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大中文系新同学谈话
白化文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允许我就坐着和各位聊吧。我的几位老师在八十多岁以前，都不肯坐着，都站着，我跟导师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我给您搬把椅子吧？”老师说：“咱们爷们儿还能站着说话，这不挺好的嘛。”后来过了八十了，我说老师这还行吗？所有的老师都听我的，过了八十岁，他就坐在这儿说话了。这就说明他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像现在的我就是这样。咱们的漆主任，我跟他很熟，熟得不得了，其实我跟他们家都很熟，跟他儿子最熟，他儿子和我是好朋友，而且我听说我那位年轻的朋友一会儿就来。我寻思着是不是来找我，我们俩还得找个地儿谈谈。礼拜一漆主任打电话，派我今天来跟大家会话，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哪，是找我来顶一下，因为可能今天再找不着别人，我这人好办事啊，那我就来吧。我问他：“您想让我说什么呀？”他说：“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我想只能够跟大家随便说说吧，所以我叫这个做谈话。什么叫谈话？就是互相说话，不是我一个人说。咱们谈什么呢？我又问漆主任了：“谁跟我谈话啊？”他说是刚入校的一年级同学，另外有若干位硕士或是博士生。我说：“究竟咱们以谁为主体呢？”他说：“以一年级同学为主体。”很好很好，我就以一年级同学为主体，来准备谈话。
我1950年进北京大学，在沙滩，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燕园，其间我休了一年学，所以我1955年毕业，因此我算50级的也行，算51级的也可以。前几天中文系开100周年大会，把我们都传来了，问我是50级的还是51级，最后我还是想跟年轻的走，跟着51级的走，所以我像蝙蝠一样，来回乱飞，你说是鸟是耗子都可以。
那么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入中文系以后的所见所闻，以及我学习的一些教训——谈不到经验。1945年日本投降，我的母亲是很开通的一个人，她找我讨论，那个时候啊，1946年我刚念高中，念高中呢有一位王老师，这位王老师教我们历史，他一上来就问：“念初中和念高中有何不同啊？”那谁知道！大家举手就说您说说吧。王老师说：“念初中呢，念完初中可以分流，比如说就可以念技校等等；念高中就意味着你的家长要让你考大学了。可是考大学，我可告诉你，有一个经验教训，这个经验教训就是你不一定在高中各科都优秀，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行了。但是你必须从现在，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就确定你念大学想念哪种系科，提前把这种系科的一些知识先学会一点。你不要期望在中学出人头地，因为中学出人头地没有多大意思，那不是你的终点站，大学才是你的终点站。”那时候念研究生的人很少，他说：“你一定要在大学出人头地，这样将来你才有很好的前途。”我不知道我那些同学听完他的话后有什么感想，或者他们全忘了，我是极有感触，回家跟我母亲说，我母亲说王老师说的特对。那个时候，抗战刚胜利。那时候的中学生满脑子都是“学会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心里想的是：读大学，工科和医科为主，特别是医科里面的外科，因为那才是最能成名出专家的。再其次是理科。再其次呢，农科也还凑合。文法两科，他们认为简直是不成的学生才念的，或者是极有兴趣的学生才念的。我就属于不成又极有兴趣的这么一种学生。我就跟我母亲讨论：念什么呢？干脆念中文系得了。因此我由高一下半学期开始，就开始准备着将来进中文系怎么办。我们家住在北京大学的隔壁，离北大红楼大约有一百米，红楼的民主钟一撞，我们家听得非常清楚，我就经常到红楼去。想念中文系，那非念北大中文系不可，念别的中文系那哪成啊？我以为，如果按五分制评分，假定北大中文系算是5+，清华中文系算是5，辅仁大学和燕京中文系凑合是5-，中法大学（文史系）属于4分的。特别是，北大沿袭蔡元培校长的办校民主开放学风，谁都可以进去旁听，随便进。北大门口有一个卖豆腐脑的，我经常去那儿喝豆腐脑，他就经常对我说：“我爹那时候也在这儿卖豆腐脑。你猜怎么着？鲁迅先生坐洋车就来了。从南城来，到我们这儿，坐这儿就喝我的豆腐脑。给他拉洋车的那位，也跟他并排坐着。喝完就跟我爹说：‘你给我看着洋车。’你猜怎么着？他也听鲁迅先生讲演去了。”非常自由，我就很感觉到北大自由的风气。我到高中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就溜达过来，听一些讲座。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诗人很有名，是戴望舒先生，大家都知道吧？戴望舒先生他是中法大学的人，那儿给他开工资。但是他也到北大来开讲座。有一年他开讲座，我们大家都去了。讲什么呢？读《李娃传》。《李娃传》大家读过吧？专讲一个问题，就是李娃当初怎么甩的那位少爷。李娃把那位少爷带到长安的一个胡同里面，那时候胡同叫里，这时候就有人来报告了，说李娃，你赶紧回家吧，你妈病了，李娃就走了。就剩下这位少爷在这儿坐着，坐到晚上也没人理他，想出去出不去了，那里门关着。一直到第二天早起，里门开了。他回李娃家一看，李娃他们家搬光了。戴先生专讲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设这种计策？因为唐朝首都有规定，一到打完了定更鼓，所有的里门全关了，大街上也禁止通行，所以那位少爷就在“里”里边蹲了一宿，这就是一个计策。当时我听了以后，感觉闻所未闻，佩服得不得了。现在这就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可见中国文学和史学进步得很快。我还听过梁思成先生的讲座，他讲的是中国建筑。我是隔三差五地听，就在北大北楼的大讲堂，那讲堂还没这教室大。后来他最后一次课我没听，就有人跟我说，梁先生说了：“咱们这课算是结束了，是不是大家也得交一篇报告，我都给你们打五分！”没人说话。梁先生再问，就有人报告，说我是旁听的。再问：“你呢？”“我也是旁听的。”全都是旁听的，所以考试算完了。我当时没去，我就怕考，后来听说全旁听，哎呀，还不如最后一次听听呢！
好吧，这就是当时的北大的情况，在我进北大以前。我进北大以后还是这样，到了院系调整以后可不成了，那是另外一番天地。至于另一番天地的各种优点缺点，兄弟在此不予置评。那么我就跟大家说吧，各位比我可幸福多了，但是也苦得多。我分析一下现在的学生，你想让他从高中起就分流、偏科，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就考不上大学了嘛，对不对？可是呢，各位居然考上北大中文系了，这就说明了你们不但全科，而且具备着考上中文系的种种能力，那就比我强多了。我经常想起我那些在中学考前三名的同学，我那时候佩服极了，我说，将来这几位一定是国家栋梁。后来我发现这哥仨呀还没我混得行呢，最后都以副教授级而告终。所以死念书不成，可是你不念书也不成。诸位一定属于活念书而又全面发展者，要不然你不能坐在北大中文系一年级的位置上。所以我对诸位可以说是非常的佩服。
进了中文系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进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说了：“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好好给我念书！”可是第二句话他没说，第二句话是他后来单独跟刘绍棠说的，不过那时候刘绍棠已经不听他的话了。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是一个作家如果进了中文系好好地念，中文系这点儿底子给打好了，将来对你的写作一定大有帮助。这句话他没说，起码我是不知道。刘绍棠不听他的，后来有一个人无师自通，虽然没听他这句话，但是按照他的路子走了，这人就是陈建功。陈建功算是我侄子。为什么呢？他的母亲跟我挺熟的，我们在北大是同事。后来我见到陈建功，我说侄儿，他也就认了。我还跟他说：“你小时候，我还带你喝过馄饨呢。那时候一毛钱一碗，还欠我一毛钱呢。”所以啊，中文系不是不出作家，而是在中文系课程里面，不以培养作家为主。中文系的课，大部分都不是培养作家的课。那有培养作家的课吗？有啊！那就到别的院系，像传媒大学，他们那儿倒是干这个的。那么，北大中文系培养什么人呢？当然是培养学中文的人了。这一点，我倒是还没进中文系就明白了。我想，我绝不是当作家的材料，干脆我就学古典文献得了。古典文献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越老越吃香。因为越老你念的古典文献越多，那时候才显出你的本领来，但是你得好好地念，天天念，你不能念一会儿就不念了，只要你坚决地走这条道路，你一定能成为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我还真按着这条道路走了。这条道路还不完全是中文系的道路。古典文献，它包括文史哲，还包括我们图书馆学系。我们系原来是中文系的一部分，叫做图书馆学专修科，后来它自己独立了。独立就独立吧，原来也叫图书馆学系，后来，它学了美国那一套，英文是Information，改名叫情报学系。这时候有人就问我了，说是我们家过去可不是贫下中农，能不能来？我说什么？都能来啊！他说可是干情报的，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这样咱们学生就招不进来。后来系里就改名为信息管理系。有些事不能赶时髦。你看现在有的老先生长袍都穿不了了，还得穿个小马褂似的玩意儿，以表示他跟古典文献有关系。他为什么不穿西服？就因为他表示是中国式的人物。
既然你念了中文系，无论如何你这几年之内总得学点什么东西是不是？你要学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说，甭抄笔记。为什么甭抄笔记呢？因为有的老师教我的时候，他看见学生都在那儿抄笔记，有一天老师就跟我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你得学我这点精神。我的每句话你都抄下来，有一半都是废话。”那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你要考我们啊！他说不要紧，我给发讲义。他的讲义把要点全写在那儿了，要言不烦，所以我后来就跟老师学会了，今天我给各位谈话的要点，我写了五大张纸，一会儿我就交给你们漆主任。
你应该学什么学术？我有一个建议，首先你得看看陈寅恪先生是怎样学习的。在这儿说一下，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人，所以他念这个恪字为què，大伙儿没办法，就全念陈寅恪（què）了，其实应该念陈寅恪（kè）。不过我们不敢，因为像我这样岁数的人，我一念陈寅恪（kè），有人就翻白眼看我：“你念过书吗？你知道谁叫陈寅恪吗？”得了，我还得念陈寅恪（què）。将来到你们的学生那儿，他就把恪（kè）和恪（què）给忘了，他爱怎么念怎么念吧。陈寅恪先生有一小段话，非常重要，那是我一生学习的指南。这是他1934年在《敦煌劫余录序》里边写的一段。这篇《敦煌劫余录序》只有千把字，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献，我建议大家一定好好看看。它里边讲到几点，一点是跟敦煌有关的，他说敦煌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咱们中国应该想办法先把敦煌学术给研究透，有好些敦煌遗书在外国呢。然后呢他就讲了，敦煌学在当时，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是一门新的学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笔者按：这‘预流’是罗汉四果的最初一果，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话意思是什么？得赶学术新潮流。就这么一句话，非常简单的事儿。那么什么是学术新潮流呢？咱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一类是真正新出现的材料，这是新潮流。可是我建议大家，你甭掺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北大图书馆买来了一大批秦简，那个可是新材料，那里面有一些很新的东西，说明秦朝的学术一部分是怎么回事儿。可是我告诉你吧，中国学术有一个缺点：学术有垄断性，谁抓住一些东西，他就死死按住，等自己把它都研究透了，没什么劲儿了，剩下点渣子，吐给你了。你刚念大学一年级，轮不上你，我想看秦简都不成，他不让我看。其实我岁数比那几个研究秦简的人大，我还是图书馆学系的，我跟图书馆有密切关系，图书馆说那不行，那儿看得很紧，连图书馆员都不让看！这个新材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们最好先别干，因为你也找不见的，像清华不也来了不少汉简嘛，那跟北大情况也一样啊，所以你别掺和这事儿。再一个呢，是触目皆是的、非常多的，可是过去不入流，例如吧，白话小说，像话本、宝卷、宣教的东西啊，包括什么大鼓书，过去以研究经史子集为主，中国传统学术认为通俗性作品没什么价值，不甚研究。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研究。举个例子，像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这两本书是小说史跟俗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北京大学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特别是中国通俗小说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的重镇，我校特别是我校中文系在这方面是非常擅长的。鲁迅先生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先讲的中国小说史，而且他的中国小说史大概有三个变化。那时候先发讲义，讲完课先发一篇一篇的，后来这一篇一篇的就在沙滩红楼东边一进门那儿卖，一张一张地卖，你爱买哪张买哪张。那个时候第一次讲中国小说史，后来第二次讲中国小说史又换了，第三次就变成书了。所以他的中国小说史至少有三次变化，这是我的看法。有几位受鲁迅先生很大影响的，或者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马廉先生。你们知道马廉先生吗？哦，不知道。那时候琉璃厂的经史子集卖得挺贵，宋版书一页就得要十来块大洋。可是那些通俗小说，特别是黄色小说，没人敢公开要，他都买来了，研究这个——这是学问，不是黄色，您可要千万注意。后来马廉先生就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不登大雅之堂”，书房叫做不登大雅之堂文库。有一天马先生在北大上着上着课，脑袋一晕就躺那儿没醒，所以他算殉职。后来他这些书呢就半捐半卖，进了北京大学。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镇库之宝之一。你进了北大而不好好利用北大图书馆，将来一定一生后悔。现在除了北大我哪儿也不去，有些人还问我，说社科院要我去，我说那个地方千万别去，社科院能有北大图书馆吗？北大图书馆有什么优点？第一他有很多书，可能哪儿都没有的。第二呢，本校的人使用起来非常方便。顺便说一下，外校的人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特别本校用书的老人儿，像我这种，脑袋也秃了，像秃瓢一样，进馆去，歪脑袋一晃，全认得我，我在北大，从1950年到2012年，待了六十年了，我要看什么，大体上他们都给我看，这就是一个资格问题。你要混出这资格才成，从现在你就混，混到2060年、2070年吧，或者六十年以后，行了，你就变成我这样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玩意儿，就是拓片，拓片除了国图以外是全中国最全的，可以说是中国第二，一部分是缪荃孙的，他在京师图书馆也当过头儿，当过馆长级的干部，有名的古典目录学家，他的拓片都归我们了。另外呢，张之洞的小儿子，他当过伪武汉市长跟伪天津市长，投降日本，抗战胜利以后先把他给抓了。那时候的胡适胡校长，我认为这个人呢，缺乏行政管理能力，他很明白他管理学校行政不成，所以抗战刚胜利，让他从美国回来接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他说这样子，我给你请个人来接收吧，就是傅斯年先生。傅先生可是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北京大学为什么能成现在的规模？跟傅先生大大的有关系，为什么呢？北京大学解放以前的名誉那么大，全仗着五四运动等等，以及“大学堂”的老牌子。可是，抗战前只有文理法三个学院，没多少学生，就局限在沙滩那一带。抗战胜利后，傅先生一到北大，就大事接收。抗战前，有另一个大学叫北平大学。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很想设立大学区。我告诉你，任何的政府看见北京大学都很头疼，为什么？它是一个学运的枢纽，只要有点儿风吹草动，北京大学就要乱一阵。因此，他们都想消灭北大。北洋政府消灭不了北大，国民党的办法是什么？它说我设立大学区，统一地把北京大学消化在北平大学之内。北平大学也是一个很散的大学，这回啊它也没把北京大学消灭得了，因为北京大学不断地抗议，政府怕北京大学闹。任何的政府都怕北京大学闹。我再跟大家说明：我是决不参加任何闹的，因为什么呢？闹完了对我一点好处没有，你们是学生啊，闹完你们是“飞鸽牌”的不见了，我可是“永久牌”的在这儿拿工资的，我哪敢闹啊！所以学生撺掇我说，你上天安门吧，我说你去你的吧，而且照我看你们都不行。嘴上无毛！
傅斯年先生来了，他就把整个的北平大学给消灭了。北平大学有个独立的工学院，他也给端过来了。另外呢，日伪成立了一个警官学院，在北大三院那儿，傅斯年先生说这不行，把警官学院也给消灭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华北农学院，他说什么农学院，也给我端过来，日本人曾经把北平医学院跟北京大学合营了，傅先生来了，说得了得了，正好正好，算北京大学一部分，所以北京大学有医学院，就是从傅孟真这儿来的。因此，胡校长1946年一回国，这么一看，光从图书馆来说，北京大学是满壁琳琅，清华大学家徒四壁，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恨透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给当成马房养了马了，全完。南开大学更不行了，给炸平了，南开大学四壁皆无。北京大学又把张之洞小儿子的东西拿来了，他那点东西还真不错，所以你要想研究拓片，北京大学可以说是全国第二个宝库，而且本校的人使用起来比第一宝库国家图书馆要好办得多，进去说我要看哪个，他就给你拿了。国家图书馆可不行，我跟国家图书馆的关系很好，但是到那儿也得费相当大的劲，起码一个小时，我在这儿有三分钟就办了。我建议，你既然进入北大，最好是力争别脱离北大，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至于不脱离北大的人能有多少？多不了，也就百分之一二。您拿北京大学校友录来看看，就拿1935级来说吧，中文系1935年毕业的不到20人，只有一个人就是我的老师周燕孙（祖谟）先生最后成名成家，但是他原来也没有留在北大中文系，他是让傅斯年先生看中了，到中央研究院去了，后来又转回来。可见留在北大中文系不那么容易。因此大家伙儿要力争。那你怎么力争呢？我现在告诉你，你必须想点辙儿，早早出人头地，你要把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材料搞出来，用于自己的研究。例如向觉明（向达）先生，那是我老师，《唐代俗讲考》，那是讲唐朝的俗讲的，他把俗讲和变文区分开。到现在比如说中文系讲中国文学史的人，你可要注意，他到现在也没明白，我去跟他说变文跟俗讲是两码事，而且俗讲啊，跟说因缘也是大不相同的东西。不成，你怎么跟他说他脑筋不往里进，他是正统派。不过你跟正统派的老师也别对着干，他如果考你的话，考唐代俗文学，你按照他说的说，你别按我说的说，按我说的说，他给你不及格了，可别赖我啊。
再说一个读书要有些悟性的问题：读书一定要开动脑筋想问题。例如，《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故事，一般人全当故事一读而过。我就细想：司马懿就那么糊涂，小小的西城，十五万人往前一冲不就行了。没那么简单。司马懿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诸葛亮派人先散布了很多谣言，弄得魏明帝曹睿把他给罢免回家了。后来，诸葛亮初出祁山，魏军老打败仗，这才起用司马懿。起用他以后，他第一招就是偷袭孟达，先把孟达杀了。孟达是从蜀国投降魏国的，是曹睿很信赖很喜欢的人，要杀他，你得打个报告，但他不能打，为什么呢？他一打报告，曹睿底下的人就有人会给孟达送信。他把孟达灭了，领导阶层估计对他会有看法。再其次呢，他灭了诸葛亮又能怎么样？坏了，柳宗元曾经说过，“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你要有敌国外患才成。所以蒋介石的那个部队的人为什么老打败仗，他脑子里都是有敌国外患思想，他说有了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不被打得稀里哗啦，我还能凑合地活着，可是我这点兵要是给共产党消灭了，没兵的人只能回去退休了。但是我也不能得罪蒋介石，所以我还是凑合着这么干。所以，他不跟共产党决一死战。死战的，如张灵甫，死在孟良崮啦！司马懿心同此理：我灭了诸葛亮，灭了蜀国，以后怎么样？灭了蜀国以后，本来曹家的人就对他有看法，说司马懿是“鹰视狼顾，非人臣之相”；他灭了蜀国以后，那何不第二次开刀，拿他司马懿开刀？所以你看，后来灭了蜀国以后，钟会和邓艾的下场是怎么样？全死了。所以，司马懿比他们看得远，绝不进城。留着诸葛亮，还有司马懿；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司马懿。这也是诸葛亮非得派关公去把曹操放了的基本思想，因为那个时候，北方的权杖是曹操手持着的，你把曹操灭了，北方又是一场大乱，而且刘备当时的力量也不够，那怎么办呢？如果又恢复天下大乱，说不定孙权得了势，因此诸葛亮非得维持不可。怎么维持住呢？就利用关公，说你去作个人情，把曹操放了。因此，我就用这个写了一篇论文，我想用这个撞大运，呵，我老师看见以后大大地高兴了。他说行行行，你这人可以，居然想得这么深。我以后就按他这办法，就往深里想了。
那么，接着要说，用新材料，或者研究新问题，不一定是全新的材料。像各位刚念中文系，你上哪儿找去，你找不着那些材料。你刚到中文系一年级就读，想研究敦煌学，那不太可能。你上哪儿找那些材料去，现在倒是都印出来了，一两千块钱一本，在图书馆，他也不借给你，说在库本阅览室呢，你也不能看得那么多。再说，这里面是讲资格的，你得在大英博物馆或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蹲过几年，看过那些文卷。像咱们历史系，像我那朋友荣新江教授，到那儿给他编过目，这行。各位，你刚进中文系，东西南北还不明白呢，你想到他那程度，还差点。他是78级的学生，那时候我看他这人就行，每天扎在图书馆，还力争当课代表。说到这儿，我要告诉你，这课代表非常重要，你最好力争当课代表，我当过好几门课的课代表，目的就是引起老师的注意，跟老师搞好关系。荣新江就当课代表，每天就在阅览室里坐着，然后一看我爱人来了——我爱人是那阅览室的负责人——蹭一下他就进了库了，叫他也不出来，看书去了。这人行，所以现在他是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了。你得学他，所以你得研究好了，什么是明流，什么是暗流，什么是新材料。不是新材料也不要紧，你得想办法给它想出点辙来，让它变成新问题。从来是时势造英雄，可是呢，不管你是不是英雄，你得在适应时势的时候，把时势稍微改变一点，让它适合于你。
接着，我给大家汇报，我以为上大学学习，你应该注意几点。第一点，如果你现在学英语学得不错了，你要先学日语等，多学几门外语才好。外语，非得跟老师学不可；而且北大的语言科有一个特点，进度非常快，你有一个礼拜跟不上，下面就困难了。我在北大学过好几门外语，主要是感觉进度快，后来我慢慢感觉追不上了。因为不是外语系的人啊，外语系的人进度就更快了。所以，这外语，你非得死记硬背玩命不可。那么，除了外语以外，本系的课啊，已经有了课本、讲义、教学大纲，基本属于照本宣科，所以课堂教学上，听讲抄笔记，这种办法很不可行。观其大略就行了，因为那些内容早已在课本讲义中了。比如，五十年代初，我听王昭琛（瑶）先生的课，第一次讲中国新文学史，那是1953年，喔，那是一屋子人在听课。《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王先生的著作，刚刚出版了上册，我赶紧去弄了一本，他讲的时候我就看，基本跟书里的一样。可是我也有笔记，我那笔记就是书上没有的，给记录下来。比如，忽然有一天他讲高兴了，讲走嘴了，说什么：你知道周总理领导的党的统战部门，在重庆干嘛？跟老舍他们搞文艺统战。所以，老舍先生非得当文联主席不可，因为他是中间偏左的一个人，所以能跟咱们党合作。有的人呢，就不行了，他是咱们党的叛徒，没法跟他合作，只能敷敷衍衍。比如吧，姚某人，他已经脱党了，现在无论如何跟咱们靠拢都不是一条心，这种人你就得防着。欸，我就在下头写着，“依靠老舍，防着姚某人”。
刚才我说了，我举了我研究的《三国演义》的例子，那时候究竟怎么样我不敢说。可是到现在为止，有一天我写的一篇小论文，袁行霈拿起来一看，他是我师弟，比我低两级。他说这很好玩，来来来，我给你收入一本书。那本书叫什么名儿我给忘了，不知各位看了没有，这么厚的两本，叫什么文学名著选讲。那里头收了我好几篇文章，基本上属于我在大学里头或者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自己胡思乱想的结果。所以不管这胡思乱想正确不正确，你必须在大学阶段，特别是在北大，锻炼自己，小小地，咱别说大大地，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且逐步养成这种能力。我为什么说小小地呢，那么什么是大大地？你别净研究那种问题，什么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这些大问题能是你研究的吗？这些大问题都是那些教科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你研究不了，你就先究些小问题得了。
另外呢，要集中在一两个学术领域内，别乱放枪。打机关枪的人，要集中一个点打，要散打就完了。所以啊，我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就研究哪些学术还可干呢。四个字，告诉大家，你得找那种地方——“路静人稀”，没几个人走的那种道。如果走的人多了怎么办？你赶紧让位。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研究敦煌学的人在北大很少，我说我研究这个吧。后来，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小小的思考，我拿一些思考跟大家汇报。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下女夫词》。各位不知道这《下女夫词》吧？《下女夫词》是《敦煌遗书》里边的，大概有二十来卷，都是抄的《下女夫词》，但是内容不太一样，主要是它错字太多。那么什么是《下女夫词》呢？先说女夫，女夫就是女婿。“下女夫词”的“下女夫”，按古代汉语，“下”是使动用法，就是让女婿下来。怎么下来？因为女婿要到门口来，进行类似抢婚的表示，这时候女家就把门给关上了，来吧。男女双方就进行对唱，唱到一定程度，再开门把新娘给放出来。“词”就是使女婿下车敲门的词。这《下女夫词》很多人都搞不明白，因为里边讲的都是男方说，我是哪儿的少爷，什么使君的少爷——用咱们的话，省长级干部的少爷——长得如何英俊，带来了多少车马。这边女的就唱，我们这儿可是部长级干部的小姐，比你们还要强，我们有多少嫁妆。大伙想，这不是颂扬贵族的歌词吗？可是你要明白，谁都能唱，它是一个通俗歌辞。你总不能够在结婚的时候说，我可不成，连嫁妆都没有，我就凑合着，你要看我还可以，你就来吧。你要这么着，没人跟你提亲啊。而且那里头，说男的如何英俊，女的是如何漂亮，那也就是那么一说。那是个一般性的提法，不能那么弄实。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你没事的时候，研究研究《诗经》第一篇，这你总看过吧，就“关关雎鸠”那篇。看过没有？我对“关关雎鸠”有一定的看法。我认为，那里头老讲少爷小姐等等，什么少爷是小姐很好的朋友。可是前面呢，还有民歌的成分，所以我认为它跟《下女夫词》是差不多的。它本来是民歌，民歌里没有少爷小姐。后来呢，为了提高新郎新娘的身份——当时认为的身份，把他变成少爷小姐，所以前半截儿啊，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那是民歌的成分。后面慢慢地就变成少爷小姐了，那是加以改造了。所以，它是个加以改造的民歌，而且是一个结婚歌。这是我的看法，各位如果能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也许能想出小小的论文来。这个题目我已经不做了，谁愿意做谁做。你要反对我也可以反对，那也许更好。
第二个例子，就是“榜题”的事。榜题，就是在敦煌藏经洞里，有很多画，每个画旁边都有一个小小的说明，有的长有的短。这东西相当于咱们小时候看连环画，连环画下面不是有一个说明吗？跟这个完全一样。可是它没有连环画那么长，比连环画短一点。敦煌遗书里边有很多抄本，这些抄本很乱很乱。谁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抄得这么乱。比如说，这一段吧，一个太子舍身喂老虎，下一段又讲一个王把眼睛挖出来送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第一段、第二段都抄在一起了。我就天天研究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到藏经洞一看，我慢慢明白了，这是和尚让那个小沙弥去抄那些榜题，这小沙弥他不管，比如这榜题吧，东厢有西厢也有，南厢、北厢、墙上、墙下都有。他不管这一套，反正你让他写吧，我就从东厢抄到西厢，从西厢再抄到南厢，他不管它的次序。其实它是有次序的，后来我想了一些办法，把它的一些次序给调整了，我又造出好几个榜题的次序来。欸，这还算小的新发明。所以，以后您看抄本的时候，您得注意，你得细心想，他为什么这么抄。他抄乱了都不要紧，抄乱了有他自己的一定的想法，所以你看抄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北京大学抄本无数，最近咱们还买了些个程砚秋唱本的抄本。那些学生来问我，我怎么弄不明白，我说非常简单，因为他这抄本分好几种，有的是旦角唱的，他不抄别人唱的，光抄旦角唱的，抄到一定程度，他就截了，他截的办法是来一个横杠，就知道这一段唱完了。然后，再往下，又是第二段了，你必须看，还有另外一本呢，你拿这两本三本一对，你才知道那些老生、小丑他们是怎么唱的。你在北大慢慢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抄本的问题，你要知道人家是怎么抄的。
学术进步是一日千里的，信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释迦因缘》，就是《太子成道因缘》，这个比较复杂，在学术界很有争论。我认为，它是一个像现代川剧一样的、后边有帮腔的一种唱法。所以，它是一种戏剧的雏形。它有很多说明，对仗白说就是出来的那些帮腔的人，他是公开出现的；大人吟、夫人吟，一个是老生，一个是夫人，用咱们现在的话。回转了，并不是唱，说他们唱完了下场了。然后，在他们告别的时候，又唱了很多。可是当初省略了不少。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很多东西你得细细地替他想。我为什么能看出来，是因为原来我看不懂，后来我看啊，一本书，不知你们看过没有，叫《大戏考》。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时候马连良、谭富英、梅兰芳，他们唱片的汇集。那个《大戏考》里边，比如说，这一段完全是梅兰芳唱的，就没有马连良的事儿。《打渔杀家》，就是桂英在那儿唱，萧恩那边是在另外一张片子上，可能你得过好几页才能看到。所以，你要特别地注意，《释迦因缘》，《太子成道因缘》，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我的看法，我认为它就是中国戏剧，特别是歌剧的早期雏形。而且有许多的帮腔，像最老的川剧那样。可是我这个看法，很不受人待见。特别那些保守派，他说你想得太多了、太快了。可是我告诉你，想多了、想快了没什么坏处。
在外国有一种很好的办法，比如在英国的大学，有一个叫席明纳（Seminar），席明纳就是学术讨论。我建议，你们看看费孝通先生的《留英记》，是在英国学习的记录。那篇文章写得特别好，就讲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他到了英国以后，带了两个稿子去，一个论文是讲他在广西瑶山调查少数民族，他以为这是他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特别喜欢的题目。马林诺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太平洋岛屿上进行了多年的少数民族研究，而且写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他想，我带这篇去还不行吗？他不知道，现在学术潮流一日千里了，那欧洲的社会学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到了不是研究少数民族了，而是一般的，特别是亚洲一带的社会情况，也就是研究社区问题了。所以，他带的第二篇论文，《江村调查》，好好好，导师一看，正好赶上潮流了。所以要了《江村调查》，那什么瑶山的事儿，先不管了。
另外呢，怎么培养学生？有一个方法：每一个星期，有一天。马林诺夫斯基，是社会学的权威，他有一天就说了，来来来，某一天到我家来。这时候，全英国的研究社会学的，他那些徒子徒孙，全来了。马林诺夫斯基那房子相当大，里边搁着各种不同的座椅板凳，大伙儿都认识，你还别坐错了，张三坐在躺椅上，李四坐在沙发上，全有固定座位。像费孝通这样刚去的怎么办，拿一张小板凳坐在后头。大伙儿就抽英国烟斗。然后，就由马林诺夫斯基提一个问题，说今天咱们研究什么问题，另外找一个人做主要发言人，这个人发完言后，大伙儿就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席明纳。席明纳对于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在那里你能知道全世界许多最重要的信息。可是中国啊，特别是在大学里边，我是说内地，席明纳不怎么成；我听说香港还可以。为什么呢？我这个著作、思想、想法，先在这儿说了，你给拿走了，我得防着你点儿。所以，席明纳在内地搞不成。这怎么办呢，我教你一招，你要参加学术会议。中国内地的学术会议啊，虽然有真有假，但是它不太敢在学术观点上盗窃。所以，作为年轻学生，你要尽可能哄着老师带你去参加学术会议。办法之一，就是我去为学术会议服务去，还不行吗？你服务去，可就太好了，因为你服务的过程中，你就能看出那些专家们是怎么回事。比如，他挑房间了，有些什么响动了，带了什么人来了，你就把他的底儿知道一半了。我一参加学术会议，我一看，就知道某些人怎么回事。在你老了、他死了之前，你可别瞎写文章，那你算把他给告了。你告了他，可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千万注意，千万注意。我知道很多专家的底儿，到现在也不说，你要我说我哪敢说，说完了他揭我老底、跟我没完。但是你知道一点啊，知道学术界的一些事，总比不知道强。可是，一定要知而不言。青年多参加这些会，获益匪浅。最好你去的时候，带点小论文，你不带小论文光服务也不成。带什么小论文？小、新、精，又小又精，内容还非常新的论文。题目不能太大，像我们系跟我报，学生说要报一个“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的题目，我说你别瞎扯了，目录学研究对象是你研究的吗，连我都不敢研究，我老师他说了算，他爱怎么说怎么说。
八十年代末，我带硕士生杨宝玉去西北，参加一次敦煌俗文学的会议。她带的论文，是“北大信息管理系资料室所藏《下女夫词》钞本残卷之录文与研究”。这个钞本从未发表过，其中个别字句能补充纠正别的卷子，因此很受到在场的老前辈的欢迎。从此，敦煌学界很多人就基本认识她了。她现在在敦煌学界颇有建树。你要知道一个人在敦煌学界能做到这点不容易，因为它是个偏科，因此呢，打一仗要上好一个台阶。你参加学术会议，你在观察别人，别人也在观察你。作为青年人你要注意，不必老找老前辈研究。老前辈有时候有门户之见，认为：“你为何上我这儿来，跟我套什么近乎？”他不像我，谁跟我套近乎都可以。你要多结交那种你认为有前途的青年人，为什么呢？学术是由人组成的，是由人群组成的，只有青年人，有希望的青年人，才是学术的未来。那些老花眼的古董早晚退出历史舞台，你哄着他用处也不大了，你还是跟哥儿几个拉拉手，将来一起前进为好。另外呢，你要注意，特别到外地考察去，你一定要做好种种充分准备，因为中国的学术会议啊，外国也是这样，它犯一个毛病，它爱在山清水秀的历史遗址上开，所以你到了那儿呢，你就等于旅游，可是那旅游你要注意，你要有所收获，所以先带好地图，先研究好那儿有什么东西，再研究好在当地自己怎么学习，但是到那儿可别“孔夫子门前卖《三字经》”，说这我全都知道，你有本地人行吗？我到了哪儿首先拜老师，先把他们哄好了，他们就带我各处遛遛。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跟老师的关系。中国中小学的老师，在你进了大学以后，除了师生关系好，跟你的前途关系就不大了。我不是说中小学老师不成，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或者在前途上可能跟你没太大关系了。咱们还要好好地尊重他们，他们是很可同情的，好像蜡烛的光，大家都知道，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也就那样。大学的老师可能跟你一辈子有关系，不管是不是你的导师。所以你一定要跟大学老师搞好关系。跟大学老师搞好关系非常容易，为什么呢？中国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旧社会手工业者截然不同。中国的手工业者啊，总是抱着一个思想，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是难免，所以除非他跟你关系特好，或者收你当女婿了、收你当儿媳妇了，这才教给你。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啊，起码是在解放前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吧，这批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也算其中之一，但是我没有做得很好。杜甫有两句诗：“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匡衡抗疏功名薄”，是说知识分子为了职称不断地要写论文，为什么呢？因为他功名薄，到现在连讲师还没评上，那怎么办，多写论文吧，这就是“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是说，知识分子老想把自己会的这点往下传，但是真正能听话的学生不多，而且还防着一点，怕那学生学会以后，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回来又把老师给整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老知识分子差不多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完全带到坟墓里去，完全给火化了，所以知识分子很容易相处，特别是老知识分子。但是你要注意，将来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越来越少了，趁此良机，赶紧跟岁数大一点的老知识分子多多靠拢，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他一定好好地对待你。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你得表现出啊，第一是想学，第二啊，你得表现出你能学，要不然你还是少跟老师来往。为什么呢？你到老师那儿去，我告诉你，课堂上严格地说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那东西不用上课堂，你只要看看书不就行了吗，书上都有。老师说的那些，像我刚才说的，王瑶先生那些话，那是很少见的。你在哪儿学啊？你得上老师那儿沙发上坐着去，跟老师聊去，聊着聊着他的思想的火花就出来了。于是你不就得到了吗？但是你得表现出不是一个傻蛋，不然，他说了半天，你也不太明白。所以你得有所准备，各位在大一的时候就要多多地有所准备，以备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慢慢向老师靠拢。现在你还不行，老师一看是小屁孩儿，你不要让他有那个印象，认为你是一个小傻蛋，不可造就，以后就不好办了。那怎么办呢？像我们那时候，首先得跟老师建立亲密关系，至少要做到不算父子吧也差不多。我跟好几个老师都是，我不敢说是登堂入室，可是好些事儿我都帮着处理。比如说，老师家里干仗了，我就赶紧去，我说别介，把师母她老人家请一边去了。这会儿老师当然对我大大地赞赏。不过你得有那种关系，你不能一进屋就劝架，因为你还不认识师母呢！另外呢，你跟老师谈学问的时候，得表现出你能够举一反三。现在我给你举例，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去林静希（林庚）老师家里去，跟老师聊，大有收获。但是你也得防着点儿，老师问你问题，你得答对了。现在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咱们一块研究研究。“手卷真珠上玉钩”，南唐中主的词，老师跟我讨论了：“手卷珠帘上玉钩”，“手卷真珠上玉钩”，他知道我学习版本目录，包括校勘，他说：“你说是真珠好，还是珠帘好？”各位说呢？我告诉你，你得答对了：“手卷真珠”是好的，“手卷珠帘”绝对不如“手卷真珠”。为什么呢？珠帘是珠子做的帘，是真的假的还不知道，你看现在有时候你到商场、饭馆里，夏天在门口不是有一串一串的帘子吗，那都是假的珠子。“手卷真珠上玉钩”那是真的珠子，所以那才是一个贵族的妇女家里头的帘子。所以真珠就比珠帘要高，我们要采用真珠。幸亏我答对了，要不然我答错题，老师就不怎么爱我了。一天，又讨论起李商隐的诗歌来了：“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老师说：“你有什么感受？”我想，得曲线答题，别正面答，因为，不知老师是怎么想的。我就说：“老师，我看了一篇德国的小说（这德国小说我忘了名字了，各位要是想起来哪天告诉漆主任，让漆主任告诉我，我给忘了。大概是德国人写的小说）说的是有一个骑士跟一个淑女，那时候好像不是公主也是郡主吧，一个贵族女儿，俩人相好，她爸爸不干，把那个小姐给关在一个塔里面了。于是乎那个骑士就每天在塔外边眺望那个淑女，那姑娘就从塔里头看，俩人就那么看，看着看着，看了好几十年，俩人都老了。怎么办？那个小姐想：‘我老了，老末卡吃眼的，还要你看？’于是乎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雕像，年轻时候的雕像，放在塔的窗户那儿。那个骑士也明白了，也给自己做了一个年轻时候的雕像，放在塔的外边，两个雕像四目相对。”我跟老师报告，我说：“这就是李商隐的顾虑，不过李商隐还没走到这一步呢，‘晓镜但愁云鬓改’，就差从年轻时候到年老了，已经不是那样了，怕的是这个。‘夜吟应觉月光寒’，也是两个人对象来对象去，也没对象成功，心里越来越凉，就跟那两个德国人一样，不过德国人已经推到几十年以后了，李商隐还没推到几十年以后，因为李商隐四十六岁就死了，还没到那会儿就死了。”老师一听，心中大悦，说好好好，行行行，你真有见解。其实我这都是瞎侃。然后又研究开杜甫了，说“无边落木萧萧下”，好，为什么不说“树萧萧下”？我说老师，这个树啊，在古代往往当动词，所以，《种树书》，种是种植一年生草本植物，树是种植多年生木本植物。《种树书》，不是种树的书，而是种和树的书。“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郊《种树书》”，讲的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和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种植，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向老师汇报，您看最懂得杜甫这句诗的人他是谁呀？黄庭坚。黄庭坚有一句诗完全是按杜甫的诗歌脱胎，但是脱胎得比较灵活，就是“落木千山天远大”，气象比杜甫的还阔大。老师一听大为高兴，说很好很好，明天讲课就用你的例子。我说哪天我再跟老师提供点儿新的例子。于是又有一些研究了，王维的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还有一个版本：“山中一半雨”。专门有一个本子，只有那一个本子，是“山中一半雨”，所以特称为“山中一半雨本”。我跟老师说，别看只有一个本子是“山中一半雨”，这“山中一半雨”就比“山中一夜雨”要高，为什么呢？“山中一半雨”是说在山里边你不管它下不下雨，有一大半都像下雨，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山中一夜雨呢，就是一夜下雨呗，一夜下完雨可不“树杪百重泉”么，没有回味的余地。老师说这好这好。
最后要跟大家报告的是，不能老向老师那儿索取，特别在老师的晚年，你有时候也要安慰安慰老师，让老师高兴高兴。但是老师都是学者，你不能一般的，说：老师我来了，给您提溜两个苹果来。怎么办呢？你估摸着老师觉得你提供的是一种学术性的玩意儿，可是呢，又不在他研究范围之内，他听完以后会非常的高兴，他说嘿，这人还研究这个呢！老师见着我呀，就经常问我：“最近又研究什么啦？”所以我每回到老师家里去，我得先准备好一两个段子。你要注意了，你以后见老师，你也先准备好一两个段子，这段子估计他不知道，又不在他研究的范围之内，他又会感觉很新奇，认为是一项学问。我到老师家里去，预备过十来回段子，我举一个段子来说。老师说，你又研究什么呢？我说我研究《三国演义》呢。“你研究《三国演义》什么内容呢？”我说我研究吕伯奢家的猪，为什么它不叫？如果吕伯奢家里的猪一叫，曹操就知道，省得杀人了嘛。猪没叫，所以曹操跟陈宫才拔剑把吕伯奢家里人都给杀了。“那你说，为什么猪不叫？”我说非常简单，中国的乡下，对于杀猪是非常重视的，一定要在过年过节或者是喜庆节日时才杀猪呢。曹操跟陈宫到吕伯奢家去，这是一件秘密的事儿，你去杀猪，猪嗷嗷一叫，东邻西舍会问怎么回事儿啊？吕伯奢他们家有什么事？他们会来打听打听，一看来了这么俩人，就坏了。但是吕家又想好好招待，那么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让猪不叫？非常简单，猪是非常爱吃酒糟的，猪吃完酒糟，吃多了它就呼呼大睡，这时候你爱怎么整它就怎么整它。所以吕伯奢家就把他们的酒啊都给猪喝了，那猪喝完酒呼呼大睡了，因而吕家没有酒了，吕伯奢才出去买酒。我老师一听非常高兴，说像你这么研究学问的少。
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