发到铁道兵报社，居然在报纸上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下子了不得，引起了师团首长和机关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当我被调到团宣传股报道组，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调到了铁道兵第五师司令部，先在司令部民兵办公室当文书，后到管理科代理书记，三板斧一抡，一九七一年春，我由普通一兵晋升为师司令部作训科作战参谋，实现了我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在战争年代野战部队属首席参谋，与最高首长零接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派头。铁道兵有点不一样，是特种兵，作战参谋除了组织军事训练，还兼管工程调度，到了我这里又多了一项：写材料。这个总结，那个简报，这个讲话，那个报告，统统找到我头上。有时白天工作一天已经很累，可某首长开完师办公会或司令部办公会，硬把呼呼大睡的我叫醒，说什么某首长明天要到某团作报告，交代一二，要我写个讲话稿。这时，不论半夜三更，我得披衣起床，揉揉惺松的双眼拿起笔，因为第二天早饭后要交稿，我得赶着写出来。从此，我变成了夜猫子，养成了夜行昼伏的习惯，也于无形之中滋长了我的懒散作风。戎马生涯，倥偬岁月，我勤恳兢业，辛劳至殚精竭虑，也因此而受到部队首长的器重。铁道兵西南指挥部令铁五师负责拟定兰（州）新（疆）铁路战时保障方案，司令部派我率领一行四人到兰新铁路沿线勘察，蒐集战时保障资料；师教导队需要军事教员，司令部把我送到成都军区师团领导干部暨作训科长战略战术培训班学习，归队后兼授教导队军事课程；林彪事件突发，师长让我跟随副参谋长马海旺等一行十余人赴四川省金堂县一带执行战时应急布防任务，我的工作是绘制作战地图，拟定战时作战想定方案；铁道兵要对各师团作训参谋进行素质培训，师司令部让我率各团参谋骨干一行七人赴乐山铁道兵参训大队学习。在乐山学习期间，大队让我担任一期十班班长。我年岁渐大，个人婚姻问题无暇顾及。在师长顾秀、司令部参谋长刘希明、副参谋长马海旺等首长关怀下，一九七四年三月我与成建平女士结为伉俪。伊生于一九五〇年元旦，山西榆次人，行伍出身，大学本科学历，一九六八年一月从重庆市应征入伍。一九七五年圣诞节，女儿田梦出生，妻携幼女随我流离颠沛，毫无怨言，相濡以沫，内助之贤。一九七九年二月，我从铁五师调到铁道兵报社工作，妻女随即定居北京。妻来我部调动频繁，部队时期任军医，转业北京后任中国铁建卫生处计生办主管医师。我在京供职凡三十年，历任铁道兵报社记者、编辑；报纸更名《铁道工程报》，任总编室主任；再次更名《中国铁道建筑报》，任总编助理（主任编辑职称）、副总编辑等职。我这个苦命的“老三届”，上大学一直是个难圆的梦，“文革”动乱，使我与大学无缘。一九七一年夏秋之际，铁五师受成都军区委托，决定保送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深造，因林彪事件突发，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奉命赴四川金堂县执行应变任务，大学再次与我无缘。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才通过北京市自学考试委员会考试，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科学历。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本职工作之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社会兼职有中国根艺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根艺》会刊常务副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根雕艺术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特约研究员，铁道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我人生经历的重头戏应该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三十年。从《铁道兵》报到《中国铁道建筑报》，这是我事业中一段持续时间最长，写作热情最高的年代。我把担任司令部作战参谋时养成的夜行昼伏的习惯一直带到了今天。每天早上凌晨四五点钟，有时半夜三更就往办公室跑，节假日，甚至大年初一也不中断。我的妻子说我是“疯子”，疯就疯吧，到底有结果，我编余笔耕的那十六部著述，它们的顺利出版发行就得益于“闻鸡起舞”。我这个人没有多大本事，但有一点自认为是可取的，这就是肯于吃苦，敢于负责。我始终认为，人生所有的履历都必须排在勇于负责的精神之后，世上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只有不负责任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无论你的职位是高还是低。记得刚到《铁道兵》报当专职记者时，社长姜良翰派我到新疆去采写南疆铁路长大坡道铺轨架桥胜利成功的消息，我有令即行，火速从北京乘上去吐鲁番的列车，由于走得急，没有买到卧铺票，在火车上整整转悠了三天四夜，只是就餐时在餐车里多呆一会。到了吐鲁番的大河沿车站，饭顾不上吃，便换乘两边透风的中吉普，在铁五师宣传科报道员胡登强的陪同下，冒着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奔驰四百多公里赶到库尔勒，爬上工地宿营车，这才发现裤裆里兜着一包沙子，倒掉沙子，就着火炉上的开水啃几口馕便开始采访，接着，又在返程途中匆匆拟稿，回到乌鲁木齐阿拉沟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我立时对小胡说：“别的不管，快用电报将稿子传到报社。”那时候没有传真，要快只能发电报。当时我人还未回京，一篇千余字的消息便在报纸的头条位置发表出来。这使我喜出望外，可个中之苦却是言语难以形容的。还有一年，我与编辑沈掌荣、唐烈及记者陈泰祥跟随姜社长到东北铁三师和铁道兵嫩江农场采访，社长要我们写一写嫩江农场抗洪夺丰收的长篇通讯。当时我跟社长住在一个套间里，为了赶写稿子，又怕影响领导和同事休息，我拿着蜡烛蹑手蹑脚地走到旁边的会议室里写稿。沈编辑半夜起夜路过会议室，见门缝间有亮，推开门一看是我，硬拉着我回去睡觉。以后，沈编辑逢人总说我能吃苦耐劳。后来他当总编辑时，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我，让我考虑一下各部室开展工作的规划，并推荐我当总编室主任。总编室的头头是个体面的职务，无论在哪家报社，都是业务骨干们所钦慕的。虽说我在性格上和沈总有点不相融，可他还是对人说：“总编室主任非望生莫属！”沈总对我是了解的，何况我的工作责任心也是没有什么二话可说的。记得又是一年东北之行，姜社长要我采写铁三师某团卫生队的一起医疗事故，卫生队里有位医生给一个名叫鲁义的战士开膛破肚，手术结束缝合时一大意，将小鲁的一段肠子本应朝下的那头接到了朝上的一头，致使这位战士消瘦到濒临死亡。后来还是另一位在卫生队工作的军医孙世允发现了问题，果断地重新做了手术，才挽救了小鲁的生命。当时我以“鲁义脱险记”为题写了一篇长篇通讯。采访中，我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核实，请当事人签字认可，回京后，又将稿子一式两份，一份送铁道兵政治部首长审查，一份送三师党委再度核实。稿子发表后，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事故责任人下了课，有功的孙世允军医一时声名鹊起，后担任中国铁建总医院（前身为铁道兵总医院）院长。

做专职记者，我只干了一年便转到编辑部当编辑。干编辑这一行，我从一开始就主张宏观上要从大处着眼，但落实到具体工作上，要事事从小处着手。如在组织稿件中，总是主动出击去约稿，发现重要的典型的新闻事件，立时迈开双腿跑出去亲自动手，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守株待兔。选择、配置稿件和改稿、审稿，更是慎之又慎。当编辑时，但凡由我出手的稿件从未出现过差错，当编审时，我从不在编辑处理过的稿件上乱改乱划，行就行，不行就拿下。我认为这样做，不只是对人一份尊重，也是当编辑头头的一个高度。我的经验是把好两个最后一关，一是看编辑改过的大样；二是到印厂（后来有了电脑，报纸在社内出付印样）看签过付印字样的大样，并对照胶片。同时，特别向印厂师傅交待：印报纸时，发现问题，或有什么疑问，无论何时，即使半夜三更，一定电话呼我，尤其是在社领导班子易人，权力出现真空时，我是小心又小心，作为总公司党委的喉舌，我要为党委为企业负责，不能有丁点马虎。我这个人“宁为折戟甘沉世，不作弯钩苦钓名”，但凡碰到大事情，尤其是原则问题从来有主见，不怕得罪人，不会被别人所左右。我不是一个洪水流到脚下，炸弹落到身边，都不闻不问的人，此生有点挫折，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我这个人毛病的确不少，尤其是好口酒，因为酒量不大，有酒必吃，吃酒必醉，且酒后数有訾言。记得有一次我喝了点酒，也不知道什么事与一位老兄拌了几句嘴。这位火了，拍着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喝道：“你是一头雄狮！”有道是酒醉心明，听了这话，我觉得“一头”这个字眼有些不中听，但说我是“雄狮”，我领了。他的本意是骂我“好斗”，许是腹笥空空，找不到合适的喻词来发泄胸中的不满，冒冒失失地来了这么一句。孰不知，雄狮作为兽中之王的形态，在中国文化的意义上所具备的醒世、预言功能和其勇猛的斗争精神，正是炎黄子孙所赞赏的。实际上，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是越老越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淡然的心境给人的印象是“和谁都不争”，尤其过了不惑之年，我迷上老庄之学，奉老庄为宗，口不论人过。还崇尚中庸之道，因为中庸是一种中正、温和、妥协的处世态度，它懂得包容冲突，愿意化解矛盾，具有平衡各方意见利益的智慧，遇事不走极端，善于与人共享和平、和谐的氛围。我做人低调，处事淡定，什么东西“得之不喜，失之不忧”。譬如，孙孝凡先生调来报社任总编辑时，一报到就四处张罗要为我申报高级职称。我执意说自己不够格。因为在报社我大小是个头，每有作品评奖的机会，我都主动给部属让路，拒不送自己的作品去参评。仅有一次（这是后来的事），还是朱总编执意要拿我撰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去参加全国铁路好新闻评选，结果得了个一等奖。我采写新闻，不刻意去为评奖而削足适履，也不为评职称去专门发什么论文，加之又无大本学历，我说自己“不够格”，并非谦虚。不料，材料报上去，破格评上了副高职称，成为本报最早晋升高级职称的人之一。

回眸平生，所做甚少，所成至微。早年当参谋写过不少材料，但那些都是肥皂泡，吹过了事，已经没有印象了。后来在报苑耕耘，沉潜专注，持之以恒，以求知问学为人生目标，以读书写作为至上愉乐。新闻报道虽也写了一大堆，但这些易碎品如过眼烟云，事后便烟消云散。好在我好学力行，笔耕不辍，且替人作嫁，乐此不疲，尤其是对后来才俊的扶持提携不遗余力，倍觉欣慰。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