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田园诗中的贫穷

仕隐是贫富的分界和主宰，也是困扰陶渊明一生的大关目。他的五官三休永归田里，正是显示这个关目的几个“亮点”。他的田园诗以此作为永恒的主题，就自不待言了。

要归隐，对于宦囊羞涩而且嗜酒的陶渊明而言，“有酒盈樽”的日子是有限度的。彭泽令的那几斗米一经消费，前景并不好。“岂能为五斗米折要”，便“即日解绶去职”的一拂，虽然拂出魏晋名士的最高风流，却解决不了饥贫寒冻、少酒，甚至有抹下脸去讨饭等问题。他向贫穷欣然奔去，愉快地扛起锄头，加入庐山脚下赤贫的农夫行列，遭受种种折磨而矢志不移，这简直有点像他笔下荆轲“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永不回头的精神，虽然一个“金刚怒目”，一个欣然微笑。在“一去十三年”的仕隐之际，他早琢磨过隐居就得贫的问题。所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但“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他终于跑到庐山脚下做起了农夫。在未永归前，他的日子有时也不见好，《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宅中，了无一可悦。”归隐后，也有一段舒心的日子。《杂诗》其四：“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但在50岁时就已“寒馁常糟糠”，就连“粳粮大布”也接继不上，已经到了《杂诗》其八“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的地步！就在写“采菊东篱下”的53岁，在同组诗中他想到贫穷的伯夷、叔齐、颜回、荣启期等人。次年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描写了隐居后接连的不幸，先是遇火灾，接着又是虫灾：“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他的生活进入了：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如此泣寒叫饥的程度，是不是有求于做官的朋友，是需要周济，还是想求荐入仕？看他末了一曰“在己何怨天”，再曰“慷慨独悲歌”，不怨天尤人，所有这些都因“在己”——自寻的，也就是甘于斯、苦于斯而已。大名士向人叫苦连天，不过是以苦示志，官都不做，还有何求！这诗用了他不常用的狠重字眼，比如“抱饥”，说自己“寒夜无被”，白天晚上都冻得受不了，是不是有些夸张？看此前四年《杂诗》其八说的“御冬足大布，粗已应阳”，都已成了“不能得”的“奢侈品”，则觉得这诗“无被”云云，还是接近他的处境，似乎没有多少水分，因为先乎此他连“饱粳粮”都成了“但愿”，甚或断炊，又怎能怀疑“无被”非真呢！陶诗这类直面惨淡贫穷的田园诗，虽然常在末尾要说一两句自我安慰的话，比如“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或者“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但在这类诗中，同样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平淡”的风格，就是结尾也看不出他有多少“悠然”和“清雅”来。

组诗《咏贫士》后五首写了上古及两汉一系列贫士：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张仲蔚、黄子廉，用他们安贫乐道鼓励自己，正如组诗最后说的“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这些贫士实际上不过都是一些引子，写他们亦即写自己，实为夫子自道。比如其五“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至于“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简直是以今度古、以己视人，把这些怀古诗看做咏怀诗未尝不可。虽则如此，我们无心把它们都看做“田园诗”。但这组诗前两首是纯然的“自画像”，其一云：“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其二说：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枯条满园的冬季，抵御“凄厉”的方式，就是在南墙下晒太阳。所谓“拥褐”大概是穿着破棉袄，手塞进袖筒缩成一团的样子；酒可御寒，但壶底朝天却倒不出几滴来；该做饭时，灶房冒不出一丝烟来。日过午还吃不上饭，又冷且饥，什么也做不成，腹饥身冻，又怎么研讨诗书？农夫的冬闲，哪能比得上孔夫子厄于陈蔡的大事业，陶夫人恐怕难免“愠见言”了。这诗写得真是“不见烟火”，用笔如刀，宛然一幅单色木刻，一个“贫士”难堪的一举一动如在眼前。这里没有“静穆”“清雅”，也察觉不出任何“平淡”的意味来，只是赤裸裸地一贫如洗，处处尴尬，时时无奈。他把自己置于贫士画廊的首位，加上“枯条”和茅屋的背景，描述田园生活冬日的一天，印象极为鲜明。

陶渊明有个性有毅力，对贫寒的冲击有精神的盾牌抵之，以苦中作乐的幽默方式体现他的矢志不移，他的《答庞参军》写“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的乐于田园的一面，也写“旧谷既没，新谷未登”的饥乏之患，更属有感而作：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这首《有会而作》，实在是一首“饥饿之歌”。“长饥”断续陪伴了一生，直到临终。刘宋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请他出仕，62岁的陶渊明已饥饿“偃卧，瘠馁有日矣”，如果一当官，问题都会解决。“道济馈肉，麾而去之”，在易代之后，他对官场还有什么希望？在最迫切需要填肚子的时候，他想起不食“嗟来之食”的蒙袂饿者。所谓“粥者”，或许包括檀道济在类；所谓不以“嗟来”为恨，而以“蒙袂”为非，陶对檀的“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的逼仕，挥挥手打发掉了，并未觉得其“善”。所以“常善粥者心”四句，全是反语，就是说“在昔余多师”之中，正有蒙袂的饿者。他要归于“固穷”，直到“馁也已矣夫”，也不和污世俗物打交道。《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这话真说到要紧处。饿着肚子说“菽麦实所羡，孰敢羡甘肥”的大实话，又说些“常善粥者心”之类的歪打正着的话，也就是热嘲冷讽，最后用“固穷”顶住，以“馁也已矣夫”鸣志，真是抑扬爽朗，跌宕昭彰。所谓“平淡”与此绝无缘，空腹饿肚的时候，谁也不会“平淡”，就是想“平淡”也“平淡”不起来，何况渊明身在“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处境里。

渊明还有首至为酸辛的《乞食》，为人争讼得也至为辛酸：“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开头这几句，不知让人慨生多少感喟，如果像朱熹所说渊明“好名”，好名的人最爱面子，而乞食讨饭吃又是最没面子的。一个赫赫有名的大隐，一个声响士林的大名士，去“叩门”伸手，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所以有人说这是“打秋风”，熬不住粗茶淡饭，混顿好吃的；或言向做官的友人求援；甚或说“从这种为求生而向官场朋友乞讨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卑贱”。又谓《怨诗楚调示邓治中庞主簿》的末四句：“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可以说这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它们表明渊明已开始想利用友人关系而向这两位官僚乞求以摆脱贫穷潦倒的困境，为此他甚至可以不惜放弃‘隐士’的‘身后名’。”晋人讲风度好名声，渊明或许未能免俗。弃官就是奔向贫穷，隐士会有名声，但说渊明是为了名声而甘于贫穷隐居，这谁也不会相信。名如浮烟正是声明隐居不是终极，只是个方式，不在像烂泥塘一样的官场随俗俯仰，而去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价值，才是“真意”所在。不过，这层“真意”不好明说，所以他才“慷慨独悲歌”，只希望官场友人能像钟子期那样能理解。不然，他做过桓玄、刘裕、刘敬宣那样头面人物的参军，何必向州主簿、治中去求援呢。换句话说，若他要做官，不知多少官要他去做，大名鼎鼎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不就曾亲赴其庐求过他吗！所以，把此诗及《有会而作》与《乞食》，看做“他为苟延生活而开始向官场朋友恳请生活物质方面的救助”，“由此可见他是个赖他人而生存的人”，“或者说是赖权力生存的人”，“又可见出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这种逐步升级的说法，真不知从何说起。陶渊明乞食的“斯里”，何以有那么多的有“权力”的人，他为什么当年不在桓玄、刘裕那里“趋炎附势”，为什么却挤着眼睛到他的茅屋附近去趋附炎势，这真是应了俗语“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话。此诗用了狠重的“驱”、“竟”，饥饿像魔鬼一样把他赶出草庐，当他意识到急需食物须去“乞”，他犯懵了，“不知竟何之”，到什么地方去，去敲谁家的门？当他“行行”时，犹豫、惶悔和挖肚掏肠般的饥饿搅成一团乱麻，终于“行行”到“斯里”；或许又彷徨了，又畏葸了。当他鼓起最后勇气敲开了一家的门，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来。吃了一顿饭，对这位“新知”的谢意，他只有“冥报”！其前提是“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他想起韩信，虽然前冠“愧我非”，尽量淡化锋芒，减少政治色彩，这和他忽然歌咏荆轲、刑天，都基于同样的思想基础，对政治并未忘怀——当然并不是想求人去再做官。

对于陶诗这类反映生活困苦的诗，说到他的经历及思想时人们乐于言及，论到其诗风格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钟嵘谓陶诗源于建安文学的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应诗佚失无几，风貌难详；而“左思风力”向来以建安风骨的“遗响嗣音”著称，建安群英以枯劲有力之笔展示灾难的人生，陶诗得其仿佛，以此展露自己遭受的煎熬。比起建安文学疏阔粗糙，显得亲切而更为生活化，虽因时代风气形成的“意闲”个性，常把这些健语淡化，但其中所挟带愤然不平之气，犹如描写田园风光所挟带拒绝的“轮鞅华轩”世界一样，是不难看出的。倘若把“又协左思风力”仅仅局限在《咏荆轲》、《读山海经》之类，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如果把这些田园生活的饥贫冻饿，有意无意置于田园诗之外，那就是误解中的再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