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园诗中的两个对立世界

说到陶诗，谁都会先想到他的田园诗，“平淡”的风格早已层累为积久成习的不争之论。其实陶之田园诗存乎两个世界，一是鸟飞风拂的田园，一是作者横眉冷对的官场世界。倘若只看到和煦安宁的田园，确实“平淡”极了；但将之与厌憎的官场合观，我们就不敢说“平淡”了。如此两方，执其一端，不得其概。倘若人为取舍或无意忽视，均失其真。论此两端，先得勾勒一下田园诗的外延界线。鸡鸣狗吠、茅屋草舍，自不待言；东篱采菊、悠然见山，也不必要排除；种豆锄草，良苗怀新，应最为当行；农人交往，但言桑麻，亦属正宗。举凡田园风光，春种秋收，田家议论，饥寒所迫，灾害所至，农闲消暇，都应当包括在内。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分为农事诗、农村景物诗或其他什么几类。

说到陶渊明与田园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饮酒》其五，恐怕谁都会想到此诗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最能代表他，也最能代表田园诗。日本作家夏木漱石《草枕》说：“仅此两句，便表现了忘却俗世一切辛酸痛苦的境界。写此诗的心情，既不是因为篱笆对面邻女的窥视，也不是由于南山亲友获得了俸职。这完全是一种超然的，涤荡利害得失之污浊的旷怡心灵。”冈村繁先生说：“这两句不仅漱石爱吟，事实上一千三百多年来，无论在中国，抑或在日本、韩国，它都被一直推崇热爱，并受到极高赞赏。《饮酒》诗第五首本身，在渊明众多诗篇中也堪称代表。该诗受到人们高度赞颂的原因正是在于它宁静自然的格调和远超尘俗的飘逸境界。”

图14 当代 卫俊秀饮酒（其五）

卫俊秀 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已故书法家，长于行草，草书犹著。此幅结体凝练，用笔如古藤盘结，时带飞白。卫老占籍山西，尊崇乡贤傅山草书，然实有出蓝之色。是幅为晚年之作，洵为人书俱老。

东篱秋菊，以及作为背景的静默的南山，确实是陶之田园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只看这两句诗不能说不平淡，不能说不飘逸。但此诗一开口即道“结庐在人境”，庐是至为简陋的村舍茅屋，却用了庄重肃穆的“结”，表示这要费点劲儿。也说明铁了心，不再出仕了。“结庐”就“结庐”，何必一定要标出“在人境”，一则指明已属“回乡隐士”；二则浔阳地处东部首都建康和西部中心江陵中间，江陵军阀的叛逆与东晋的安危，使浔阳成为必经之地或扯锯争夺的军事要冲。所以陶之回乡隐居，就好像来到一个多事之地，这对好爱闲静的人来说实在无可奈何，所以立即坚决表示——“而无车马喧”，此处拒绝“车马喧”，高车大马的显宦也一概谢绝。骨相崚嶒的“而”置于句首，就很有些火气，对“车马喧”世界，至少表示鄙夷和厌弃，甚或骨子里带有“横眉冷对”。前人都说此诗之“根”或真意所在，全聚集在“心远”二字。钟惺《古诗归》卷九甚至说这是“千古名士高人之根”。“心远”实即高远，无欲则高，心中既已涤荡，私欲不存，胸中自有高远境界。萧统曾谓陶诗跌宕昭彰，抑扬爽朗，观此诗开头四句最为恰当。

然后观照中四句，秋菊所象征的人格，南山所暗示的境界，其内含意蕴不就很清晰了吗！那迎秋冒霜而开的秋菊，不正是面对“车马喧”大皱其眉的人格再现！那意不在山、适与境会的南山，不正是坚持追求贞志不休“不汲汲于富贵”的境界！结束觅食的归鸟，未尝和从官场归来的诗人没有共同点。山气的自然变化，不正是爱好自由的个性的物化？按理，站在东篱应当看到许多景物，一经“远心”筛选，均与“车马喧”形成对立。有对田园世界的热爱，也有对“车马喧”世界的厌憎，两个世界壁垒森严对峙于诗中。怎能只看到秋菊与南山，而忘却“心远地偏”与“车马喧”呢？我们只觉并非浑身的“闲静、清雅”，所以陶渊明才高雅！

在《饮酒》其九中，他以《楚辞》中《渔父》、《卜居》的手法，虚拟田父劝其出仕，对田父口气很委婉，但一说到做官，则非常决绝：一曰“禀气寡所谐”，再曰“违己讵非迷”，复曰“吾驾不可回”！像这类诗，就看不到“平淡”，田园和官场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说它几近“金刚怒目”，恐怕也不算过分。两个世界不是在陶的田园诗偶然一现，而是经过五官三休的体认形成的基本理念，贯穿在归隐后整个田园诗中。著名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把官场视作“尘网”、“樊笼”，喻己为“羁鸟”、“池鱼”，这是从官场过来人的话，表明缺乏“适俗韵”——适合官场的秉性，视“官”为俗物，大有不堪回首之慨。梁启超曾说：“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像一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惨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这话不无道理。正是出于对世俗官场深恶痛绝，他才发现农村的宁静和净洁：“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里干干净净没有“尘杂”，真是从官场“尘杂”中过来的人才能有的真切体会。如果把“暧暧”四句和包前裹后的十句议论合看，恐怕不能把它也称之“平淡”！其二则一开口就说“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称官务为“人事”，这还算是好听的。“寡轮鞅”，就不那么客气了。在他潜意识里总把腐烂官场作为田园的参照系，用来对比农村的纯净和艰辛。其三写早起晚归劳动的辛苦，“草盛豆苗稀”颇有些自我揶揄，既然不内行，就急忙“晨兴理荒秽”，直到“带月荷锄归”。挥锄对付那些盛草，时间又这样过量，这“带月归”肯定拖着疲惫的身子，这是诗化亦即美化，也是辛苦化，是不言而喻的。还赶上“夕露沾我衣”，所有这些辛苦都是“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就甘美如意，这真是横下了心。这种诗像日记，没有装点修饰，只有真诚与甘辛，它是用汗水浇灌的，以无休止的疲劳换得的，包含着人生的取舍选择，其愿就是不做官，把厌弃的官场用暗示显出，是严肃真挚的，而非平淡轻松。

他归田后遭遇火灾，迫于灾害搬过家，尝过饿冻，甚至还讨饭，这些田园诗又怎样呢？《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把借代官场的“轮鞅”，换作豪奢富丽的“华轩”，家里起火，有多少话要说，他却先说：“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林室、宅宇、余粮全付火中，那“轮鞅”就更具“华轩”般的诱惑，诗人岂没想过？但更想的是甘心以辞，想急忙“且遂灌我园”，用“力耕不吾欺”度灾，又怎能再返“大伪斯兴”的世界中？面对熊熊烈焰尚如此，至于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灾难过后，沉重的辛苦来临。农忙要“晨出肆微勤”，到“日入”才“负耒还”。当黄昏“盥濯息檐下”，洗去两手泥巴，也洗出这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田家苦”不用说就是文以“华轩”对照出的大实话，“异患干”不是别的，正是“八表同昏，平陆伊徂”的官场险恶。他决心把“肆微勤”当做“常业”，把“四体疲”换来微薄收入作为可观的“岁功”，他坚定地想着：“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躬耕”和“代耕”，田园世界和官场世界，在这里由对峙性转入较量性的比较，态度似乎没有乍归田园那样的激烈，但是非依旧昭然若揭，取舍依旧朗然不爽，这样的诗往往出现在此后一段的田园诗中。

有些田园诗，确实只有静美的农村风光，只写风儿如何清凉，鸟啼如何欢欣，稻苗如何“怀新”，平畴如何让人旷怡，但这些多是弃官归田前之作，那时虽然还“静念园林好”，但入仕未深，对官场仍抱有徘徊观望的态度。在三番五次地出入宦海中，其心态是《杂诗》其一“一心处两端”。比如作于38岁时的《和郭主簿》就说过“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看来好像对田园生涯很满足；而且“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日子过得蛮有味道；另外还有“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天伦之乐，这时的心境是“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的“田家乐”。实则他已出仕两次，宦囊不乏余资，小日子会过得有滋有味，不会有什么拮据。而且这是对郭主簿说的，这些“田家乐”的话，说起来安全，不会引人惊猜忌。何况“聊用忘华簪”说得极有分寸，不像永归田园后“甘以辞华轩”那样斩钉截铁。所谓“聊用”只是温和地表示，心底对再仕并未割断念头，这也正是后来还有三次出仕的心理基础。如果把这时期的“一心处两端”和永归后的《咏贫士》其五“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相较，就会显然看出其多所欣的轻松心情，著名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即写于此际。说这些诗“平淡”，岂能有异辞！但他凭着宦资过一段轻松日子，就又急急忙忙“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去做官了，可惜这期间留下的平淡如此的田园诗没有几首，而他绝大多数田园诗都作于永归之后，却并不平淡。

图15 近代 吴昌硕田园风味

陶诗于宋上升为经典，陶公也成为偶像，从此给丹青家们提供了不少永恒的母题与题材。陶诗的“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或许就是一例。“园蔬”既能上诗，也可入画。大约自明代伊始，徐渭、石涛、蒲华、十万山人、赵之谦、吴昌硕、白石等均有此类画传世，吴昌硕这幅白菜南瓜，题曰“田园风光”，可谓陶诗对画家的感染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