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贵在知人解世——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谈起
郭锡良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一首传诵千古的咏月名作，《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见《宋词选》、《苏词汇评》）它确实流传甚广。一个世纪以来，古代文学作品选大都要选它，中国文学史也没有不谈到它的；可是在训释和评述方面却大都不甚令人满意。为了分析、讨论的方便，先把它抄在下面。
水调歌头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水调歌头》，是中秋夜怀念他的弟弟苏辙而作。他自己在密州，苏辙贬齐州，都是政治上的失意人。万里离愁，中秋良夜，把酒对月，情绪万端。作者以丰富的想象，清丽无比的语言，将宇宙的奥妙神奇，结合人世的实感，由浪漫的世界，回到了现实的人生。深入浅出，曲折回旋，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成就。”（中卷第245—246页）六十年代胡云翼在《宋词选》中说：“作者是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做官时候写这首词的。当时他在政治上的处境既不得意，和亲人也多年不能团聚（苏辙和他已七[？]年没有见面），心情本有抑郁的一面。可是他并没有陷于消极悲观。词中反映了由超尘思想转化为喜爱人间生活的矛盾过程。词的开头是幻想着游仙，到月宫里去，可是他又亲自涂抹掉这种虚无的空中楼阁的采画，而寄予人间现实生活以热爱。‘千里共婵娟’，体现了诗人能够不为离愁别苦所束缚的乐观思想。”（第65页）半个世纪以来，其他多种中国文学史和各种文学作品选，在评述或训释这首词时，大都不出上述两种著作的思路。也就是说，是失意人中秋佳节思念亲人的佳作。
例如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者幻想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从而转向现实，对人间生活寄予热爱。”“作者写这些词时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因而流露了沉重的苦闷和‘人间如梦’的消极思想，然而依然掩盖不住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要求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第三册第625页）又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水调歌头》的开头，把酒问天，今夕何年，乃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离合悲欢。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也无须自怨自艾。”（中册第385页）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只指出这首词“体现出奔放豪迈”的新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第三卷第67页）
只有曾枣庄做出了新解的尝试，他在《苏轼评传》中说：“词的上阕表现了作者的忠君思想，下阕反映了兄弟的离合之情。”还指出“就在苏轼知密州这一年王安石因旧党的围攻和新党内部的互相倾轧而第一次罢相；写这首词后不到两个月又第二次罢相”（第100—101页）。但是在他和曾弢译注的《苏轼诗文词选译》中也只是说：“对久别的弟弟的怀念，加上政治上的失意，促使苏轼在中秋夜对月书怀，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上阕写把酒问月，幻想乘风进入月宫而又怕月宫寒寂，表现了他盼望回朝而又怕朝廷难处的矛盾心情。下阕写倚枕望月唤起的离愁别绪，先是怨月无情，后又从月的盈亏得到启发，以美好的祝愿作结。”（第107—108页）《选译》点出了“盼望回朝而又怕朝廷难处的矛盾心情”，对这首词的理解前进了一步，但是仍然未中肯綮；特别是说“下阕写倚枕望月唤起的离愁别绪”，完全是停留在前人的认识上，有明显的误解。因为“照无眠”是写照着“欢饮达旦”的苏轼，并非照着“倚枕望月”而被“唤起”“离愁别绪”的别的什么人。
请看这首词的小序，苏轼在这里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稍加思考，我们难道不会感到：这与“政治上的失意人”“对久别的弟弟的怀念”而“对月书怀”的“离愁别绪”是有矛盾的吗？他为什么会在这个中秋的夜里高兴得喝了一个通宵的酒？是什么事让他这么高兴呢？评述者、选注者似乎都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这首先就是没有落实字、词、句。再者，古人说，“诗言志”，不把诗人创作时的思想感情弄清楚，就很难确切理解、训释、评述其作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评述、训释者笼统地从政治上失意、佳节倍思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对知人论世原则的忽视。由此泛泛地凭字面来推测、想象就难免落入“六经注我”的泥坑。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苏轼的经历，据文献记载：嘉祐二年（1057）苏轼二十二岁应进士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被欧阳修擢置第二名，名动京师，得到宋仁宗的高度赞许。不久因母丧回蜀守丧三年。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又应制科考试，系统地提出了他的革新主张，得入三等（一、二等虚设）。这时才真正出仕，任凤翔府参军三年，有政绩。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还朝，受到英宗的重视，得值史馆；翌年父苏洵逝世，扶丧归蜀，又守制三年。神宗熙宁元年（1068）除丧，年底回朝，时年三十二岁。不久他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之中。
神宗是北宋的第六个皇帝，宋朝开国已经百年以上，内外矛盾日益突出；神宗即位时才二十岁，是一个企图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年轻人。他即位第二年就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大事改革，推行新法，即历史上的熙宁变法，也被称作王安石变法。苏轼虽然也主张革新，但是他同参加过庆历新政的老一辈重臣欧阳修、富弼、韩琦等思想一致，提倡政治清明，刷新吏治，删汰冗官、冗费，但不赞成大肆改制变法，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而反对新法。因而苏轼就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党中的活跃分子。这时朝中的官吏大致有三代人：第一代是欧阳修、富弼、韩琦、张方平等年老重臣，他们都比苏轼年长三十岁左右，原来官高权重；但到了致仕（退休）年龄，对变法虽提些反对意见，却对朝政已不起决定作用。第二代是司马光、王安石等，司马光比苏轼大十七岁，王安石比苏轼大十五岁，年龄都在五十岁左右，正是掌握朝政的中坚力量。司马光本来与王安石是朋友，几次写信劝告，王安石执拗不听，于是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政敌首领。第三代是苏轼这些三十多岁的新进少壮派，如程颢（大苏轼四岁）、程颐（大三岁）、吕惠卿（大四岁）、章惇（大一岁）等。吕、章是王安石手下的干将，二程、苏轼活跃在反对新法的一方。熙宁二年王安石请建学校，罢诗赋、明经诸科，苏轼就作《议学校贡举状》，明确反对。神宗拟用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就设法阻挠，让苏轼以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想用繁重的政务困住他。却没想到苏轼决断精敏，声誉日隆；熙宁三年，更有《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反对新法更全面，态度也更坚决。因此熙宁三年八月苏轼就被新党谢景温劾奏“居丧除服，往复贾贩，妄冒假借兵卒”。经过追究穷治，虽属捕风捉影，苏轼却也无法自明，只得请求补外。神宗批了“予知州差遣”，又被中书阻挠，不予“知州”职务，熙宁四年才得通判杭州（通判相当于副知州兼秘书长）。应该说明，这只是出京做地方官，不被重任，但并非像某些著作所说的“贬官”。
熙宁七年（1074）四月旱，罢方田法，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九月苏轼杭州任满，以苏辙在济南，求为东州守，获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翌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一月苏轼在州衙作超然台。其实苏轼一点也不超然，他深深地沉浸在政务和政争中。他通判杭州，权知密州，正因为并非贬官，只是离开京城到地方做官，反而可以避免政敌的掣肘，能够发挥才能，做出政绩。他在《超然台记》中说：“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苏轼文集》二，第351页），“处之期年……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同上，第352页）。于是治园囿，修葺超然台，常与宾客登台远眺，饮酒赋诗。我们还可以在他同年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读到他轰动全城的出猎盛况（“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和立功边疆的豪情壮志（“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选译》，第102页）。在苏轼的一生中，这些年应该算是他仕途比较顺畅的时段之一；他也十分关心政务、党争，写下了一些批评新法、不满新政的诗词，种下了后来“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的祸根，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我们应该看到，变法引起的社会矛盾非常激烈，加之新法本身的问题，且用人不当，新党内部的内讧以及实行中产生的弊端，问题越来越多；王安石虽然罢相又复相，仍然无法解决矛盾，神宗对新法的热情和对王安石的信任也在逐渐衰减中。这就是苏轼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时代背景。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让苏轼高兴得在“丙辰中秋”（熙宁九年，1076）的夜晚“欢饮达旦”呢？是家有喜事吗？根据考察，我们知道，这时苏轼四十一岁，家中只有继室王季章和三个儿子，大概还有几个家人，“丙辰中秋”前后无重大变化；分别已经五年多（《宋词选》作七年，不确）的亲弟弟苏辙更只是怀念的对象，不是一同“欢饮达旦”的团聚人。有的著作认为是“中秋与客饮于超然台，欢饮达旦”，这是缺乏论据的推测之辞，不但小序没有提到“与客”，整首词的内容，特别是“起舞弄清影”（出自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一语，都点明苏轼是“独酌”，不是欢宴亲朋。
既然不是家有喜事，那么从处在党争旋涡中心的苏轼来看，自然不排除政务、党争中有使他颇为高兴的事情。经考察，据《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载：“八月，己丑（按，乃农历初八）罢鬻祠庙。”下面叙述司农寺下令，要把天下的祠堂、庙宇卖给私人，“收取净利”；张方平上疏反对说：“阏伯迁商丘，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乘；微子开国于宋，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以孤城死贼，能捍大患者也。今若令承买，小人规利，冗亵渎慢，何所不为！岁收微细，实损国体。乞存此三庙，以称国家严恭典礼，追尚前烈之意。”“疏上，帝震怒，批付司农曰：‘慢神辱国，莫此为甚，可速止之！’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第1792页）张方平是向欧阳修推荐苏轼、一直提携、卫护苏轼的前辈重臣。这时，新法在多年的推行中不断失误，旧党反对更加坚决，变法处在转折关头，张方平的这次上疏无疑对新党是个打击，也成了新党失势的标志之一。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更显示了变法失败的前途。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八月上旬从东京开封府发布“罢鬻祠庙”的命令，中秋前无疑会传到密州，这成为苏轼“欢饮达旦”的缘由，应该是情理之中的。据此再来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会有更贴切的理解和全新的感受。
因此这首词并不是简单地写失意人把酒对月，幻想游仙，怀念久别的弟弟，而是词人带着看到政治竞争对手失势而产生的极大喜悦，在中秋登台赏月，开怀畅饮。上阕写他把酒问天，幻想乘风登月又怕月宫寒冷，担心那会比不上在人间起舞；表面上是写他当时登台赏月的情景和思想活动，实际上也是在写他想乘神宗批评新政而回朝参政的冲动与忧虑。由于朝政的脉搏还把握不定，诗人发出了多个疑问。“今夕是何年”是对朝政风向的探询，“何似在人间”是对回朝参政成败的担心（能否有“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盛况），“高处不胜寒”是对回朝危险处境的认识，也总结了人生的哲理。下阕写对离别多年不见的弟弟苏辙的思念和关怀。“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是对“欢饮达旦”时空转换的描写，而不是写“有心事”“不能安眠”人的“倚枕望月”。月亮从东升转到了西落，在欢饮中神驰天宇、人间之后，不能不想到离别已五年多的弟弟。一想到中秋是团圆节，可是同被外放的兄弟却不能团圆，于是把一股怨气移向了月亮（“何事偏向别时圆”）。这表现了他对兄弟的深切怀念。然而从感情转向理智，清醒地认识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客观决定的，不随人意。于是只能遥寄一个美好的祝愿：千里之外能永远平安地共赏天上的一轮明月（“千里共婵娟”）。这里还带上了对弟弟的无限关怀，因为苏轼清楚，苏辙在齐州任期将满，即将解职，可能还京，会不会因政治斗争招惹麻烦，也是他所担心的。果然，《苏颖滨年表》载：熙宁九年，“十月，宰相王安石罢，辙归京师，有自齐州回论时事书”（第273页）。苏辙在上书中对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都进行了攻击，其中还有“易置辅相，中外踊跃”之语。如《年表》所载，上书应在王安石罢相之后。苏辙未受上书影响，得回朝任职。可是当年十二月，苏轼在密州任满后，原命移知河中府，到了汴京却有命不许入城，后又改知徐州。看来，这正说明宋神宗对苏轼极力反对新法仍存有相当的不满情绪。四年后（元丰二年，1079）更发生了“乌台诗案”，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元丰党人对苏轼的严厉迫害；不但张方平等年老重臣上疏相救，连王安石都不以为然，也出面相救。案情还惊动了两宫，出来为苏轼说话，神宗对某些诬陷之词也不赞同。这样，苏轼才免遭杀戮，出狱后，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这是苏轼第一次真正贬官，也是“高处不胜寒”的一种注脚。
据《岁时广记》载：“元丰七年（1084），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今河南汝州市）。”（《苏词汇评》，第29页）这说明神宗晚年对苏轼反对新法的言行有了新的看法，也说明神宗认为这首词是与变法有联系的。又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载：元祐三年（1088）神宗的母亲高太后问苏轼，他为何两年之间会从汝州团练副使升为翰林学士（为朝廷草拟文件，并兼侍读）？“轼曰：‘遭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太皇太后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第2035页）又据《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载，苏轼‘量移汝州’的详细情况是这样的：元封七年正月，神宗也许是读了这首词以后，“尝语辅臣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辅臣有难色”。“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仍然遇到辅臣的阻挠。最后只得“卒出手劄，徙汝州”。（第1944页）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就去世了，这就是“未及用卿耳”的注脚。
最后，我们还补充说一点。有的著作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成是探询月亮的起源，这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猜测。其实这两句出自李白的《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李白的诗句没有探询月亮起源的意思，苏轼的词句自然也是没有的。“明月几时有”在这里只是苏轼对当时中秋月皎洁、明亮、圆满的赞美，表现了他饮酒赏月时的高兴心情，或许也带有认为旧党形势好转的喜悦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