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九世纪初的美国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深受德国的影响，强调“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strengwissenschaftliche Methode），但由于过分讲求认识的方法与工具而遗忘了认识的目的。这同时也导致了思想与学术的分离，“把文献考据和印象批评似是而非地混为一谈的人”大行其道，他们把一切都当成文献考据，无休无止地搜集材料，但却无法从中提炼出恒永的人类价值。牺牲广博（breadth）来换取精确性与科学性，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对此白璧德毫不含糊地进行了批判：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在于，我们的心灵已经为沉重的信息资讯所湮没；对于这些信息，我们缺乏内在活力与反思能力来为我所用并转化为有机的营养成分。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不过是信息搜集者的人，不能让他们不恰当地占据平衡处理知识与反思关系者的上风。……假如我们认为检验专业水平的唯一尺度，就是学究们在其所创立的大量烦琐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古典作品的熟悉程度，我们就溢美了学究式研究而赋予其不相配的价值。这意味着抬高了那种消极被动的理智补给工作，这对于当代学术研究来说其实是有毒害的。它鼓励人们放弃一切原生的、自发的思考，从而仅仅在某一小块知识领域成为他人观点的纪录员或仓库。于是，情愿把自己的心灵降低到纯粹机械功能的人常常因此可能熟练掌握材料，并且能对那些更广泛地运用知识的人指手画脚……

 

勿庸讳言，学习的目的是消化知识而不是积累知识；文学研究在考据整理之外还有另外的工作要做。白璧德认为，历史感构成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因此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认真研读古代经典。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总是诉诸我们的更高理性与想象，形式最为纯粹的古典精神服务于更高的理性，它把我们引向类似于宗教的目的，与“深藏我们自身之中的、与天地同体唯一真实自我”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个意义上讲，重视个体感受与印象的现代文学永远不可能真正取代古代经典的位置。不过古典文学也必须和现代生活具有更加广泛的联系，其关键即在于处理好古今关系。古典注目现代就不会变得枯燥板滞；现代依托古典则能避免浅薄浇漓之弊。复兴健全文学的希望在于把古今对抗所割裂的人文传统结合起来；无论是好古者还是崇今者，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与极端科学主义者，因此他们必须停止争执、精诚合作；只有这样，工具化、技术化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不过，这里谈到的人文传统并非旧人文主义传统。在白璧德看来，旧人文主义有时会诱发玩乐主义的生活态度，让学者们蜷缩在象牙塔中把玩故纸而心满意足。因此古典文学作品要注入新的生命和兴趣就不可能指望通过重振旧人文主义来完成，而是要在研究古典作品时更广泛地应用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把它们作为古代与现代世界一脉相承的发展链条上的环节，以更加广阔、有机的方式将它们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所谓“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学术研究共有的、基本的方法，因此“新”人文主义之为“新”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在“比较的方法”之中。白璧德举例说明了如何运用“比较的方法”：

 

以维吉尔为例，要研究他不仅需要熟悉古典时期的“维吉尔”，也需要熟悉后来的那个“维吉尔”——诱导中世纪想象的那个魔幻“维吉尔”、作为但丁向导的那个“维吉尔”等等……如果他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应当能为我们展示亚氏通过拉丁文传统或间接通过阿维罗伊等阿拉伯学者对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他研究的作家是欧利庇得斯，那么他应该知道欧氏在哪些方面影响了现代的欧洲戏剧；他应该有能力对欧利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与拉辛的《菲德拉》之间的异同做出比较。如果他研究的内容是斯多葛思想，那么他应该能用斯多葛派的“完善”理想来对照圣波拿文都拉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等基督教作家所盛称的“完美生活”理想。在关注迄今所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他也不能忽略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撰写的教父文学名篇，因为这些著作表明了古代思想是通过何种方式过渡为中世纪思想与现代思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比较的方法”虽然为新人文主义所首倡，但如果它背离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与标准，比较研究就会变得浮泛无聊。即以文学研究为例，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时期十四行诗诗人的渊源关系固然有趣，但他们如何共同与“恒常的人类心灵”发生联系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不直接亲熟原典便去研究个体作家或国别文学之间的源流影响，那么比较文学必然会产生毒害作用。方法是外在的，人文精神才是问题的本质与核心。

如上文所说，过分强调“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致了思想与学术的分离；另一方面，随着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入，“前人之述备矣”，于是有些学者为了出奇制胜不惜数典忘祖、标新立异而美之名曰“创新”。对此白璧德做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情感自然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卢梭主义者—培根主义互为表里沆瀣一气而导致了这一现象：

 

迄今为止，我们几乎完全是在讨论卢梭主义者或情感自然主义者所说的原创性；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情感自然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之间的几点有趣联系。培根主义者很少关注对古代智慧的吸收，他的目标毋宁说是促进知识的发展。他首先所强调也是新的、创新的事物。以前人们曾经学究气十足地研究权威和法令，而卢梭主义者与培根主义者合作的结果，便是导致了关于原创性的真正学究式研究。学究式的科学家完全被自己那点儿研究内容所吸引，他和完全沉浸在自身情感中的学究式文学家和艺术家是最亲密的兄弟。现代学术界的主角不是人文主义者，而是进行调查研究的人。一个人从发霉的档案中挖掘出一篇未经发表的文献，那么他的地位就会高于有能力明智处置出版文献的人。如果他能以新发现的文献为由写一本书或试图进行翻案，那他就更加光荣了。对真理的热爱不知不觉地蜕变为对矛盾修辞的热爱，而且同一个人往往既是卢梭主义者又是培根主义者。

 

古典主义者常常为创造“典型”而丧失一切个人风格，并以“典型”为名而扼杀原创性，而现代作家则大多孜孜于标榜自我，刻意哗众取宠以达到耸听回视的剧场效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原创性并超越古人。两种极端做法都不足以达到人文的要求。事实上人文标准并不排斥原创性，而是会帮助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什么又只是浅妄的标新立异。温故而知新；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运动”通过“回忆”保存“经验”而迈向更高阶段的“实体”形式。

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处理古今关系、对待经典研究等问题上一样），大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白璧德认为大学的主要目标不是鼓励人们常常所说的创新和独立思想，大学教育也不应该通过炫耀学识来追求创新，而是应当体现出“民族生活中的保守与团结的因素”。在此他特别强调了专门性大学（college，即本书所说的“大学”）的作用，认为它不同于综合性大学或预科学校，而这个区别即在于专门性大学应当格外捍卫人文主义传统与标准。

本来，大学——无论是综合性的大学还是专门性的大学——的最大作用是营造闲暇与反思的氛围来反抗“能量崇拜”（the worship of energy）以及行动的狂热，但当时流行的生活观念拒斥闲暇，认为人是用来达到外在目的的工具而非自身之目的。于是我们看到，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地工作在高校中得到嘉许褒奖，多出、快出成果成为评估学者研究水平的首要指标。白璧德认为这将使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蜕化到狂热追求机械效率的地步，学者们将变得心浮气躁而无法沉潜研究真正的学问。归根结底，高校应当为生活中“最后的安静元素”留下足够的空间，在“东方的寂静主义思想”与“西方式的勤勉”、“纯粹的行动”与“纯粹的休息”之间保持均衡，这样才能实现“无为而有为”（activity in repose）的人文理想，不至于在凯歌高奏的“进步”假象中返回野蛮状态。

我们发现，书中讨论的各项问题最终均结穴于人文主义。那么，白璧德心目中的人文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呢？简言之，这就是“一”与“多”的统一，即在同情与规束—选择之间采取中道、协调自身相反美德的能力。在此我想不妨再补充几句：人文主义意味着对永恒（如康德所谓“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的天道人心）的信慕、对当下的沉著关怀以及——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担当的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