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陶诗的议论

人们常把渊明看成诗人中的思想家，就是因了陶诗有很多哲学性的议论。他的生活环境是产生田园诗歌的农村，而他的思想和对人生体悟所形成的议论，又能提高作品的境界。胡适曾说：“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民间的言语。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所以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陶诗的外在形式和内涵风格，常常出现悖论，这在陶诗的议论，也同样存在。犹如他的田园诗常愤视官场，咏贫诗每带不平之气一样。他的田园诗，说实在的，对田园风光倒没有特别着力的描写，而且往往议论多于描写。他早期田园诗议论尚少，措辞也较平和。如《和郭主簿二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与从弟敬远》，一般都是夹叙夹议，到他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永归以后的诗，块垒积多，语带讥刺，而且常置于开头和结尾最显眼处，前后包裹，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笼罩前后，流贯全诗。如《归园田居》其一开篇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俗韵”和“丘山”对比壁立，是那么的鲜明，三四句又带出多少遗憾，他简直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口气说出多少委曲。结末又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应得那么有力，说得又多么兴高采烈。这诗议论沉着痛快，没有任何轻松平淡，惟其如此，中间田园描写才显得更为亲切可爱。《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共20句，前后却有12句议论。开头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用“田家语”讲“农夫哲学”，真属于他田园诗中一道“实话实说”节目。《移居》其二写农闲的消散，末言：“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所谓“此理”就是闲暇的登高赋诗、有酒聚饮、闲时聊天；“将不胜”，犹言其中的快乐岂不欣然，所以“无为忽去兹”，何必舍此而去呢？清人方宗诚《陶诗真诠》说此二句“有大舜若将终身之趣”，谓末二句“尽人事人理，与旷达不同”。正看出其间非隐士悠然无事的话头，而属于农夫安身立命的人事人理。刘履《选诗补注》卷五说得更明白：“靖节素愿易足，不必充广。惟衣食当经纪者，亦必力耕以自给焉。此与世俗怀居之士择取便安，务求完美者，不可同年语矣。”就是说这位大隐，完全说起农夫的话来，他投入农民的行列，把观念也转化为“农民意识”，他奔赴农村，接受体力劳动的磨炼，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在他看来，这是实现人格完美的唯一归宿。人不堪其忧，他则乐在其中，农村成了他的理想国。《杂诗》其八则通首议论田家的辛酸，说他讨厌“代耕”——做官，愿以田桑为“所业”。虽然“躬亲未曾替”，然而“寒馁常糟糠”。惨淡如此，心想只有粗粳大布就满足了，可是“正尔不复得”，连这些都成了奢望，未免让人感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劳者饥寒交至，“代耕”者“人尽获宜”！这是什么世道，倒挂得如此悬殊！结尾虽然说“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好像无可奈何，不了了之，归入平淡，但他已把“代耕”与“躬耕”的差别讲得那么分明，这“陶一觞”并非陶然进杯，实是一觞愤懑不平的苦酒。这诗是他自回田园十年生涯的总结，前人云：“一句一转，古诗之最变幻。”正是有见于其不平，看出其间跌宕昭彰来。明人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论《杂诗》:“十二首中愁叹万端，第八首专叹贫困，余则慨然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用复之法亦同之。”如把《杂诗》看做《楚辞》不无道理，那么其八则等于《天问》，不同的是陶诗问得集中，问得切实，问得有人生意味！龚自珍说陶诗“三分《梁甫》二分《骚》”，大概包括这样感慨不平的诗。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写农忙收割时的兴奋和辛苦。开头议论：“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贫穷和稼穑是孪生兄弟，努力不行，还得“戮力”，使出全身的劲儿。原本写秋收，却言“春作苦”，更辛苦的秋收自在言外，这怎能不“戮力”呢！苦倒事小，高兴的是“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而且“有秋”是庄稼汉的狂欢节，可以有“饥者欢初饱”的兴奋和激动。末尾想到孔子时代的农夫“荷蓧翁”，自己和他有什么两样呢？这正是不“负所怀”的生活方式！辛苦而有饭吃，是庄户人家的理想，对陶渊明来说，这就算到“桃花源”了。

总之，陶诗中的议论，来自宁静而辛苦的田园，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清香。用田家语发议论，发牢骚，这和两手沾满泥巴的农夫的言谈，确相差无几，真到了“非躬耕者不能言”的乱真程度，看似质朴平淡，与田家老农语没什么两样，然则“愈平愈高，转近转远”，正像萧统《陶渊明集序》所言：“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陶诗确实犹如清凉剂，可以熄灭我们这样凡夫俗子的世情杂念，而清凉的东西与火爆火热的世俗不正是相对立的吗！不过水火不容的实质，往往被论者忽视，何况陶诗外视平淡，内含骨鲠，它还包含些许的愤然不平，只不过采用平和的语气罢了！如果把陶诗置放到晋宋时代，就会发现他的棱角是如何的骇人！干宝《晋纪总论》论及西晋社会风俗与思潮时沉痛地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而当时的官场局面更是倒挂至极：“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东晋与西晋一脉相承，其上层思潮与官场风气并无改观。只是由于中土流人与江南土著的合并，新增了权力的分配和矛盾的平衡。玄风更为炽烈，空谈更加时尚，江南山青水秀则更调动广建庄园的胃口。东晋初年，熊远上疏论国政有三失：一是“未能遣军北讨”，二是官宴“务在调戏酒食而已”，三是“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涂日开，弱强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观此一节，可知两晋吏治如出一辙。尤可痛者，半壁河山，沦为人手，尚不思改弦更张，犹陈陈相因腐败之吏治。加上东晋多幼主，拥兵者每欲篡夺，而晋祚原来自篡，以篡易篡，本无公理可言。淝水之战，外患方息，内乱更烈。陶渊明生活在这样倒挂的时代，怎能有所作为！13年间东游西走，5次往返官场，其中弊端，怎不内悉于胸！在望空为高理事为俗的官风宦俗中，他的愤然归隐，实在是不得已而然。官以勤恪招笑，理事为俗，那么秉耒“肆微勤”，扛锄“理荒秽”，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奇耻大辱。陶之隐和那些生资丰饶择处名山、悠闲且有盛名的“隐士”不同，仅一庐山匹夫回乡农民而已，头上不过多了一顶“隐士”帽，否则他那样“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实在是耻不堪言，萧统不正是说过他“不以躬耕为耻”？何况他“灌畦鬻蔬”、“织纬萧”，挑担卖菜，还编草鞋织簿子换饭吃，搞过不少小农副业。渊明略后的到彦之因为早年“担粪自给”，大概亦为菜农，一直到了已为吏部尚书的孙子到溉，还遭人“尚有余臭，遂学贵人”的詈骂。所以陶渊明的各种劳作在当时并不那么“高尚”，不过多了层“隐士”遮羞的面纱而已！他却公然还要写什么“田园诗”，岂不知在这贵族时代，无所事事的名士谈手，钟鸣鼎食地吃饱了佳肴，思量到人不到处，搞些玄妙的清淡，作些不伦不类的“玄言诗”！贵族化玄虚的诗和渊明的田园诗，名山胜水群体徜徉的无事哼唧和他用汗水浇灌的甘辛之言，虽然共同滋生于同一哲学畸形发展的时代，他们的诗都好议论，议论又多么悬殊。陶诗的议论，“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幅旷达语，所以为真旷达”①。此语颇能识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谓“玄言诗”是“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江左诗文，溺于玄风。辞谢雕采，旨寄玄虚，以平淡之词寓精微之理。”原本来自平民的老庄哲学，这时成了贵族文学的谈资，涮去了庄子愤世嫉俗的内质，专取旷达夷泰的一面，其表现的形式必然是“平淡之词”。陶渊明生活在这“无为”时代，难免不为风气所染，他同样喜欢老庄，尽量把诗写得平和而夷泰，经常淡化胸中不平，控制自己的感情，磨钝笔下锋芒。比如《饮酒》二十首借酒发了那么多的牢骚，最后却特意提示：“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这全是醉人谬语，可作不得真！《咏贫士》其一说他像孤云独鸟，如何寂寞，如何饥寒，结末却言“已矣何所悲”；《杂诗》其八写冻饿至极到了哀哉可伤的地步，不由得发出“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这本和李白的愤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并无二致，也和孟郊“谁谓天地宽，出门即有碍”相差无几，却紧接用“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轻松收场结束。我们真不知道饿肚而无粗布被子的冬天，他这时是否有酒，即使有酒是否就那样陶然怡乐，平静得就像农村的冬天，冻得发抖的人怎么会有万念俱灰甚或悲极生乐的心情呢！正缘于此，他的“田家语”被人们看做“平淡”的风格，他用“平淡”包裹的牢骚愤懑，也被误解为无烟火气。整个陶渊明，蒸发得只剩下置坐东篱，秋菊满把，浑身悠然的纯净的隐士！隐士原本都是负气带性不能摧志屈道之人，而且他的议论毕竟绵里藏针，有着不是处处外露的锋芒，糟糠寒馁的陶渊明与佳肴饱腹的玄言家们怎能作着风格一样“平淡”的诗来？

①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九，钟惺评语，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