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吕氏春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除了它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之外，《吕氏春秋》还保存了很多先秦的史料及科学文化方面的珍贵资料。这些对研究先秦史和当时科学文化发展情况也是很有价值的。关于历史方面的资料很多，杨宽先生在他的《战国史》中多所利用，这里就不详细引述了，只就科学文化方面的情况简单谈一谈。

《吕氏春秋》保存了很多古代卫生医学方面的知识。它认为人体有“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各个器官都有各自的生理要求，肌肤要求致密，血脉要求畅通，筋骨要求强固，心志要求和顺，精气要求流行，能够满足它们的生理要求，疾病就不会发生了。因此它要求人们在饮食、情欲、运动方面都要多所注意。在饮食方面，它认为要食能按时，要不饥不饱，这样才能保养五藏，身必无灾。不要吃厚味烈酒，“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重己》），这就是疾病的开始。所以它说：“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本生》）在情欲方面，它认为必须有所节制，它说：“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贵生》）又说：“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情欲》）如果失之放纵，就会“身尽府种，筋骨沈滞，血脉壅塞，九窍廖寥”（《情欲》）。它认为一味以“靡曼皓齿，郑卫之音”为乐，这就叫做“伐性之斧”（《本生》）。《吕氏春秋》认为，对于声色滋味，“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才是“全性之道”（《本生》）。在运动方面，它强调精气流通，身体要不活动，精气就会郁结而生病。它认为“出则以车，入则以辇”，一味追求安逸舒适，这就叫做“招蹷之机”（《本生》）。总之，《吕氏春秋》认为：“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尽数》）因此人们要想长寿尽天年，必须避免这些危害。这就是养生之本。它认为只靠就医服药的办法来除治疾病是古人所轻视的下策。《吕氏春秋》所保存的这些卫生医学思想，符合现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的观点，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吕氏春秋》对音乐起源、原始音乐的记叙，是研究音乐史的可贵资料。它保存有音乐起源于人类对自然声音模仿的传说。比如帝颛顼喜欢风的声音，就命令飞龙作音乐效仿八风之音；帝尧命质作乐，质于是效仿山林谿谷之音而作成歌曲；黄帝还曾命伶伦作律，伶伦则根据凤凰的鸣叫，制定十二律音高标准。这些虽然是古老的传说，但从这些传说可以看出古人对音乐起源的认识。它还保存有原始音乐内容的传说，比如葛天氏时期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反映了原始人畜牧和农耕的生活；陶唐〔阴康〕氏之初，水道壅塞，阴气郁滞，人们筋骨不舒，所以制作舞蹈，以利治水的工程；大禹带领人民战胜洪水，于是制作乐舞，歌颂治水的英雄。这些传说也反映了原始音乐与生活的关系。所有这些，对研究音乐史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另外，《吕氏春秋》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我国乐律计算法的三分损益法，它说：“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音律》）有人说《管子·地员》关于三分损益的记载先于《吕氏春秋》。《管子》一书的成书年代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管子》一书不成于管子之手，为后代人纂辑恐怕是可靠的，这样就很难确定它的先后。况且《管子》书中记载的也不完整。总之，《吕氏春秋》对三分损益法的记叙对研究古代音乐是很有意义的。

《吕氏春秋》还保存有天文历法方面的记载。它记载有关于盖天说的早期思想，如“天道圜，地道方”（《圜道》）。“冬至日行远道”，“夏至日行近道”，“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有始》）它还完整地记载了九野和二十八宿的名称。这说明二十八宿的体系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它还记录了很多云气和星的名称，以及一些奇怪的天象。这些对研究古代天文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它还在十二月纪中按月记载了每月太阳、月亮所在的位次，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然界的物候特征；还记录了人们根据物候与生产制定节气的原始形态，如“蛰虫始振”、“始雨水”、“小暑”、“溽暑”、“白露”、“霜始降”等等。这些对研究古代的气候以及生产与气候的关系也是很有用处的。

《吕氏春秋》还保存了战国时期的重农思想和农业生产技术。它在《上农》篇中提出重视农业的思想，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在《任地》、《辩土》、《审时》三篇中集中地讲述了农业生产技术，其中包括对不同的土地要选择不同的耕作时间，施用不同的耕作方法，对不同的土地要加以不同的利用，以使土地各尽其宜。比如它说：“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为其唯厚而及；者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辩土》）又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任地》）这就是说，要分辨土地的情况，然后决定什么土地早耕，什么土地缓耕；对各种不同的土质要加以改良，使之适宜种植。关于耕种方法，它说：“上田弃亩，下田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任地》）这就是说播种时高的田地不要做高畦，低的田地不要做凹畦。播种前要反复耕锄，要适当深耕，这样就不会长杂草，也不会生害虫。又说：“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此之谓耕道。”（《审时》）这就是说，耕作要不疏不密，要做到田里能下得去脚，锄地时能放得下耨，收摘要插得进手。它还特别强调种植五谷一定要审察时节，只有这样才能使籽粒饱满，取得丰收。它在《审时》篇中分别详细地记叙了禾、黍、稻、菽、麦等农作物适时种植就能长势好，籽粒饱满，吃起来有香味，同时讲到不适时种植的危害。所以它得出结论：“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吕氏春秋》所讲的这些农业生产的知识对于研究战国时期农业发展的情况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资料。

这样一部有价值的书，却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比并，看作“倜傥非常之人”所作的重要著作；汉末高诱为之训解，称它“大出诸子之右”。此后，人们或囿于吕不韦的为人，或认为此书杂糅各家不成一家之言，几乎完全忽略了它的价值，很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宋人黄震说：“今其书不得与诸子争衡者，徒以不韦病也。”（《黄氏日抄》）清人卢文弨说：“世儒以不韦故，几欲弃绝此书。”（《抱经堂文集》卷十）今人冯友兰先生说：“惟其成书于众手，各记所闻，形式上虽具系统，思想上不成一家。”（《吕氏春秋集释序》）近世的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几乎无一为《吕氏春秋》单辟一章，都只将其附于有关各家之后。这些看法几乎成为传统的定论，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即使有人认为此书有可取的价值，也生怕跟吕不韦沾上边，必认为此书只是众宾客所为，与吕不韦无关。由于这些看法，致使历代没有深入研究此书者，清代毕沅只是做些校勘的工作，其他一些人只是做些补注之类而已。近人郭沫若先生的《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才为《吕氏春秋》的研究廓清了路径。近来哲学史界和思想史界开始重视这部书了，并取得初步的成果。

关于吕不韦其人，前面已经叙述，他的功绩还是要肯定的。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关系也是无法把它拆开的。《吕氏春秋》是在吕不韦主持下纂辑的，它的思想基本上就是吕不韦的思想。所以不能说吕不韦没有参与《吕氏春秋》的成书。至于对《吕氏春秋》属于杂家的理解，我们想再说几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它归入杂家。这个杂字，乃“会聚”之意，非“杂糅”之谓。班固并不认为它不成一家之言，班固对杂家有十分中肯而深刻的解说，它说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班固的意思是，杂家主张治国安邦要兼采各家之长，并用自己的主导思想把它贯穿起来。《吕氏春秋》正是这样。从前面我们对它的政治思想分析已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采取各家，又不同于各家，它已经将各家思想融会贯通，成为它自己的思想。吕不韦认为，对于治国，各家都有有用的东西，又都有片面偏激的东西，必须把这些有用的东西集中融会起来，它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要“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用众》）。并且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用众》）它认为只有集各家之长才能成就自己完美的体系。它的“粹白之狐”与“粹白之裘”的比喻正是它融合百家之言而成《吕氏春秋》的主观愿望的形象说明，《吕氏春秋》思想体系的形成说明吕不韦的愿望基本上是实现了。

《吕氏春秋》的编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在先秦的著作中是仅见的。《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十二纪每纪五篇，计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只《有始览》为七篇，计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计三十六篇，十二纪后有《序意》一篇，所以总计一百六十篇，约十一万言。纪、览、论又各成系统，十二纪是全书思想的主旨和纲领，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每一纪都以月令开头，由于吕氏认为春季是万物滋生的季节，所以春季三纪里所辖的文章如《本生》、《重己》等多与养生的内容有关；夏季是万物繁长的季节，所以将与人的生长特别需要的教育音乐有关内容放在夏季三纪之中。秋季万物成熟，有一种肃杀之气，所以秋季三纪中所辖的文章大体上谈论与战争有关的内容。冬季万物敛藏，所以将《节丧》、《安死》之类的文章归属于冬季三纪之中。八览是进一步阐述吕氏的思想，而且着重于君道和治术方面。《有始览》讲天地有始，然后说“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这就是说，所谓览，就是圣人览观万物之法。下面几览讲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十分贯通整齐。六论所论内容每论开头一篇有时联系并不很密切，如《开春论》，所以说，六论有点像杂篇的性质了。《序意》一篇是全书的序言，讲述全书的指导思想，依照古人的体例应该放在全书之后，而现在放在十二纪之后，八览六论之前，恐怕是因为《序意》残缺错简，只剩下论及十二纪的文字而没有了论及八览六论的文字，而被后人误置的结果。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吕氏春秋》的编排为八览、六论、十二纪，纪在最后。从全书的思想和内容看，恐怕这不是吕氏古本原貌，而现存十二纪在前的编排才和吕氏的思想是一致的。由于《吕氏春秋》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整齐，所以出现一些割裂、重复的现象。有时为凑足一览一论的篇数，竟将同一个内容分割成几篇，如《有始览》的《去尤》，《先识览》的《去宥》，《有始览》的《应同》，《恃君览》的《召类》，等等。还有的是两篇之中有文字几乎相同的叙述，如《长见》和《观表》中的吴起治西河一事，《谕大》和《务大》中有关燕雀一段的记叙和议论，等等。

《吕氏春秋》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元至正年间嘉兴路儒学刊本。明代出现了一批刻本，比较重要的有弘治十一年李瀚刻本，嘉靖七年许宗鲁刻本，万历己卯张登云校本，姜璧重刻本，万历年间宋邦乂等校本，宋启明刻本，万历丙申刘如宠刻本，乙巳汪一鸾刻本，庚申凌稚隆套印本等十余种。清乾隆年间，毕沅根据元刻本和他所能见到的部分明刻本进行过一次比较全面的校理，纠正旧刻错误不少。近人许维遹作《吕氏春秋集释》，又对毕校本有所是正。毕氏所见旧本不全，难免疏漏；许氏《集释》亦多有讹错及手民之误。我们的《吕氏春秋译注》以乾隆五十三年刻毕校本为底本，参照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元明刻本十四种（详见《吕氏春秋》原文校勘所据旧刻本），以及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详加校订，斟酌去取。

我们在译注过程中，在一些专门问题上曾得到北京大学阴法鲁教授、曹先擢教授、楼宇烈教授、徐兆奎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杨直民教授，北京天文馆徐登里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北京大学何九盈教授热情地为我们审阅了部分稿件。特别是我们敬爱的了一先生为我们作序并审阅部分稿件，燕孙先生为我们题写书名，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和鞭策。在这里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五月